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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燕京,投身于爱国运动】
1897年12月2日,一个婴儿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田庄镇一个贫寒之家。就在他出生前的18天,德国以“巨野教案”中两个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海军登陆青岛。次年,德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
1904年,这个年幼的孩子走进当地的私塾,塾师许庆霖为他起学名刘德元,字乾初(潜初)。名与字源自《易经》“乾卦”,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义。从此,光、德、元、乾、初这几个字,贯穿了刘谦初的整个生命。九年后,刘谦初考入位于平度城南关的知务中学,读书的第二年,胶东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德青岛之战爆发,身边战火的灼烤,让刘谦初寝食难安。
1915年,醉心于复辟的袁世凯宣布推翻共和,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在元旦登基。劉谦初在学生会上发表演讲,斥责袁世凯窃国殃民,并步岳飞《满江红》的韵,填写了一首讨袁词:“心潮起伏,莽原上,玉龙翻飞。举目望,放喉高歌,情怀激越。千年帝制已归去,四亿神州向共和。须警觉,有人开倒车,蹈覆辙。袁世凯,复帝制,新青年,举干戈。跨骏马直捣袁氏巢穴。壮士饥餐国贼肉,笑谈渴饮袁凶血,待到国制重光日,奏凯歌。”此词在同学中间广为流传。
课余时,诸多爱国学子聚集在一起,密切关注讨袁的动态,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刘谦初脑海中形成。1916年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谦初带领十几位学生翻墙而出,他们的目的地是青岛,准备参加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讨伐袁世凯。
刘谦初等人被编入第三支队的炮兵团,他先是任团部司书,后任队部书记。1916年5月4日,东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第一支部司令薄子明率领,沿胶济线攻周村外;另一路则由居正亲自率领,从青岛乘车出发,沿胶济路前进,攻打潍县。
这次投笔从戎,刘谦初和他的知务中学的同学们均荣膺“义勇奖牌”一枚。这枚奖牌为银质,正面铸刻着“山东第三支队义勇奖牌”的字样。1916年11月,刘谦初带着十多位同学回到平度,但是英雄凯旋,并没有鲜花与掌声,他们反而被知务中学开除了。
离校后,刘谦初考入了齐鲁大学预科,却因家贫辍学。后经人介绍,到黄县崇实中学任教,主讲《国文》和《历史》。教学之余,刘谦初阅读鲁迅和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并参加了基督教上海圣教书报公会的征文比赛,题为《我的二十世纪宗教观》,获得第一名。1922年9月,凭着这篇文章,刘谦初得到了免费入读燕京大学的资格。经过测评,他直接升大学二年级,主修历史,辅修地理。
刘谦初才华横溢,在燕京大学崭露头角。1923年5月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协和医院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华北六所名校的演讲高手,云集北大三院进行演讲大赛。刘谦初演讲的题目是《武力不能统一今日的中国》,批驳了“武夫当国”的军阀统治现状,一鸣惊人,获得二等奖。
《燕大周刊》的主编熊佛西也在演讲现场,不由得对这位学弟刮目相看。他要来刘谦初的演讲稿,破例发表在5月26日出版的第14期《燕大周刊》。在此之前,《燕大周刊》“向来不载政治文章”。熊佛西毕业后,董秋斯接任《燕大周刊》主编,刘谦初任副主编,《燕大周刊》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燕京学子。
1924年6月,经方伯务、范鸿劼介绍,刘谦初秘密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方伯务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6月2日,刘谦初首先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实行全校罢课、游行,声援上海受难同胞。在他的倡议下,当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告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他和董秋斯不负众望,被选为该会主要负责人。
6月24日下午两点,“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48人前往北洋军阀执政府,刘谦初和女师大的张平江(女)、清华的包华国、北大的王钟文、法大(中法大学)的彭革陈、汇文的林其煌作为发言代表,向执政府进行请愿,传达爱国学生的诉求。学生代表到达后,段祺瑞正在会见外宾。代理外交总长沈瑞麟和陆军总长吴光新在执政府外客厅接见了六位发言代表,在女师大张平江的再三坚持下,与全体代表会见,并面对全体代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涉质询中,刘谦初等作为学生代表,转达了众愿,陈述了民意,而大批的燕京学子,也不再把目光紧盯在书本上,而是投身于民族解放和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刘谦初在领导“燕京大学沪案后援会”的这段时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同学们佩服他的担当和投入、勇气与策略,就连燕京大学教务长洪业也这样评价:“刘先生(指刘谦初)无疑是北京最杰出的学生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至1925年刘谦初就读燕大时,正值新文学勃兴之时。周作人、许地山等新文学名家在燕大执教,熊佛西、冰心、凌叔华等也在该校就读,他们与刘谦初或有直接交往,或有间接联系。泰戈尔访华前夕,刘谦初翻译了泰戈尔在美国的文章,发表在《燕大周刊》。沈从文结识燕大学生会主席董秋斯后,也同时认识了刘谦初、张采真,晚年沈从文写文章回忆燕京大学的朋友,就提到了刘谦初。
【革命伴侣比翼飞】
刘谦初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在镇江润州中学执教了一年,随后,他应董秋斯、蔡咏裳夫妇之邀,南下广州。刘谦初本想加入黄埔军校,但因该校不招收已获得大学文凭的年轻人,未能如愿。于是,他进入岭南大学附中教书,与钟敬文交往甚密,两人朝夕相处,并一起翻译东南少数民族的情歌。
当时,北伐战争席卷神州,革命的中心从广州渐渐转移到武汉。1926年12月,刘谦初、董秋斯、蔡咏裳离开广州,奔赴武汉。刘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被委任为宣传科社会股股长。他在加强社会宣传、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军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得军部器重,被推选为第十一军接待新闻记者委员。1927年1月25日,经王海萍介绍,刘谦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7日,武汉市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70万人,在汉口江岸和武昌洪山分别举行大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悼念大罢工中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杀害的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等人。会后,第十一军政治部创办《血路》周刊,董秋斯任主编,刘谦初任副主编。他在出版的《血路》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二七”四周年纪念告革命的民众》。
不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刘谦初在典礼上做演讲,台下有一位来武昌学习的女共产党员,叫张文秋。她被这位讲演者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更为他渊博的知识所倾倒。
演讲结束后,张文秋和刘谦初同时被恽代英邀请到家中做客,恽代英从食堂打来饭菜,留二人共进午餐。刘谦初被眼前这位端庄秀丽、英姿飒爽的姑娘吸引住了,在交流中,他得知这位女士叫张文秋,虽比自己小五岁,却比自己加入中共还早一年。她是湖北京山县人,1917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陈潭秋在这所学校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董必武教国文和历史,正是在这两位老师的熏陶影响下,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得知了张文秋的履历后,刘谦初对这位好学的女士刮目相看。
两人相识后,意气相投,刘谦初对张文秋发动了“情书攻势”。在情书中,刘谦初写了一首诗,坦白心迹:“如痴如醉九回肠,无晦无明暗自伤。曲曲黄河犹有尽,此愁更比黄河长。”他们在首义公园的长条椅上畅谈妇女解放,在黄鹤楼遗址前举杯互致美好的祝愿,前往参加“二七”大罢工四周年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刘谦初还风趣地为张文秋赋诗一首:“刘娘更比刘郎骄,南征北战保边疆。百战沙场无敌手,哪怕短刀和长枪。”
恽代英见他们彼此有意,就鼓励刘谦初:“人生三十而立,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谓无愧事业,该关心一下婚姻大事了。”1927年4月26日,刘谦初、张文秋在武昌汉阳门大街的表姐李桂英家中,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而恰巧也是在4月的武汉,刘谦初、张文秋遇到了毛泽东。
在张之洞创办的北路小学堂旧址基础上,毛泽东主持成立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4月4日,农讲所举行了开学典礼。距农讲所两百米远的都府堤41号,是毛泽东1927年主持农讲所工作并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旧居,也是毛泽东、杨开慧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一家团聚的地方。
刘谦初、张文秋一起去都府堤41号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和杨开慧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听说这对热恋中的男女即将举行婚礼,毛泽东风趣地说:“别人会祝你们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们早生、多生千金,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我有3个儿子呐!”张文秋看着依偎在身旁的5岁的毛岸英、4岁的毛岸青,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她竟然真的先后成为这两个孩子的丈母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第二天,正當大家踊跃发言时,忽然传来一个晴天霹雳:在北京,李大钊、路友于、方伯务、范鸿劼等20人被判处绞刑。当年,在北京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过程中,刘谦初与路友于、方伯务、范鸿劼联系密切,互相配合,既有深厚的革命情谊,也有诚挚的私人友情。
刘谦初和张文秋赶往汉口,大礼堂内,追悼大会由陈潭秋主持。刘谦初看着主席台中央挂着李大钊先生的像,想起李大钊《牺牲》文中的这段话:“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新婚第三天,刘谦初即接到紧急命令随军北伐,张文秋则留在故乡京山继续战斗,他们这一别,就是两年。
【临危受命,从福建转战山东】
1927年10月,刘谦初和孟用潜、张采真、苏国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福建。刘谦初一行到达漳州后,由刚恢复不久的闽南特委分配他任漳州地区党的书记,负责领导漳州城区、漳州南乡、南靖县的程溪和靖城等地党的工作。1927年12月中旬,组织派刘谦初到福州,作为省委巡视员,恢复党的工作。
刘谦初很重视农运工作,在桃源支祠民团部开办农民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培训了农民干部十余人。
刘谦初在福建领导革命工作时,经历了一件大事——陈祖康叛变。陈祖康当时被选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常委,分管组织漳州的党务工作。驻漳州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派人劝陈合作,在多方影响下,陈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中共福建临时书记罗明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指定陈代理临委书记。6月16日,陈以“子侃”的署名在《漳州日报》上发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声明脱离共产党。
1928年9月初,中共福建省“一大”在厦门鼓浪屿的一幢三层洋楼中召开。刘谦初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着重解决陈祖康叛变后福建党组织存在的问题。
当时,山东党组织因叛徒破坏,导致省委书记邓恩铭等大批同志被捕,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尽快恢复山东省委的工作,1929年2月,中央将刘谦初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抵达济南后,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代课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而革命中的张文秋也转战南北,曾领导了河南驻马店的秋收暴动,曾在豫鄂边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坚持游击战,曾担任湖北省委秘书处和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
1929年4月,中央派刘晓浦(又名刘小浦)和他的妻子曹更新、党维蓉、张文秋四人到山东。出了火车站,张文秋站在出口左右张望,她默念着前来接头人的特征,却看不到穿灰色羽纱大褂、戴黑礼帽的人,这可如何是好?
忽然,她听到人群中有人喊了两声:“孟君!孟君!”刘谦初走到张文秋面前,一把拉住妻子的手,紧紧握住说:“唉!到底是把你盼来了!”张文秋认出丈夫的那一刹那,简直有点不敢相信眼前场景,但他们努力克制住自己,客气地握握手,匆匆搭上一辆马车,来到刘谦初的住处。
当月,成立了新的山东省委,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晓浦任秘书长,王进仁任组织部长,张文秋(化名陈孟君)任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
【东奔西走,策划领导大罢工】
1929年6月初,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发动胶济铁路沿线总同盟大罢工,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周年,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展示一下山东新省委工作几个月来所出现的新形势和革命力量。刘谦初接到指示,他安排好省委的日常工作,准备动身先去博山,然后去潍县,最后到青岛,计划一个月后返回济南。分别之际,张文秋与刘谦初互道一声“保重”,夫妻又一次分离。
6月下旬,刘谦初赶到青岛。在青岛,他与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一起,分析青岛的工运形势、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出路,认为目前出现的自发怠工,是反对日本最适当的斗争形式,既能造成日本厂主的经济损失,打击敌人,又不致造成工人失业从而影响生计,还可以使工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应该因势利导,有计划地将怠工斗争推广到各日商纱厂。
之后,刘谦初以中共山东省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工运状况的报告》,总结了山东工人的斗争历史、目前表现及我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等,并用10多天的时间深入各厂矿组织发动同盟罢工。
“青岛反帝同盟大罢工”开始后,刘谦初为了筹款援救罢工工人的生活,于7月底回到了济南。回到住处的刘谦初,在房东的暗示下,意识到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为了迅速向党中央汇报这一突发的情况,刘谦初决定化装成农民,准备经青岛赴上海。可当火车行至胶济铁路明水站時,他被特务认出,遂遭到逮捕。
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监狱里,敌人用坐铁笼、上压杠、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折磨他,刘谦初从未屈服。在狱中,刘谦初写诗鼓励妻子:“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有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
刘谦初自被捕那一天始,就有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就在他和刘晓浦的死刑上报南京等待批复的时间,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趁机翻案,事情出现了转机。经过法院审理,刘谦初和刘晓浦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8年,张文秋被判刑半年。法院判决后,他们被转押至普利门外省高等法院监狱服刑。刘谦初以大无畏精神,把监狱作为战场,率领监狱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其中就有绝食和谋划越狱。
1930年1月,党组织营救张文秋出狱,此时,张文秋已有7个月的身孕。临别前,她让丈夫给孩子取个名字。刘谦初望着她说:“无论是男是女,就叫‘思齐’吧。山东古来便是齐鲁之地,英雄辈出,礼仪最盛,让我们的孩子时时记住这块地方。”为了张文秋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迅速派人把身怀六甲的张文秋送往上海。张文秋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3月2日,她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医院生下一个女婴,此女即为刘思齐。遗憾的是,刘思齐未曾见过生父刘谦初一眼。
【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为了营救刘谦初,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刘谦初在燕京大学的要好同学于毅夫是张学良的助理秘书,通过他说服张学良,以张学良的名义与军阀韩复榘商量,碍于张学良的面子,这个“土皇帝”有点让步。张文秋也获得了探监的机会,可是就在营救工作露出一线曙光时,情况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此时,韩复榘脱离冯玉祥部,改投蒋介石,为向蒋介石邀功,他指示将所有在押政治犯一律枪决。
1931年4月5日凌晨,刘谦初取出纸笔,写下了给妻子的绝命书,同时也向党组织和同志们作最后的告别:“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你的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遗书中的“母亲”,指的是党中央。
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继续从事地下斗争。1937年9月,党中央调张文秋到延安工作。不久,她与红军老干部陈振亚结为秦晋之好。
193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演出。那天上演的剧目里有一出话剧《弃儿》,饰演弃儿的正是刘思齐。毛泽东被剧中的情节感动,这大约是因为他的3个儿子在上海也一度成了“弃儿”。刘思齐得到毛泽东喜爱,被毛泽东认为干女儿,此后,小思齐就成了毛泽东家的常客。那时,毛岸英还在苏联,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位8岁的干女儿,后来竟成了他的长媳。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后来,张文秋与陈振亚生下了两个女儿邵华(少华)和少林。1960年,邵华嫁给了毛岸青,她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张文秋被称为毛泽东的“双重亲家”。
1960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决定,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刘谦初烈士的忠骨迁葬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与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比邻。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