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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朝廷实施“开中法”。
所谓开中，就是政府开出军需标（物资名称、运达地点），如标的物是粮食，商人可根据要求，输军粮至边关指定地点；政府收到标的物后，按公示的标准付给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称为中的。商人则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盐场购盐，销售后获取购销差价，便是经营利润。
明清两代政府都对盐实行垄断经营，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食盐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因此迅速崛起。
梁漱溟先生指出，在西方，商业一般依靠海上交通，以国际互市为大宗；但中国因为长期海禁，闭塞的西北内陆反倒领先东南沿海。陕商兴起恰好与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有一定关系。不过中国不像欧洲国家，中国区域面积大，地区之间又有很大差异，因此足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内贸易市场，从而支撑起一些大型商业组织。陕商基本上靠省际贸易，尤其是内陆地区的贸易而发展壮大。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蒙古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尤其是四川，清代雍乾以后淮扬盐业渐衰，蜀中盐业渐盛，陕西商人遂纷纷“弃淮入川”，先是主要经营盐业，继而兼营川丝、夏布、药材、当铺、铁砂等多个品类。嘉（庆）道（光）以后，陕商更是遍布全川，以至于“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
费孝通先生指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而地缘则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十大商帮”中，陕商与晋商常常合称为“西商”或“山陕商帮”，他们在相当区域内常常处于领袖地位。在很多地方，人们都管山西商人叫作“老西”，管陕西商人叫作“老陕”。因其独特的商业文化，西商成为中国古代商业史的重要一页，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
从明初到清末，山陕商人以其轻生重死、质直、博大的气概，从盐业起步，将业务扩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毛皮、金融等诸多行业；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国内，还远及朝鲜和俄罗斯，可以称得上是雄霸一方。
明朝中期以后，开中法取消，中国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集散地又在扬州，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雄起。为了跟徽商抗衡，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时有联合，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地缘产物。
明代宋应星谈到商帮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而陕商一度在晋商和徽商之上。明代陕商多靠经营布匹起家，等资本雄厚便涉足盐茶等大宗。明清时期，三原泾阳茶叶业很发达。到了清代，泾阳为茶业集散地，茶商聚集，茶叶加工人数众多，关中不少商人因开茶店经营茶叶而致富。
陕商经营的商品以茶叶和盐为大宗，这两类商品都有专营的色彩。在中国古代商业中，“盐者利之宗”。陕商从明初就以盐商而闻名，明中期大量迁居扬州。扬州现存的法净寺明代称“大明寺”，便为弘治六年（1493）陕商捐资修建。正德之后，陕西盐商集聚扬州者，多为关中人，财力称雄服众望者，有三原县的梁家、泾阳县的张家和郭家，还有西安的申家以及临潼县的张家。这几家是陕西盐商在扬州的主要势力，每家都有自己的商号，以此为据点，吸引了大量的亲属和宗族来扬州，从事盐业贸易。
入清之后，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逐渐分化，山西盐商在长芦和河东盐区取得了控制权，陕西商人从清初就主导着四川的食盐贸易。在四川盐场每斤盐只需数文，而在湖广可以卖到90到200文。将食盐沿长江运出去，再换成棉花运回，一斤盐能换一斤棉花，最夸张的说法是一斤盐可以换一斤白银。陕商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四川盐业兴起始于宋代，新的凿井技术促成了四川盐井的高产和稳产。自贡盐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地位，有研究者认为自贡盐业是“中国第一个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私营井盐工业”。
清代时，依靠陕商资本，自贡盐业迅速崛起。采盐是系统工程，它涉及土地租赁、卤水开采、卤水运送、成品加工、食盐销售等诸多方面，一口鹽井钻探几年后方能“见功”，如资金链断裂，势必前功尽弃，而出卤后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老天保佑，毕竟有的井高产，有的井贫瘠。陕商为防范风险，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既平衡了各方利益，又保证了持续投入。这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早期石油开采时的做法类似，而且这些盐业大亨大都是白手起家，依靠高度成熟的专业经理人制度。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清末，自贡完全自发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自贡初期靠吸卤炼盐，随着卤水井越来越少，人们找到了储量更丰富的岩盐资源。将水打入地下，充分溶解矿盐后再吸出来，自贡商人迅速完成了从发现，到实验，再到量产的全部环节，在不经意间，他们创造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采盐方式，将产能提升至现代企业的水准。
陕商在自贡的商号达150余家之多。从商业进一步跻身工业制造，这是陕商在晚清时期最大的变化。有人估计，陕西商人所占四川食盐生产的总资本，从1830年的无份额可言，上升至1870年代的百分之七八十。此外，陕西商人在四川全省的茶叶贸易和当铺设立上，也占据突出的地位。
陕商入川，以水道将川盐运销贵州，途径泸州，沿赤水河上溯至茅台，卸盐下船再用人背马驮，分运贵阳和安顺，怀仁县茅台镇就成为陕商重要的水陆中转站。据说，有一个姓刘的陕西商人常驻茅台，他是凤翔柳林镇人，见当地白酒紧缺，遂从家乡请来一位姓田的酿酒师傅，按照西凤酒的配方开始造酒；到了清末，盐商华联锋和王立夫在茅台创建成义酒厂和荣和酒厂，茅台酒逐渐成为名酒。被称为“西南巨儒”的清代著名诗人郑珍，就写有“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陕商的兴起。清朝时期，中国茶叶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英国与俄国是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后期英国以印度茶叶取代中国茶叶，俄国逐渐代替英国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市场）。英国依靠海运优势把持了茶叶贸易，中俄茶叶贸易则主要依靠陆路，陕商和晋商具有传统优势。
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以及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茶叶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阳，再经唐白河、唐河水道北上，到达赊旗（今社旗），此后改陆运北行，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再远销恰克图。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输入则主要是毛皮，其业务皆为山陕商人所垄断。
汉口因茶而兴盛。像当初的广州一样，汉口作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从乾隆时代就极其兴盛，万商云集。从汉口到恰克图的“中俄万里茶路”，赊旗恰好是水运终点和陆运起点。这种特殊的地位，使这个明代时尚不见经传的赊旗小镇，在清朝数十年间便成为所谓的“天下第一店”（赊店）。乾嘉年间，赊旗汇集了来自全国16省的商家，镇内街道商号林立，全镇有72条街道，大小店铺几百家，人口达13万之多。21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500多家商号总集百货，72条街分行划市相聚经营。
乾隆四十年（1775），来自陕西韩城党家村的商人贾翼堂在赊旗镇创办了商号“合兴发”。到嘉庆年间，“合兴发”拥有赊旗镇南北太平街上的全部商业店面，常驻赊旗镇的雇员有数百人。据说，嘉庆、道光和咸丰三朝，从河南往韩城老家運送银两的镖驮不绝于道，“日进白银千两”。
商业很容易受到政治动荡和战争的摧毁。明末时期民变四起，李自成在西安“下掠金令”，许多盐商家破人亡。关中大盐商在明代经营了200多年，从扬州运回大量金银，在关中开设的商铺和当铺，还有埋在地下的金银，都被没收，“家业已荡然如洗”。
从晚清到民国，战争在中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使传统盐商遭到灭顶之灾。茶叶贸易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20世纪，俄帝国的覆灭与印度茶的竞争，将中国茶无情地逐出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京汉铁路和俄国远东铁路的开通，传统的水运迅速没落，赊旗与恰克图一样，失去了交通枢纽地位，因茶而兴的山陕商人也随之风流云散。
明清时期的陕商，大多出自关中几个县，如泾阳、三原、富平、凤翔等；他们的生意都在四川、河南、江苏、湖南等外省，虽然获利不菲，但对关中经济影响甚微。他们既不在陕西置买田产，也不兴办实业。和所有的传统商人一样，陕商最后基本上都是结交官宦，让子弟转向科举，当官发财，发财当官，这才是“正途”。“三水唐家”后来就走向官场，第六代唐迁铨成为官居三品的盐运使，实现了从商人到“红顶”的成功转型。到清末，唐氏子孙中捐得或考取各种官衔的有36人之多。
“三水（旬邑旧称三水）唐家”祖上是山西人，明末迁居陕西。乾隆年间，唐士雅把南方的茶叶、绸缎运向北方，把北方的烟叶、蚕丝等运到南方；在这种南北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极盛时，其商号遍及十三省。乾隆六十年（1795），唐家第三代唐景忠亲赴北京，参加了乾隆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受赠七品官服、银牌、手杖、御制七言律等，荣极一时。
明清时期，关中民间教育主要是通过社学、义学和私塾，五十户为“社”，社学即村办学校。在很多地方学校，除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商教育也是基本内容。在关中传统乡村，风俗是“多习书吏，故刀笔甲天下，次者儒，又次行贾”，当商人势力崛起后，许多地方风俗也随之改变，人们“崇儒薄吏。与其吏也，宁贾”。
徽州因为人多地少，逼迫人们出去经商，从而形成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帮——徽商。相对而言，关中人地矛盾倒没有徽州那么紧张，相当一部分陕商是依靠农业原始积累进入商业的。在一定程度上，关中人更接受一种亦商亦农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也导致陕商始终没有脱离小农意识，在经营上见好就收。这种“财取足用”的局限，使陕商在后期资本积累规模上，远远逊色于晋商和徽商。
传统中国以家族为社会基础。陕商走上商业的活动，就其社会背景而言，大多都是家贫子多之家；他们不是儒商兼业，就是农商世家，或则为吏为医，他们的一切，都是照应着全家族的利益，为代表家族的一种行动。于是在其商业利润的累积达到相当的程度时，要不就析箸分家，要不便须供养整个家族的人。这固然是传统社会之美德，但对于资本的积累，不能说不是一种阻碍。
关中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当铺、放印子钱（高利贷），获利丰厚，因此很少投资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嘉庆时期，陕西西安、凤翔等五府四十余州县，就有各种质库当铺800余座，平均每县有20个。陕西虽然产棉很多，却无力加工成布，大量棉花运往外省，然后再把棉布运入。明清两代，往来南北的陕商没有把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带入陕西，反而让江南浮奢之风影响了关中社会风气。
“三水唐家”堪称“秦商巨贾”，经商致富后，置买大量土地，每年巨额地租收入都被用于奢侈享受。著名的“唐家大院”建于道光五年（1825），整个建筑为木石砖结构，历时四十三年，做工极其精细考究。最多一天，有三四百名匠人同时施工。每座房子均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与山陕会馆的建筑风格颇有相似。大院落成后，唐家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庆祝，一连唱了三个多月。这座八十七院、两千七百多间宫殿式的唐家大院，经子孙变卖和战乱毁坏，只有五座院子留存至今。
（作者系文史学者）
所谓开中，就是政府开出军需标（物资名称、运达地点），如标的物是粮食，商人可根据要求，输军粮至边关指定地点；政府收到标的物后，按公示的标准付给商人一定数量的“盐引”，称为中的。商人则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盐场购盐，销售后获取购销差价，便是经营利润。
明清两代政府都对盐实行垄断经营，成本低而售价高，商人只要获得食盐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因此迅速崛起。
梁漱溟先生指出，在西方，商业一般依靠海上交通，以国际互市为大宗；但中国因为长期海禁，闭塞的西北内陆反倒领先东南沿海。陕商兴起恰好与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有一定关系。不过中国不像欧洲国家，中国区域面积大，地区之间又有很大差异，因此足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内贸易市场，从而支撑起一些大型商业组织。陕商基本上靠省际贸易，尤其是内陆地区的贸易而发展壮大。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蒙古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尤其是四川，清代雍乾以后淮扬盐业渐衰，蜀中盐业渐盛，陕西商人遂纷纷“弃淮入川”，先是主要经营盐业，继而兼营川丝、夏布、药材、当铺、铁砂等多个品类。嘉（庆）道（光）以后，陕商更是遍布全川，以至于“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
【盐与茶】
费孝通先生指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而地缘则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十大商帮”中，陕商与晋商常常合称为“西商”或“山陕商帮”，他们在相当区域内常常处于领袖地位。在很多地方，人们都管山西商人叫作“老西”，管陕西商人叫作“老陕”。因其独特的商业文化，西商成为中国古代商业史的重要一页，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
从明初到清末，山陕商人以其轻生重死、质直、博大的气概，从盐业起步，将业务扩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毛皮、金融等诸多行业；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国内，还远及朝鲜和俄罗斯，可以称得上是雄霸一方。
明朝中期以后，开中法取消，中国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集散地又在扬州，具有地缘优势的徽州随之雄起。为了跟徽商抗衡，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时有联合，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地缘产物。
明代宋应星谈到商帮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和徽郡三方之人”，而陕商一度在晋商和徽商之上。明代陕商多靠经营布匹起家，等资本雄厚便涉足盐茶等大宗。明清时期，三原泾阳茶叶业很发达。到了清代，泾阳为茶业集散地，茶商聚集，茶叶加工人数众多，关中不少商人因开茶店经营茶叶而致富。
陕商经营的商品以茶叶和盐为大宗，这两类商品都有专营的色彩。在中国古代商业中，“盐者利之宗”。陕商从明初就以盐商而闻名，明中期大量迁居扬州。扬州现存的法净寺明代称“大明寺”，便为弘治六年（1493）陕商捐资修建。正德之后，陕西盐商集聚扬州者，多为关中人，财力称雄服众望者，有三原县的梁家、泾阳县的张家和郭家，还有西安的申家以及临潼县的张家。这几家是陕西盐商在扬州的主要势力，每家都有自己的商号，以此为据点，吸引了大量的亲属和宗族来扬州，从事盐业贸易。
入清之后，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逐渐分化，山西盐商在长芦和河东盐区取得了控制权，陕西商人从清初就主导着四川的食盐贸易。在四川盐场每斤盐只需数文，而在湖广可以卖到90到200文。将食盐沿长江运出去，再换成棉花运回，一斤盐能换一斤棉花，最夸张的说法是一斤盐可以换一斤白银。陕商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四川盐业兴起始于宋代，新的凿井技术促成了四川盐井的高产和稳产。自贡盐业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经济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地位，有研究者认为自贡盐业是“中国第一个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私营井盐工业”。
清代时，依靠陕商资本，自贡盐业迅速崛起。采盐是系统工程，它涉及土地租赁、卤水开采、卤水运送、成品加工、食盐销售等诸多方面，一口鹽井钻探几年后方能“见功”，如资金链断裂，势必前功尽弃，而出卤后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老天保佑，毕竟有的井高产，有的井贫瘠。陕商为防范风险，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既平衡了各方利益，又保证了持续投入。这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早期石油开采时的做法类似，而且这些盐业大亨大都是白手起家，依靠高度成熟的专业经理人制度。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清末，自贡完全自发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自贡初期靠吸卤炼盐，随着卤水井越来越少，人们找到了储量更丰富的岩盐资源。将水打入地下，充分溶解矿盐后再吸出来，自贡商人迅速完成了从发现，到实验，再到量产的全部环节，在不经意间，他们创造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采盐方式，将产能提升至现代企业的水准。
陕商在自贡的商号达150余家之多。从商业进一步跻身工业制造，这是陕商在晚清时期最大的变化。有人估计，陕西商人所占四川食盐生产的总资本，从1830年的无份额可言，上升至1870年代的百分之七八十。此外，陕西商人在四川全省的茶叶贸易和当铺设立上，也占据突出的地位。
陕商入川，以水道将川盐运销贵州，途径泸州，沿赤水河上溯至茅台，卸盐下船再用人背马驮，分运贵阳和安顺，怀仁县茅台镇就成为陕商重要的水陆中转站。据说，有一个姓刘的陕西商人常驻茅台，他是凤翔柳林镇人，见当地白酒紧缺，遂从家乡请来一位姓田的酿酒师傅，按照西凤酒的配方开始造酒；到了清末，盐商华联锋和王立夫在茅台创建成义酒厂和荣和酒厂，茅台酒逐渐成为名酒。被称为“西南巨儒”的清代著名诗人郑珍，就写有“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陕商的兴起。清朝时期，中国茶叶成为国际市场的畅销品。英国与俄国是中国茶叶的主要进口国（后期英国以印度茶叶取代中国茶叶，俄国逐渐代替英国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市场）。英国依靠海运优势把持了茶叶贸易，中俄茶叶贸易则主要依靠陆路，陕商和晋商具有传统优势。
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以及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茶叶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阳，再经唐白河、唐河水道北上，到达赊旗（今社旗），此后改陆运北行，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再远销恰克图。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输入则主要是毛皮，其业务皆为山陕商人所垄断。
汉口因茶而兴盛。像当初的广州一样，汉口作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从乾隆时代就极其兴盛，万商云集。从汉口到恰克图的“中俄万里茶路”，赊旗恰好是水运终点和陆运起点。这种特殊的地位，使这个明代时尚不见经传的赊旗小镇，在清朝数十年间便成为所谓的“天下第一店”（赊店）。乾嘉年间，赊旗汇集了来自全国16省的商家，镇内街道商号林立，全镇有72条街道，大小店铺几百家，人口达13万之多。21家骡马店，朝夕客商不断；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500多家商号总集百货，72条街分行划市相聚经营。
乾隆四十年（1775），来自陕西韩城党家村的商人贾翼堂在赊旗镇创办了商号“合兴发”。到嘉庆年间，“合兴发”拥有赊旗镇南北太平街上的全部商业店面，常驻赊旗镇的雇员有数百人。据说，嘉庆、道光和咸丰三朝，从河南往韩城老家運送银两的镖驮不绝于道，“日进白银千两”。
商业很容易受到政治动荡和战争的摧毁。明末时期民变四起，李自成在西安“下掠金令”，许多盐商家破人亡。关中大盐商在明代经营了200多年，从扬州运回大量金银，在关中开设的商铺和当铺，还有埋在地下的金银，都被没收，“家业已荡然如洗”。
从晚清到民国，战争在中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使传统盐商遭到灭顶之灾。茶叶贸易也好不到哪里去。进入20世纪，俄帝国的覆灭与印度茶的竞争，将中国茶无情地逐出国际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京汉铁路和俄国远东铁路的开通，传统的水运迅速没落，赊旗与恰克图一样，失去了交通枢纽地位，因茶而兴的山陕商人也随之风流云散。
【本与末】
明清时期的陕商，大多出自关中几个县，如泾阳、三原、富平、凤翔等；他们的生意都在四川、河南、江苏、湖南等外省，虽然获利不菲，但对关中经济影响甚微。他们既不在陕西置买田产，也不兴办实业。和所有的传统商人一样，陕商最后基本上都是结交官宦，让子弟转向科举，当官发财，发财当官，这才是“正途”。“三水唐家”后来就走向官场，第六代唐迁铨成为官居三品的盐运使，实现了从商人到“红顶”的成功转型。到清末，唐氏子孙中捐得或考取各种官衔的有36人之多。
“三水（旬邑旧称三水）唐家”祖上是山西人，明末迁居陕西。乾隆年间，唐士雅把南方的茶叶、绸缎运向北方，把北方的烟叶、蚕丝等运到南方；在这种南北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极盛时，其商号遍及十三省。乾隆六十年（1795），唐家第三代唐景忠亲赴北京，参加了乾隆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受赠七品官服、银牌、手杖、御制七言律等，荣极一时。
明清时期，关中民间教育主要是通过社学、义学和私塾，五十户为“社”，社学即村办学校。在很多地方学校，除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经商教育也是基本内容。在关中传统乡村，风俗是“多习书吏，故刀笔甲天下，次者儒，又次行贾”，当商人势力崛起后，许多地方风俗也随之改变，人们“崇儒薄吏。与其吏也，宁贾”。
徽州因为人多地少，逼迫人们出去经商，从而形成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帮——徽商。相对而言，关中人地矛盾倒没有徽州那么紧张，相当一部分陕商是依靠农业原始积累进入商业的。在一定程度上，关中人更接受一种亦商亦农的生活方式，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也导致陕商始终没有脱离小农意识，在经营上见好就收。这种“财取足用”的局限，使陕商在后期资本积累规模上，远远逊色于晋商和徽商。
传统中国以家族为社会基础。陕商走上商业的活动，就其社会背景而言，大多都是家贫子多之家；他们不是儒商兼业，就是农商世家，或则为吏为医，他们的一切，都是照应着全家族的利益，为代表家族的一种行动。于是在其商业利润的累积达到相当的程度时，要不就析箸分家，要不便须供养整个家族的人。这固然是传统社会之美德，但对于资本的积累，不能说不是一种阻碍。
关中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当铺、放印子钱（高利贷），获利丰厚，因此很少投资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嘉庆时期，陕西西安、凤翔等五府四十余州县，就有各种质库当铺800余座，平均每县有20个。陕西虽然产棉很多，却无力加工成布，大量棉花运往外省，然后再把棉布运入。明清两代，往来南北的陕商没有把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带入陕西，反而让江南浮奢之风影响了关中社会风气。
“三水唐家”堪称“秦商巨贾”，经商致富后，置买大量土地，每年巨额地租收入都被用于奢侈享受。著名的“唐家大院”建于道光五年（1825），整个建筑为木石砖结构，历时四十三年，做工极其精细考究。最多一天，有三四百名匠人同时施工。每座房子均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与山陕会馆的建筑风格颇有相似。大院落成后，唐家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庆祝，一连唱了三个多月。这座八十七院、两千七百多间宫殿式的唐家大院，经子孙变卖和战乱毁坏，只有五座院子留存至今。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