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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发现世界上最早家猪骸骨的国家之一。考古发掘证明，在我国新石器早期遗址中就已经发现家猪的骸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遗址的发现和新材料的出土，我国家猪的起源时间不断得到更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和河南贾湖遗址中都发现了家猪存在的证据。这无疑证明我国是世界上家猪的起源中心之一。
关键词：家猪；骨骼；肉食资源
根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判断某个考古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骨骼属于家养或是野生，其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测量和比对，比较骨骼、牙齿的大小、尺寸以及形状等特征和诸多信息，用来区分家养动物（即家畜）和野生动物。2、当发现和认识到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若是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那么一般便可依此认为这种动物属于家养动物。3、通常的做法是将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和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判断。[1] 此外，袁靖先生将鉴定家猪的标准总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形体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和DNA研究。 由于从野猪到家猪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驯化初期的家猪的骨骼形态和大小很可能非常接近野猪，很难通过形态学的鉴定方法将其与野猪分开。
一、出土有猪骨的新石器早期遗址
首先列举距今年代最久远的发现家猪遗骸或疑似家猪遗骸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据报道，在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就已经出土有猪的遗骸。发掘出土的猪骸骨包括左右上颌骨各1块，左挠骨2块，代表2个个体。但是在《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中，编写人员仅靠4块猪骨便直接将猪骨认定为家猪骸骨，[2]根据袁靖先生提出的标准来看，我认为直接据此认定就是家猪骨骼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出土了大量的猪骨，经14C测定遗址下层的地层年代距今约11310€？80年至7580€？10年之间。
通过比对、分析、测量等研究，甑皮岩遗址猪的年龄结构根据鉴定得出一系列的数据，主要依据牙齿的萌生和磨损级别，考古人员和研究者推测出2001年发掘出土的第一期三块上颌骨分别为大于2、5岁的两块和大于2岁的一块。1973年发掘出土的猪的上颌骨为32块，平均年龄为2、46岁，2、5岁以上的占60%以上。下颌骨为25块，平均年龄为2、17岁，2、5岁以上的占42%以左右。[3]相当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已经可以认定为家猪遗骸，据此推断出早在距今约9000多年前，在我国南方的有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家猪。
（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一文中，罗运兵和张居中从形态学、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文化现象和病理学观察五方面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该遗址存在家猪的结论。同样在其他论著中罗运兵一直持此观点。[4]
（四）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的年代距今8200～7000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距今8200～8000年，第二期为距今8000～7400年，第三期为距今7400～7000年。兴隆洼遗址同样出土了疑似家猪骸骨。
从形体等特征来看，猪的第三臼齿中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个体尺寸超过40毫米，尤其到了晚期，第三臼齿中超过40毫米的个体超过90%，野猪的特征比较明显。其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和野猪的年龄结构类似。其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显示，猪在早期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2.9%，中期占到114.4%，晚期占到22.5%。[5]相反，其他动物的数量除早期稍低于猪外，其他各期都明显多于猪。这个特征似乎也让人们联想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猪骨属于野猪的可能性较大。
（五）浙江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距今8200～7000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8200～7800年，中期为7700～7300年，晚期为7300～7000年。在跨湖桥遗址中发掘的猪骨也被认为可能是家猪骨骼。
从形体特征来看，各期都发现猪颌骨的齿列明显扭曲的现象，显示出因为下颌骨的缩短而造成牙齿排列凌乱的证据，可以作为家猪来对待。从牙齿尺寸看，早期第三臼齿有6个数据，其中有3个大于42毫米，而中期的三个数据均小于40毫米，晚期的4个数据除1个为40.96毫米以外，其余均小于38毫米。除早期的3个超过42毫米的数据可以推测为属于野猪的以外，其余包括早期在内的10个数据都属于家猪的范围。尤其是牙齿尺寸存在着一个变小的过程，家畜化的过程表现的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2.5岁以上的猪由早期的87.5%降低到中晚期的45%左右，其平均年龄也由早期的4.6岁降低到中期的3.5岁，再降低到晚期的2.9岁，从早期到晚期有一个明显的逐步年轻化的过程。从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重看，按照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分别为早期占22.58%，中期占12.2%，晚期占8%。[6]
（六）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很早就被公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其根据如下：即1、在该遗址的窖穴中发现有1岁左右的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这样的年龄结构一般认为应该只有在人为的控制和选择下才会出现；3、猪上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36，宽平均21、5mm）和下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41、4，宽平均18、3mm）已经和野猪的数据有区别，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7]
所以可以确定出土猪骨确为家猪骨骼的遗址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疑似家猪骨骼的遗址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以及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二、养猪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养猪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获取肉食资源就必须外出狩猎的面貌，相对于狩猎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低效率性以及危险性，养猪业给人们提供了获取肉食资源的一种较为稳定，而且高效的模式。所以，养猪业的出现如同农业的出现一样，是一次伟大的生产革命。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
显而易见，袁靖先生所说的"某种驯化家猪"实际就是指猪。在野猪被驯化，家猪开始起源时，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应该是初级开发型，即驯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家猪的养殖非常原始，家猪在人类肉食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猪的习性和掌握养猪的技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养猪业为主的畜牧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加之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反过来畜牧业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这样的良性循环无疑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共同发展。当粮食在饮食中的比例逐渐提高时，人们便再也需要疲于奔波在野外，整天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渔猎活动。这样必然促使人们加快对家养动物的开发，使人类社会加快进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并重的二元经济时代。当粮食出现剩余，养猪业亦得到发展的时候，社会中一部分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人便可脱离生产专门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这便推动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社会中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了尝试驯化野猪的努力，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也因为猪拥有的各方面优势，使得家猪自一出现，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我国人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从未有其他动物超越猪作为人们最大的肉食来源的地位。 所以一直以来，猪肉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时至今日，有报道指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生猪存栏量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猪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9期。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22年第11期，第961-967页。
[3]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1978年。
[4] 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第241～27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7]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关键词：家猪；骨骼；肉食资源
根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判断某个考古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骨骼属于家养或是野生，其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测量和比对，比较骨骼、牙齿的大小、尺寸以及形状等特征和诸多信息，用来区分家养动物（即家畜）和野生动物。2、当发现和认识到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若是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那么一般便可依此认为这种动物属于家养动物。3、通常的做法是将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和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和判断。[1] 此外，袁靖先生将鉴定家猪的标准总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形体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和DNA研究。 由于从野猪到家猪的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驯化初期的家猪的骨骼形态和大小很可能非常接近野猪，很难通过形态学的鉴定方法将其与野猪分开。
一、出土有猪骨的新石器早期遗址
首先列举距今年代最久远的发现家猪遗骸或疑似家猪遗骸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据报道，在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就已经出土有猪的遗骸。发掘出土的猪骸骨包括左右上颌骨各1块，左挠骨2块，代表2个个体。但是在《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中，编写人员仅靠4块猪骨便直接将猪骨认定为家猪骸骨，[2]根据袁靖先生提出的标准来看，我认为直接据此认定就是家猪骨骼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下层出土了大量的猪骨，经14C测定遗址下层的地层年代距今约11310€？80年至7580€？10年之间。
通过比对、分析、测量等研究，甑皮岩遗址猪的年龄结构根据鉴定得出一系列的数据，主要依据牙齿的萌生和磨损级别，考古人员和研究者推测出2001年发掘出土的第一期三块上颌骨分别为大于2、5岁的两块和大于2岁的一块。1973年发掘出土的猪的上颌骨为32块，平均年龄为2、46岁，2、5岁以上的占60%以上。下颌骨为25块，平均年龄为2、17岁，2、5岁以上的占42%以左右。[3]相当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发现的猪骨已经可以认定为家猪遗骸，据此推断出早在距今约9000多年前，在我国南方的有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家猪。
（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猪骨的再研究》一文中，罗运兵和张居中从形态学、年龄结构、数量比例、文化现象和病理学观察五方面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该遗址存在家猪的结论。同样在其他论著中罗运兵一直持此观点。[4]
（四）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的年代距今8200～7000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距今8200～8000年，第二期为距今8000～7400年，第三期为距今7400～7000年。兴隆洼遗址同样出土了疑似家猪骸骨。
从形体等特征来看，猪的第三臼齿中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个体尺寸超过40毫米，尤其到了晚期，第三臼齿中超过40毫米的个体超过90%，野猪的特征比较明显。其年龄结构普遍偏大，和野猪的年龄结构类似。其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显示，猪在早期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2.9%，中期占到114.4%，晚期占到22.5%。[5]相反，其他动物的数量除早期稍低于猪外，其他各期都明显多于猪。这个特征似乎也让人们联想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猪骨属于野猪的可能性较大。
（五）浙江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距今8200～7000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8200～7800年，中期为7700～7300年，晚期为7300～7000年。在跨湖桥遗址中发掘的猪骨也被认为可能是家猪骨骼。
从形体特征来看，各期都发现猪颌骨的齿列明显扭曲的现象，显示出因为下颌骨的缩短而造成牙齿排列凌乱的证据，可以作为家猪来对待。从牙齿尺寸看，早期第三臼齿有6个数据，其中有3个大于42毫米，而中期的三个数据均小于40毫米，晚期的4个数据除1个为40.96毫米以外，其余均小于38毫米。除早期的3个超过42毫米的数据可以推测为属于野猪的以外，其余包括早期在内的10个数据都属于家猪的范围。尤其是牙齿尺寸存在着一个变小的过程，家畜化的过程表现的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2.5岁以上的猪由早期的87.5%降低到中晚期的45%左右，其平均年龄也由早期的4.6岁降低到中期的3.5岁，再降低到晚期的2.9岁，从早期到晚期有一个明显的逐步年轻化的过程。从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所占的比重看，按照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猪在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比例分别为早期占22.58%，中期占12.2%，晚期占8%。[6]
（六）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很早就被公认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其根据如下：即1、在该遗址的窖穴中发现有1岁左右的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这样的年龄结构一般认为应该只有在人为的控制和选择下才会出现；3、猪上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36，宽平均21、5mm）和下颌第三臼齿的长宽测量数据（长平均41、4，宽平均18、3mm）已经和野猪的数据有区别，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7]
所以可以确定出土猪骨确为家猪骨骼的遗址为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浙江跨湖桥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疑似家猪骨骼的遗址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以及内蒙古兴隆洼遗址。 二、养猪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养猪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获取肉食资源就必须外出狩猎的面貌，相对于狩猎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低效率性以及危险性，养猪业给人们提供了获取肉食资源的一种较为稳定，而且高效的模式。所以，养猪业的出现如同农业的出现一样，是一次伟大的生产革命。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
显而易见，袁靖先生所说的"某种驯化家猪"实际就是指猪。在野猪被驯化，家猪开始起源时，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应该是初级开发型，即驯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家猪的养殖非常原始，家猪在人类肉食食谱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猪的习性和掌握养猪的技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养猪业为主的畜牧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加之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反过来畜牧业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料，这样的良性循环无疑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共同发展。当粮食在饮食中的比例逐渐提高时，人们便再也需要疲于奔波在野外，整天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渔猎活动。这样必然促使人们加快对家养动物的开发，使人类社会加快进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并重的二元经济时代。当粮食出现剩余，养猪业亦得到发展的时候，社会中一部分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人便可脱离生产专门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这便推动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社会中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了尝试驯化野猪的努力，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也因为猪拥有的各方面优势，使得家猪自一出现，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我国人民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从未有其他动物超越猪作为人们最大的肉食来源的地位。 所以一直以来，猪肉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时至今日，有报道指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生猪存栏量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猪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9期。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22年第11期，第961-967页。
[3]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1978年。
[4] 罗运兵：《中国古代家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第241～272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7] 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