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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五年（1090年）左右，宋哲宗要送给苏东坡一件神秘的“礼物”。
派出的使者从开封抵达杭州，等众人都退去后，使者才神秘地掏出“宝贝”，对苏东坡说，这是“官家”（宋代近臣对皇帝的称呼）赐予你的一斤“龙凤团饼”，数量稀少，封条都是官家御笔所题，还嘱咐“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
千里赐送的贡品，来自于宋太宗时期兴起的皇家茶园建安北苑（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当时那里出产一种皇家御用的茶饼，将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蒸、捣、拍，用刻有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而成，使表面带有龙凤纹饰纹案，因此也称其为“龙凤团茶”。当时，这种皇家贡茶每斤共有二十饼，黑市的交易价格，每饼“值金二两”。
多年后，苏东坡将此事私下告诉好友王巩，王巩又将其写入了《随手杂录》。其实早在宋哲宗之父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六年（1073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期间，他就曾品尝过龙凤团饼茶，还曾经带着饼茶登顶无锡的惠山远眺太湖，与一名姓钱的道士好友共同品茗。
惠山上有一口惠山泉，号称“天下第二泉”（“茶圣”陆羽品评了天下二十种宜茶之水，认为江西庐山谷帘泉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第二），之所以闻名远近，皆因它通过岩层裂隙的层层过滤后，水中的杂质特别少，清冽可口。在这里，苏东坡和钱道士一起品尝皇家贡茶，写下了那句千古名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作为“超级吃货”，苏东坡对于品茗情有独钟。多年后，他在《望江南》中写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与苏东坡一样，宋徽宗对于品茶也是兴致盎然。
苏东坡去世六年后（1107年），爱茶如痴的宋徽宗亲笔写下了《茶论》一书，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叶研究著作，因为成书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因此也被称为《大观茶论》。
治国昏聩的宋徽宗，却在文化和艺术上的造诣颇深，他的书法、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成一格，是闻名千古的“艺术家皇帝”。不仅如此，宋徽宗还是顶级品茗高手，权臣蔡京曾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他“分茶飨群臣”之事。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召集群臣曲宴于延福宫，在宴会上，他令近侍取来建窑贡瓷“兔毫盏”以备泡茶之用，该兔毫盏青黑釉色，以状如兔毫的银光细纹装饰。准备就绪后，徽宗亲自煮水煎茶，注汤击拂，只见乳白色的盏面幻化出“疏星朗月”的图象。茶汤冲泡好后，徽宗非常满意地分给群臣，并说：“这可是朕亲手施予的茶。”
中国人喝茶的习惯由来已久，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曾记载，早在周武王时期，巴蜀古国地区就向周武王进献过茶叶，这也是国内有关茶叶的最早记载。至汉代，茶叶开始作为商品广泛流通，早在西汉时期，四川人王褒就在他买卖家奴的文书《僮约》中留下了“烹茶尽具”以及“武阳买茶”的记载。
到了魏晋时期，鉴于长期纵酒的危害，当时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唐代时，吃茶已经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至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官方陆续发布禁酒令，随后的榷酒政策（专卖）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致使酒价走高；德宗、文宗又相继推出茶税、茶马互市、榷茶法（茶叶专卖）等一系列茶政、茶法。此外，茶清静雅和的气质受到文人推崇，解困解乏的功效也博得了民间喜爱，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从中唐到晚唐，茶文化逐步由兴到盛，成书于唐代大中十年（856年）的《膳夫经手录》记载，唐帝国境内“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不得一日无茶”。
到了宋代，饮茶开始更广泛地深入平民百姓家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正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
从赵匡胤开始，宋朝历代皇帝都是爱茶之人。据说成为皇帝后的赵匡胤召宰相范质议政，召见时设座赐茶，与之“坐而论道”。范质行礼完毕刚要坐下，赵匡胤就说：“朕最近有些眼花，看不清东西，烦请爱卿将奏折拿到朕面前。”范质上前递折子的空当，早已听令的内侍便把宰相的座位与茶全部撤走。范质回身欲坐，却发现座位与茶碗都不翼而飞，只好站着搭话。宋太祖的这一举动，标志着茶是区分主客之别的待客礼仪，亦标志着在古代，皇帝赐坐赏茶成了极大的面子。
王巩的《甲申闻见二录补遗》，记载了宋神宗在崇政殿召见时任太子少师的张方平时“赐座啜茶”。當然，与议政殿赐一杯茶相比，前文所述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更幸运了。
皇帝赐茶、大臣分茶、文人咏茶，喝茶的习惯遍行于宋朝国境。当时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记，汴梁城内有各式各样的茶楼，鳞次栉比，大量的茶馆集中于朱雀门外街巷、潘楼东街巷及马行街、相国寺等人流量大的街道。王清明在《摭青杂说》中，记载了白矾楼大酒楼旁边的一个小茶馆里发生的事情：“茶肆上有一小栅楼，主人捧小梯登楼，李随至楼上，见其中收复人所跌之物，如伞履衣服器皿之属其多……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其杂色人，则曰其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光顾茶馆的客人有“僧道、妇人、商贾、官员、秀才、公吏”诸色人等，且不分性别、职业、身份，可见茶馆就是城市各阶层相聚的地方，喝茶成为了当时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
这些茶馆经营灵活，除白天营业外，还设有早茶和夜茶。如“每五更点灯”的早茶馆，服务项目除供应茶水外，同时也供应汤水、茶点。除了茶肆、茶坊、茶楼在固定的地方专门卖茶水等饮料外，夜半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为深夜仍在活动、游玩的吏人、商贾或市民提供饮茶服务。“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给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时的开封是全世界茶文化的中心，茶叶经济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5%。茶叶分为散茶、片茶两种，其中片茶以皇家贡品“龙凤团饼”最为出名，但此茶的产量非常稀少。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喜好，宣和二年（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茶，这种团茶是把已经拣过的熟茶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浸泡，光明莹洁，芽头细如银线、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创制新品种的郑可简因此得到宋徽宗宠幸，被升官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让手下四处寻访名茶珍品，并让儿子郑待问向宋徽宗进贡了一种名为“朱草”的名茶，郑待问也因贡茶有功得了官职，以至于当时有人讽刺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但北宋的品茶盛世即将戛然而止。随着金兵的铁蹄南下，开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幾千名皇室宗亲、后宫妃嫔和朝臣一起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
一生爱茶的宋徽宗被俘北上，成书于明代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记载了一个野史传说：据传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在北上途中，有一日路过一个寺庙，一位胡僧特地让童子给他们点茶，然后胡僧和童子退往后堂。宋徽宗父子喝完，觉得此茶非常美味，还想再喝，却发现胡僧和童子都已不见踪影，待宋徽宗步入后堂寻觅，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尊胡僧的塑像，旁边立着一位塑像童子，仔细分辨，竟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二人。
这则故事显然属于虚构，却彰显了后世对于宋徽宗一生爱茶的同情和叹息。北宋的品茶盛世突然陨落，自然与朝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宋徽宗父子被俘虏北上之时，闻知天下巨变的李清照，在接到丈夫赵明诚的书信后，立刻从山东南下江宁（南京）。不久，赵明诚接旨赴任湖州，暑天跋涉，急病而逝，李为了躲避金兵南下，此后辗转于杭州、越州（绍兴）和金华等地，而夫妻二人所共同收藏的金石书画等历代文物，也在动荡流离中或遗失或被盗，几乎损耗殆尽。
家国动荡、个人飘零，这使得李清照陷入了无尽的惆怅，她时常回忆起和丈夫比翼齐飞的旧日时光。当时，夫妻二人为了撰写《金石录》，回到青州（今山东益都）旧所居住。夫妻俩终日一同校勘、整理书籍，同时把玩赏析一些新入手的书画、彝鼎等文物。在治学著书的过程中，李清照对自己的强记博学能力颇引以为傲，于是决定推行一种以考对方经中典故知识为主的茶令。与酒令完全相反的是，茶令之行，赢者可以先饮茶一杯，输者后饮茶。于是，二人每次饭后，都来到“归来堂”中，烹上好茶，然后其中一人说出某典故后，要求对方说出典故出自何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正确与否来判断胜负。在行茶令中，李清照常常获胜。一次，在双方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获胜的李清照举杯大笑，结果得意忘形，将茶杯打翻，茶汤倾覆于怀中，弄湿了一身衣裙。
至此，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饮品而存在，更是一种高雅生活品位的象征。除茶令外，这位旷世才女对分茶的赏玩水平也很高。分茶又称“茶百戏”“汤戏”或“茶戏”，即用茶的泡沫表现字画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在煮茶时，待茶汤浮细沫如乳，便用箸或匙搅动，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与图案。在李清照的词作里，就有不少赏玩分茶的词句：“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满庭芳》）她在另一首诗作《晓梦》中亦写道：“翩嘲辞斗诡辩，活火烹新茶。”
国破家亡，李清照久病不起。这位年轻时喜欢饮酒作诗的豪爽女子，从此爱饮浓茶更胜饮酒，并接连写出数篇幽婉的茶词：“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摊破浣溪沙》）好不容易沉疴稍愈，揽镜自照，发现容华已逝，鬓发也霜白稀疏；身体单薄虚弱，只能喝些烹茶用的豆蔻熟水将息调理。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72岁的李清照在江南离世。李清照死后七年，厌倦了战争动荡的宋高宗最终决定禅位给养子赵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作为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在即位后不久就发起了隆兴北伐，但由于仓皇出兵和前线将帅不和，宋军很快就被金兵击败，北伐所光复州县不久又相继沦陷。
北伐遇挫，宋孝宗无奈只能在厉兵秣马之时，加紧治理内政，而经过靖康之变后长期的动荡，此时的南宋帝国尽管不能光复北方国土，但在南方，社会生产开始稳步恢复，这吸引了日本僧人再次渡海东来。
早在隋唐和北宋时期，日本僧人就和遣唐使一起，经常前往中华帝国境内学习佛法，尽管靖康之变使得这种文化交流中断多年，但随着南宋社会日趋稳定，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28岁的日本僧人荣西为了深入学习佛法渡海入宋。荣西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这也成了日本种植茶树的发源。
1187年，荣西再次渡海入宋，四年后，荣西返回日本，并在次年写成了《吃茶养生记》，这也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由于首次将中国佛教禅宗系统性的传回日本，荣西因此也被称为日本“禅祖”，同时也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在唐代时，中国的喝茶方法主要是煎煮，到了宋代时则流行点茶法。所谓点茶，大致方法为：首先炙烤茶叶，研磨成末，过筛取细；其次将茶末放入茶盏，加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再将茶瓶里的沸水注人茶盏，这时水要喷泻而入，不能断断续续。之后用特制的“茶筅”击拂，边转动茶盏边搅动茶汤，使盏中泛起“汤花”。如此不断地击拂、泛花，使茶汤面上浮起一层白色浪花，宋人称此情此景为“战雪涛”。
前面所述的宋徽宗点茶，基本手法就是如此。但宋代以后，随着明代开始流行冲泡散茶，中国传统的点茶技艺也逐渐消失，而在日本，由于荣西禅师的学习和传入，宋式的点茶技艺在日本得到了流传。今天的日本茶道，正是由宋代的点茶等茶艺演变而来。
由于宋代的点茶涉及磨茶等复杂工艺，因此宋人的茶器用具相对1000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精致和复杂，南宋人董真卿就曾经将当时的茶具用品绘制成《茶具图赞》一书，从而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在《茶具图赞》中，宋人的茶具至少有十二件，也被称为“十二先生”——如专门用来储存茶饼的焙笼称为“韦鸿胪”，用于捣茶的茶臼称为“木待制”，碾茶的茶碾称为“金法曹”，磨茶用的茶磨称为“石转运”，用来入茶的是“胡员外”……清洁茶具用的茶巾叫做“司职方”。
宋人的茶艺生活，精致如是。
由于品茶有助于僧人道士坐禅修行、消除困意入定研修，因此从唐宋时期开始，品茶也开始与宗教结合，由此产生了许多禅诗，例如宋代词人朱敦儒就曾经写道：“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在南渡许久、北伐无望的日子里，词人也在翘首北望中盼白了头，他在词作中哀叹：“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 浮生若梦，唯有茶酒相伴，最能安抚人心。
如果说北宋与茶相关的诗词，透露的是一种愉悦惬意的话，那么进入南宋后，中国的茶诗、茶词则在表露风月之际，时常透露出一种时代的壮阔。
隆兴北伐失败七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主战派王炎主政川陕，47岁的陆游成为王炎的幕僚。在驻军南郑前线时，王炎委托陆游草拟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战略计划，陆游遂写下了《平戎策》。
作为南渡官员的后代，陆游从小就立志参与北伐、光复先人故土。在这一时期，他经常跟随军队到宋金对峙的前线探视考察，然而想不到的是，王炎很快就被调离前线，幕府解散，陆游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临前线、参与北伐的机会，从此烟消云散。
第二年（1172年），陆游被调任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是一个闲职，陆游无奈骑着驴，进入了四川。也就是这一年，在回复堂兄陆升之（字仲高）的《渔家傲（寄仲高）》中，他写道：“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在远离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的日子里，陆游壮志难酬，时常伴着云烟和清茶度日。
陆游一生爱茶、爱诗，他的茶诗数量是中国历代詩人之魁首，有着“茶痴”之称。有人评价说陆游与茶的关系，正像陶渊明与菊、李白与酒一样的深切。
陆游自小常住会稽山的云门寺，这里本就是茶乡，不仅盛产一种日铸茶，还有丁坑白雪茶、兰亭的花坞茶等。陆游早先所见、所啜的是日铸茶，外出时也随身要带上，得名泉才以冲泡。他赞家乡茶是：“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
同时，陆游也酷爱天下名茶，得各地佳茗必品之、诗之、誉之。他以诗记述的中国名茶，许多为陆羽的《茶经》所未有，这大大丰富了中国茶的记载。甚至有人把他的茶诗作为《茶经》的“续篇”，如他赞长兴顾渚茶：“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茶”；颂湖北茱萸茶：“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对比峨嵋雪芽茶和湖州紫笋茶：“雪芽近自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陆游对闽中建茶特别喜好。五十多岁时，他出任福州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当了茶事官后，“宁可舍酒取茶”，直至晚年“平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早年，他从福建宁德主薄任满回到临安，皇帝赐他进士出身，迁枢密院编修，并赐给他北苑龙凤团饼茶，陆游十分欣喜，赋诗曰：“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戏龙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饭罢碾茶戏书》）由于陆游任职茶事官，不仅对公卖茶要严加管理，而且对上贡朝庭的上品，要亲身试茶，不敢怠慢：“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遣香茶挽梦回？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试茶》）
陆游晚年的大部分茶诗，作于景色宜人的山阴故居，文字一洗早年诗作的雕琢藻饰，而代之以简淡古朴、沉郁蕴藉的感情格调。“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门无客至惟风月，案有书存但老庄。问我东归今几日，坐看庭树六番黄。”（《闲中》）此诗于绍熙五年秋作于山阴。六年前，陆游以莫须有的“嘲咏风月”罪名被斥归乡里，朱熹认为他“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诗人本想乘新皇帝赵惇即位之初，力谏恢复之策，没想为赵惇所不喜，也不见容于佞臣。
终其一生，陆游不能见证北伐的成功。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日益崛起的蒙古人相约南宋一起攻灭金国，尽管有着唇亡齿寒的危险，但渴望光复故土的南宋政府还是出师北伐，并收复了“三京故地”，实现了岳飞一生都没实现的梦想。但由于粮草不济和兵力孱弱等原因，南宋大军却被继金兵之后的蒙古兵所败，取得的失地再次沦陷，史称“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后，词人吴潜曾在《踏莎行》中写道：“红药将残，绿荷初展。森森竹里闲庭院。一炉香烬一瓯茶，隔墙听得黄鹂啭。陌上春归，水边人远。尽将前事思量遍。流光冉冉为谁忙，小桥伫立斜阳晚。”南宋一代，曾经出过三位状元词人，分别是张孝祥、吴潜和文天祥，其中吴潜和文天祥更是“状元宰相”。这三位状元词人壮怀激烈，却壮志难酬，其中吴潜是死于南宋奸臣之手，文天祥则是力战不屈，最终被俘后殉国。
1279年，南宋宣告灭亡。故国虽死，但不少遗臣仍在，作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的进士，词人陈著在南宋灭亡后隐匿不仕，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他仍写词表述心怀：“兄年八十，弟今年几，亦是七旬有九。人生取数已为多，更休问、前程无有。家贫是苦，算来又好，见得平生操守。杯茶盏水也风流，莫负了、桂时菊候。”在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中，他在“杯茶盏水也风流”的清贫生活中，默默怀念着南宋往事，以示余生仍然效忠南宋的“平生操守”。
宋亡后，品茶方式逐渐走向简单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决定“废团改散”，原因是他认为宋代团茶制茶法工艺复杂，耗费人力物力，价钱昂贵，斥之“奢侈”。又怪其使斗茶风靡朝野，显贵平民无不以斗茶为乐，无法自拔。官府下令废除团茶，改用散茶，并禁止使用大盏饮茶。于是泡茶法开始大流行并延续至今，散茶冲泡取代了点茶击拂——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再不见踪迹。
中华之茶，以“唐煮”“宋点”“明冲泡”，可分段为古典之饮、浪漫之饮、自然之饮。宋代的茶文化，由“品”到“赏”再到“饮”“叹”“玩”，宋代的茶文化雅俗共赏，既接地气，又有精气神在，无愧为中国茶文化的巅峰。
（作者系文史学者）
派出的使者从开封抵达杭州，等众人都退去后，使者才神秘地掏出“宝贝”，对苏东坡说，这是“官家”（宋代近臣对皇帝的称呼）赐予你的一斤“龙凤团饼”，数量稀少，封条都是官家御笔所题，还嘱咐“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
千里赐送的贡品，来自于宋太宗时期兴起的皇家茶园建安北苑（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当时那里出产一种皇家御用的茶饼，将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经过蒸、捣、拍，用刻有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而成，使表面带有龙凤纹饰纹案，因此也称其为“龙凤团茶”。当时，这种皇家贡茶每斤共有二十饼，黑市的交易价格，每饼“值金二两”。
多年后，苏东坡将此事私下告诉好友王巩，王巩又将其写入了《随手杂录》。其实早在宋哲宗之父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六年（1073年），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期间，他就曾品尝过龙凤团饼茶，还曾经带着饼茶登顶无锡的惠山远眺太湖，与一名姓钱的道士好友共同品茗。
惠山上有一口惠山泉，号称“天下第二泉”（“茶圣”陆羽品评了天下二十种宜茶之水，认为江西庐山谷帘泉第一，常州无锡惠山石泉第二），之所以闻名远近，皆因它通过岩层裂隙的层层过滤后，水中的杂质特别少，清冽可口。在这里，苏东坡和钱道士一起品尝皇家贡茶，写下了那句千古名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作为“超级吃货”，苏东坡对于品茗情有独钟。多年后，他在《望江南》中写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喝茶成为全民时尚】
与苏东坡一样，宋徽宗对于品茶也是兴致盎然。
苏东坡去世六年后（1107年），爱茶如痴的宋徽宗亲笔写下了《茶论》一书，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撰写的茶叶研究著作，因为成书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因此也被称为《大观茶论》。
治国昏聩的宋徽宗，却在文化和艺术上的造诣颇深，他的书法、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成一格，是闻名千古的“艺术家皇帝”。不仅如此，宋徽宗还是顶级品茗高手，权臣蔡京曾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他“分茶飨群臣”之事。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召集群臣曲宴于延福宫，在宴会上，他令近侍取来建窑贡瓷“兔毫盏”以备泡茶之用，该兔毫盏青黑釉色，以状如兔毫的银光细纹装饰。准备就绪后，徽宗亲自煮水煎茶，注汤击拂，只见乳白色的盏面幻化出“疏星朗月”的图象。茶汤冲泡好后，徽宗非常满意地分给群臣，并说：“这可是朕亲手施予的茶。”
中国人喝茶的习惯由来已久，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曾记载，早在周武王时期，巴蜀古国地区就向周武王进献过茶叶，这也是国内有关茶叶的最早记载。至汉代，茶叶开始作为商品广泛流通，早在西汉时期，四川人王褒就在他买卖家奴的文书《僮约》中留下了“烹茶尽具”以及“武阳买茶”的记载。
到了魏晋时期，鉴于长期纵酒的危害，当时许多玄学家、清谈家从好酒转向好茶。唐代时，吃茶已经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至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官方陆续发布禁酒令，随后的榷酒政策（专卖）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致使酒价走高；德宗、文宗又相继推出茶税、茶马互市、榷茶法（茶叶专卖）等一系列茶政、茶法。此外，茶清静雅和的气质受到文人推崇，解困解乏的功效也博得了民间喜爱，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从中唐到晚唐，茶文化逐步由兴到盛，成书于唐代大中十年（856年）的《膳夫经手录》记载，唐帝国境内“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不得一日无茶”。
到了宋代，饮茶开始更广泛地深入平民百姓家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说法，正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
从赵匡胤开始，宋朝历代皇帝都是爱茶之人。据说成为皇帝后的赵匡胤召宰相范质议政，召见时设座赐茶，与之“坐而论道”。范质行礼完毕刚要坐下，赵匡胤就说：“朕最近有些眼花，看不清东西，烦请爱卿将奏折拿到朕面前。”范质上前递折子的空当，早已听令的内侍便把宰相的座位与茶全部撤走。范质回身欲坐，却发现座位与茶碗都不翼而飞，只好站着搭话。宋太祖的这一举动，标志着茶是区分主客之别的待客礼仪，亦标志着在古代，皇帝赐坐赏茶成了极大的面子。
王巩的《甲申闻见二录补遗》，记载了宋神宗在崇政殿召见时任太子少师的张方平时“赐座啜茶”。當然，与议政殿赐一杯茶相比，前文所述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更幸运了。
皇帝赐茶、大臣分茶、文人咏茶，喝茶的习惯遍行于宋朝国境。当时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记，汴梁城内有各式各样的茶楼，鳞次栉比，大量的茶馆集中于朱雀门外街巷、潘楼东街巷及马行街、相国寺等人流量大的街道。王清明在《摭青杂说》中，记载了白矾楼大酒楼旁边的一个小茶馆里发生的事情：“茶肆上有一小栅楼，主人捧小梯登楼，李随至楼上，见其中收复人所跌之物，如伞履衣服器皿之属其多……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其杂色人，则曰其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光顾茶馆的客人有“僧道、妇人、商贾、官员、秀才、公吏”诸色人等，且不分性别、职业、身份，可见茶馆就是城市各阶层相聚的地方，喝茶成为了当时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
这些茶馆经营灵活，除白天营业外，还设有早茶和夜茶。如“每五更点灯”的早茶馆，服务项目除供应茶水外，同时也供应汤水、茶点。除了茶肆、茶坊、茶楼在固定的地方专门卖茶水等饮料外，夜半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为深夜仍在活动、游玩的吏人、商贾或市民提供饮茶服务。“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给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时的开封是全世界茶文化的中心，茶叶经济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5%。茶叶分为散茶、片茶两种，其中片茶以皇家贡品“龙凤团饼”最为出名，但此茶的产量非常稀少。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喜好，宣和二年（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茶，这种团茶是把已经拣过的熟茶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浸泡，光明莹洁，芽头细如银线、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创制新品种的郑可简因此得到宋徽宗宠幸，被升官至福建路转运使。 后来，郑可简又让手下四处寻访名茶珍品，并让儿子郑待问向宋徽宗进贡了一种名为“朱草”的名茶，郑待问也因贡茶有功得了官职，以至于当时有人讽刺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但北宋的品茶盛世即将戛然而止。随着金兵的铁蹄南下，开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幾千名皇室宗亲、后宫妃嫔和朝臣一起被金兵俘虏北上，北宋灭亡。
一生爱茶的宋徽宗被俘北上，成书于明代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记载了一个野史传说：据传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在北上途中，有一日路过一个寺庙，一位胡僧特地让童子给他们点茶，然后胡僧和童子退往后堂。宋徽宗父子喝完，觉得此茶非常美味，还想再喝，却发现胡僧和童子都已不见踪影，待宋徽宗步入后堂寻觅，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尊胡僧的塑像，旁边立着一位塑像童子，仔细分辨，竟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二人。
这则故事显然属于虚构，却彰显了后世对于宋徽宗一生爱茶的同情和叹息。北宋的品茶盛世突然陨落，自然与朝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茶艺生活，精致如是】
宋徽宗父子被俘虏北上之时，闻知天下巨变的李清照，在接到丈夫赵明诚的书信后，立刻从山东南下江宁（南京）。不久，赵明诚接旨赴任湖州，暑天跋涉，急病而逝，李为了躲避金兵南下，此后辗转于杭州、越州（绍兴）和金华等地，而夫妻二人所共同收藏的金石书画等历代文物，也在动荡流离中或遗失或被盗，几乎损耗殆尽。
家国动荡、个人飘零，这使得李清照陷入了无尽的惆怅，她时常回忆起和丈夫比翼齐飞的旧日时光。当时，夫妻二人为了撰写《金石录》，回到青州（今山东益都）旧所居住。夫妻俩终日一同校勘、整理书籍，同时把玩赏析一些新入手的书画、彝鼎等文物。在治学著书的过程中，李清照对自己的强记博学能力颇引以为傲，于是决定推行一种以考对方经中典故知识为主的茶令。与酒令完全相反的是，茶令之行，赢者可以先饮茶一杯，输者后饮茶。于是，二人每次饭后，都来到“归来堂”中，烹上好茶，然后其中一人说出某典故后，要求对方说出典故出自何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正确与否来判断胜负。在行茶令中，李清照常常获胜。一次，在双方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获胜的李清照举杯大笑，结果得意忘形，将茶杯打翻，茶汤倾覆于怀中，弄湿了一身衣裙。
至此，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饮品而存在，更是一种高雅生活品位的象征。除茶令外，这位旷世才女对分茶的赏玩水平也很高。分茶又称“茶百戏”“汤戏”或“茶戏”，即用茶的泡沫表现字画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在煮茶时，待茶汤浮细沫如乳，便用箸或匙搅动，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与图案。在李清照的词作里，就有不少赏玩分茶的词句：“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满庭芳》）她在另一首诗作《晓梦》中亦写道：“翩嘲辞斗诡辩，活火烹新茶。”
国破家亡，李清照久病不起。这位年轻时喜欢饮酒作诗的豪爽女子，从此爱饮浓茶更胜饮酒，并接连写出数篇幽婉的茶词：“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摊破浣溪沙》）好不容易沉疴稍愈，揽镜自照，发现容华已逝，鬓发也霜白稀疏；身体单薄虚弱，只能喝些烹茶用的豆蔻熟水将息调理。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72岁的李清照在江南离世。李清照死后七年，厌倦了战争动荡的宋高宗最终决定禅位给养子赵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作为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宋孝宗在即位后不久就发起了隆兴北伐，但由于仓皇出兵和前线将帅不和，宋军很快就被金兵击败，北伐所光复州县不久又相继沦陷。
北伐遇挫，宋孝宗无奈只能在厉兵秣马之时，加紧治理内政，而经过靖康之变后长期的动荡，此时的南宋帝国尽管不能光复北方国土，但在南方，社会生产开始稳步恢复，这吸引了日本僧人再次渡海东来。
早在隋唐和北宋时期，日本僧人就和遣唐使一起，经常前往中华帝国境内学习佛法，尽管靖康之变使得这种文化交流中断多年，但随着南宋社会日趋稳定，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28岁的日本僧人荣西为了深入学习佛法渡海入宋。荣西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这也成了日本种植茶树的发源。
1187年，荣西再次渡海入宋，四年后，荣西返回日本，并在次年写成了《吃茶养生记》，这也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由于首次将中国佛教禅宗系统性的传回日本，荣西因此也被称为日本“禅祖”，同时也被称为日本的“茶祖”。
在唐代时，中国的喝茶方法主要是煎煮，到了宋代时则流行点茶法。所谓点茶，大致方法为：首先炙烤茶叶，研磨成末，过筛取细；其次将茶末放入茶盏，加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再将茶瓶里的沸水注人茶盏，这时水要喷泻而入，不能断断续续。之后用特制的“茶筅”击拂，边转动茶盏边搅动茶汤，使盏中泛起“汤花”。如此不断地击拂、泛花，使茶汤面上浮起一层白色浪花，宋人称此情此景为“战雪涛”。
前面所述的宋徽宗点茶，基本手法就是如此。但宋代以后，随着明代开始流行冲泡散茶，中国传统的点茶技艺也逐渐消失，而在日本，由于荣西禅师的学习和传入，宋式的点茶技艺在日本得到了流传。今天的日本茶道，正是由宋代的点茶等茶艺演变而来。
由于宋代的点茶涉及磨茶等复杂工艺，因此宋人的茶器用具相对1000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精致和复杂，南宋人董真卿就曾经将当时的茶具用品绘制成《茶具图赞》一书，从而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在《茶具图赞》中，宋人的茶具至少有十二件，也被称为“十二先生”——如专门用来储存茶饼的焙笼称为“韦鸿胪”，用于捣茶的茶臼称为“木待制”，碾茶的茶碾称为“金法曹”，磨茶用的茶磨称为“石转运”，用来入茶的是“胡员外”……清洁茶具用的茶巾叫做“司职方”。
宋人的茶艺生活，精致如是。
由于品茶有助于僧人道士坐禅修行、消除困意入定研修，因此从唐宋时期开始，品茶也开始与宗教结合，由此产生了许多禅诗，例如宋代词人朱敦儒就曾经写道：“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在南渡许久、北伐无望的日子里，词人也在翘首北望中盼白了头，他在词作中哀叹：“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 浮生若梦，唯有茶酒相伴，最能安抚人心。
【南宋的茶诗与茶词】
如果说北宋与茶相关的诗词，透露的是一种愉悦惬意的话，那么进入南宋后，中国的茶诗、茶词则在表露风月之际，时常透露出一种时代的壮阔。
隆兴北伐失败七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主战派王炎主政川陕，47岁的陆游成为王炎的幕僚。在驻军南郑前线时，王炎委托陆游草拟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战略计划，陆游遂写下了《平戎策》。
作为南渡官员的后代，陆游从小就立志参与北伐、光复先人故土。在这一时期，他经常跟随军队到宋金对峙的前线探视考察，然而想不到的是，王炎很快就被调离前线，幕府解散，陆游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临前线、参与北伐的机会，从此烟消云散。
第二年（1172年），陆游被调任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是一个闲职，陆游无奈骑着驴，进入了四川。也就是这一年，在回复堂兄陆升之（字仲高）的《渔家傲（寄仲高）》中，他写道：“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在远离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的日子里，陆游壮志难酬，时常伴着云烟和清茶度日。
陆游一生爱茶、爱诗，他的茶诗数量是中国历代詩人之魁首，有着“茶痴”之称。有人评价说陆游与茶的关系，正像陶渊明与菊、李白与酒一样的深切。
陆游自小常住会稽山的云门寺，这里本就是茶乡，不仅盛产一种日铸茶，还有丁坑白雪茶、兰亭的花坞茶等。陆游早先所见、所啜的是日铸茶，外出时也随身要带上，得名泉才以冲泡。他赞家乡茶是：“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
同时，陆游也酷爱天下名茶，得各地佳茗必品之、诗之、誉之。他以诗记述的中国名茶，许多为陆羽的《茶经》所未有，这大大丰富了中国茶的记载。甚至有人把他的茶诗作为《茶经》的“续篇”，如他赞长兴顾渚茶：“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茶”；颂湖北茱萸茶：“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对比峨嵋雪芽茶和湖州紫笋茶：“雪芽近自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陆游对闽中建茶特别喜好。五十多岁时，他出任福州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当了茶事官后，“宁可舍酒取茶”，直至晚年“平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早年，他从福建宁德主薄任满回到临安，皇帝赐他进士出身，迁枢密院编修，并赐给他北苑龙凤团饼茶，陆游十分欣喜，赋诗曰：“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戏龙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饭罢碾茶戏书》）由于陆游任职茶事官，不仅对公卖茶要严加管理，而且对上贡朝庭的上品，要亲身试茶，不敢怠慢：“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遣香茶挽梦回？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试茶》）
陆游晚年的大部分茶诗，作于景色宜人的山阴故居，文字一洗早年诗作的雕琢藻饰，而代之以简淡古朴、沉郁蕴藉的感情格调。“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门无客至惟风月，案有书存但老庄。问我东归今几日，坐看庭树六番黄。”（《闲中》）此诗于绍熙五年秋作于山阴。六年前，陆游以莫须有的“嘲咏风月”罪名被斥归乡里，朱熹认为他“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诗人本想乘新皇帝赵惇即位之初，力谏恢复之策，没想为赵惇所不喜，也不见容于佞臣。
终其一生，陆游不能见证北伐的成功。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日益崛起的蒙古人相约南宋一起攻灭金国，尽管有着唇亡齿寒的危险，但渴望光复故土的南宋政府还是出师北伐，并收复了“三京故地”，实现了岳飞一生都没实现的梦想。但由于粮草不济和兵力孱弱等原因，南宋大军却被继金兵之后的蒙古兵所败，取得的失地再次沦陷，史称“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后，词人吴潜曾在《踏莎行》中写道：“红药将残，绿荷初展。森森竹里闲庭院。一炉香烬一瓯茶，隔墙听得黄鹂啭。陌上春归，水边人远。尽将前事思量遍。流光冉冉为谁忙，小桥伫立斜阳晚。”南宋一代，曾经出过三位状元词人，分别是张孝祥、吴潜和文天祥，其中吴潜和文天祥更是“状元宰相”。这三位状元词人壮怀激烈，却壮志难酬，其中吴潜是死于南宋奸臣之手，文天祥则是力战不屈，最终被俘后殉国。
1279年，南宋宣告灭亡。故国虽死，但不少遗臣仍在，作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的进士，词人陈著在南宋灭亡后隐匿不仕，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他仍写词表述心怀：“兄年八十，弟今年几，亦是七旬有九。人生取数已为多，更休问、前程无有。家贫是苦，算来又好，见得平生操守。杯茶盏水也风流，莫负了、桂时菊候。”在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中，他在“杯茶盏水也风流”的清贫生活中，默默怀念着南宋往事，以示余生仍然效忠南宋的“平生操守”。
宋亡后，品茶方式逐渐走向简单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决定“废团改散”，原因是他认为宋代团茶制茶法工艺复杂，耗费人力物力，价钱昂贵，斥之“奢侈”。又怪其使斗茶风靡朝野，显贵平民无不以斗茶为乐，无法自拔。官府下令废除团茶，改用散茶，并禁止使用大盏饮茶。于是泡茶法开始大流行并延续至今，散茶冲泡取代了点茶击拂——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再不见踪迹。
中华之茶，以“唐煮”“宋点”“明冲泡”，可分段为古典之饮、浪漫之饮、自然之饮。宋代的茶文化，由“品”到“赏”再到“饮”“叹”“玩”，宋代的茶文化雅俗共赏，既接地气，又有精气神在，无愧为中国茶文化的巅峰。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