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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莫言一次,有多不容易,一般人可想而知!近距离接触,和他聊聊天,更不太可能!见到他,共进晚餐,并获得他亲笔写下的联系方式,这样的场面更是未敢奢望!
不久前的双代会上,我还真是有了这样的荣幸。
看到莫言与格非等名流同桌就餐,身边簇拥着企图签名、合影的人群和索要联系方式的各路记者,我迈过去的脚步还是迟疑了一下。莫言在埋头吃饭,或只顾埋头吃饭,或在假装埋头吃饭,事实上也的确是在埋头吃饭。
假如他谁都搭理,谁的要求都满足,那他绝对无暇吃饭,绝对没空睡觉,肯定没工夫去厕所,更别提搞创作,做点他自己想做的事了!莫言红到什么程度,谁都知道!他早已红到没有多少自由的程度,这点可能大家并没替他想过!不是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忍术,他肯定早就被融化了,早就没了自己,早就投笔从“荣”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也是不想让莫言得到片刻安宁的芸芸众生之一。我端着一杯红茶,脚步不再迟疑,快步走到莫言桌边,自信地坐在他身旁。他身边那把椅子不知何故一直空着。
“莫言老师,还记得我吗?”
“面熟。”
机智的应答!莫言仍旧低着头吃着搛到盘子里的几样吃食。虽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但对话,或者说是我的主聊,还是开始了。
“上次作代会上,在首都宾馆您的房间跟您聊过一次。”我接着说。
“噢,五年了!”莫言放下筷子,抬头望了我一眼,好像在回忆。
那是2011年11月24号的晚上。我敲了莫言房间的门。排队想见他的人不少,我显然是插了队。聊了半个多钟头,临别的时候,我说,如果中国有哪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莫言。我当时的主要理由,一是莫言的作品总是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套路或模式,那么多部长篇小说,每篇叙事手法都不同。二是莫言作品的外译都是目标语翻译家兼汉学家完成的。莫言当时只是说了“借我吉言”一类的客气话。一年后,果然如我所料,莫言获得诺奖。当然,他的获奖,和我的预料关系并不大。随后莫言有多忙,有多难以一见,他的联系方式多么难以搞到,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终于又见到他,我不会放过机会。
“莫言老师,2014年在沈阳举办的‘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群英荟萃,国内外来了不少人,独缺您嘛!”我啜饮着端在手上的红茶,紧着说。
“我原计划去的,临时有事没去成,但给会议题了字。”莫言的记忆很好。的确,会议的大幅标语用的就是莫言题的字。“但《东吴学术》上面刊登了大家的发言,我都看过,也拜读了你的发言。”莫言接着说。
有门!我那次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后有一万几千字,主要是讲中国文学外译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而主要以莫言作品的英译为例,对有些人持有的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的说法给予回击,或者说从几个方面都给葛浩文平了反。看来莫言读过我的发言,而且印象较深。而那次发言的主旨实际上是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莫言,而不像有些人说的“与其说是莫言获奖,不如说是葛浩文获了奖”,因为葛浩文是非常重视莫言作品的原貌的,大多数地方做到了字、句、段、语气、节奏、意蕴、意象的多方忠实。
我当时这么说并不是讨好莫言,只是想澄清一个事实。莫言还清楚地记得我上次说过的话和我那次会上的发言,这下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着说了。
“莫言老师,您获得诺奖,‘坊间’说主要是三个原因。”
“哦,听说过一点。愿闻其详。”
我这回可以多说几句了。我说,“坊间”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体制内写作,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歌功颂德之作;第二个原因是主要靠学习西方的写作;第三个原因是葛浩文的翻译。我说这三个原因其实都不成立,并逐一进行说明。这个机会不能放过。
说莫言作品是体制内写作,我觉得有些可笑,这样说的人基本上是凭空想像,肯定没读过莫言的作品,或是基本上没读过他的作品。因为莫言的确是个很有文人情怀的作家,更有担当和道义,他可能是当下对社会问题乃至黑暗面的描写和揭露最深刻的作家之一,他只是没有再向雷池迈过去那半步而已。
说他主要是学习西方,这点问题也很大。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这话最多是部分正确。我相信莫言是看过这些小说的,但他最多也就是在个别的地方有所借鉴有所吸纳而已。比如,“东北高密乡”受到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影响;《蛙》在形式上受到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的启发。但真正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莫言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土文学文化特别其乡土文学文化,比如他的小说有的明显有山东快书的叙事节奏,而其叙事语言显然是得益于鲜活的山东方言。我还强调,莫言向比他大三百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他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和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社会现实,讲的是纯粹的中国故事,当然同时也很好地做到了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不断创新,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我说莫言好,对他的光彩不会有什么增加;我说莫言孬,对他的名声也不会有任何减损。因此莫言知道,我说的是实在话。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有些慷慨激昂起来,接着发表自己的演说。说莫言获得诺奖的第三个原因是葛浩文的英译的人,其实是没有看过或没有认真看过葛浩文的英译。真正研读葛浩文的翻译的人都会佩服葛浩文译笔之高,都会感叹于其对原文的忠实和负责。当然,莫言作品有很多语种的译本,英译当时也只是十几种之一而已。其实,作为翻译家,谁都不可能随意增、改、删,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并不为多数人所知晓或明白。我对莫言作品的英译做过大量的比对,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这一点莫言是清楚的。
那么,人家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转向围成好几圈的大家,认真地解释着。其实这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能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那封信,其实,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那么我这么强调是要说明什么道理呢?我要说明的是,葛浩文的翻译越是忠实原文,就越说明是莫言获奖;汉学家们的翻译越是忠实原文,越说明是中国文学获了奖。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近年,莫言、阎连科、王安忆、贾平凹、曹文轩等中国作家获得了一个个国际大奖正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还强调道,文学走出去,译什么和怎么译要同时考量才行,而绝不是一味地仰人鼻息,绝不是一味地唯人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我语速有些快,话有些长,但从莫言的表情看,他显然是听进去了。
这时,格非老师起身向我讨要名片,我从一叠钱中找到仅存的一张名片双手递了过去。
“真有钱!”莫言看着我手里的那叠钱,调侃着我。
没有名片给莫言了。我便掏出笔,在饭店提供的一页十六开纸的上端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恭敬地呈给莫言。莫言欠身接过去,把纸铺到饭桌上,仔细地折叠好,整齐地撕成两半,把写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的那一半夹在自己的文件包里,然后要过我手中的笔,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对折后递给我。我赶忙双手捧过来,放进我的文件夹。
莫言的电话,终于到手了!我心想。
我的一席話一结束,莫言的饭也刚好吃好。他站起身,对我拱了拱手,又对众人点了点头,和格非一起消逝在饭厅的拐角处。
不久前的双代会上,我还真是有了这样的荣幸。
看到莫言与格非等名流同桌就餐,身边簇拥着企图签名、合影的人群和索要联系方式的各路记者,我迈过去的脚步还是迟疑了一下。莫言在埋头吃饭,或只顾埋头吃饭,或在假装埋头吃饭,事实上也的确是在埋头吃饭。
假如他谁都搭理,谁的要求都满足,那他绝对无暇吃饭,绝对没空睡觉,肯定没工夫去厕所,更别提搞创作,做点他自己想做的事了!莫言红到什么程度,谁都知道!他早已红到没有多少自由的程度,这点可能大家并没替他想过!不是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忍术,他肯定早就被融化了,早就没了自己,早就投笔从“荣”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也是不想让莫言得到片刻安宁的芸芸众生之一。我端着一杯红茶,脚步不再迟疑,快步走到莫言桌边,自信地坐在他身旁。他身边那把椅子不知何故一直空着。
“莫言老师,还记得我吗?”
“面熟。”
机智的应答!莫言仍旧低着头吃着搛到盘子里的几样吃食。虽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但对话,或者说是我的主聊,还是开始了。
“上次作代会上,在首都宾馆您的房间跟您聊过一次。”我接着说。
“噢,五年了!”莫言放下筷子,抬头望了我一眼,好像在回忆。
那是2011年11月24号的晚上。我敲了莫言房间的门。排队想见他的人不少,我显然是插了队。聊了半个多钟头,临别的时候,我说,如果中国有哪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莫言。我当时的主要理由,一是莫言的作品总是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套路或模式,那么多部长篇小说,每篇叙事手法都不同。二是莫言作品的外译都是目标语翻译家兼汉学家完成的。莫言当时只是说了“借我吉言”一类的客气话。一年后,果然如我所料,莫言获得诺奖。当然,他的获奖,和我的预料关系并不大。随后莫言有多忙,有多难以一见,他的联系方式多么难以搞到,就可想而知了。
这次终于又见到他,我不会放过机会。
“莫言老师,2014年在沈阳举办的‘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高峰论坛’,群英荟萃,国内外来了不少人,独缺您嘛!”我啜饮着端在手上的红茶,紧着说。
“我原计划去的,临时有事没去成,但给会议题了字。”莫言的记忆很好。的确,会议的大幅标语用的就是莫言题的字。“但《东吴学术》上面刊登了大家的发言,我都看过,也拜读了你的发言。”莫言接着说。
有门!我那次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后有一万几千字,主要是讲中国文学外译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而主要以莫言作品的英译为例,对有些人持有的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的说法给予回击,或者说从几个方面都给葛浩文平了反。看来莫言读过我的发言,而且印象较深。而那次发言的主旨实际上是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莫言,而不像有些人说的“与其说是莫言获奖,不如说是葛浩文获了奖”,因为葛浩文是非常重视莫言作品的原貌的,大多数地方做到了字、句、段、语气、节奏、意蕴、意象的多方忠实。
我当时这么说并不是讨好莫言,只是想澄清一个事实。莫言还清楚地记得我上次说过的话和我那次会上的发言,这下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着说了。
“莫言老师,您获得诺奖,‘坊间’说主要是三个原因。”
“哦,听说过一点。愿闻其详。”
我这回可以多说几句了。我说,“坊间”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体制内写作,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歌功颂德之作;第二个原因是主要靠学习西方的写作;第三个原因是葛浩文的翻译。我说这三个原因其实都不成立,并逐一进行说明。这个机会不能放过。
说莫言作品是体制内写作,我觉得有些可笑,这样说的人基本上是凭空想像,肯定没读过莫言的作品,或是基本上没读过他的作品。因为莫言的确是个很有文人情怀的作家,更有担当和道义,他可能是当下对社会问题乃至黑暗面的描写和揭露最深刻的作家之一,他只是没有再向雷池迈过去那半步而已。
说他主要是学习西方,这点问题也很大。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这话最多是部分正确。我相信莫言是看过这些小说的,但他最多也就是在个别的地方有所借鉴有所吸纳而已。比如,“东北高密乡”受到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影响;《蛙》在形式上受到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的启发。但真正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莫言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土文学文化特别其乡土文学文化,比如他的小说有的明显有山东快书的叙事节奏,而其叙事语言显然是得益于鲜活的山东方言。我还强调,莫言向比他大三百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其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他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和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社会现实,讲的是纯粹的中国故事,当然同时也很好地做到了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不断创新,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我说莫言好,对他的光彩不会有什么增加;我说莫言孬,对他的名声也不会有任何减损。因此莫言知道,我说的是实在话。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有些慷慨激昂起来,接着发表自己的演说。说莫言获得诺奖的第三个原因是葛浩文的英译的人,其实是没有看过或没有认真看过葛浩文的英译。真正研读葛浩文的翻译的人都会佩服葛浩文译笔之高,都会感叹于其对原文的忠实和负责。当然,莫言作品有很多语种的译本,英译当时也只是十几种之一而已。其实,作为翻译家,谁都不可能随意增、改、删,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并不为多数人所知晓或明白。我对莫言作品的英译做过大量的比对,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这一点莫言是清楚的。
那么,人家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转向围成好几圈的大家,认真地解释着。其实这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能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那封信,其实,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那么我这么强调是要说明什么道理呢?我要说明的是,葛浩文的翻译越是忠实原文,就越说明是莫言获奖;汉学家们的翻译越是忠实原文,越说明是中国文学获了奖。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近年,莫言、阎连科、王安忆、贾平凹、曹文轩等中国作家获得了一个个国际大奖正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还强调道,文学走出去,译什么和怎么译要同时考量才行,而绝不是一味地仰人鼻息,绝不是一味地唯人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我语速有些快,话有些长,但从莫言的表情看,他显然是听进去了。
这时,格非老师起身向我讨要名片,我从一叠钱中找到仅存的一张名片双手递了过去。
“真有钱!”莫言看着我手里的那叠钱,调侃着我。
没有名片给莫言了。我便掏出笔,在饭店提供的一页十六开纸的上端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恭敬地呈给莫言。莫言欠身接过去,把纸铺到饭桌上,仔细地折叠好,整齐地撕成两半,把写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的那一半夹在自己的文件包里,然后要过我手中的笔,飞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对折后递给我。我赶忙双手捧过来,放进我的文件夹。
莫言的电话,终于到手了!我心想。
我的一席話一结束,莫言的饭也刚好吃好。他站起身,对我拱了拱手,又对众人点了点头,和格非一起消逝在饭厅的拐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