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思维
　　政治思维是关于政治法律制度、指导思想、活动方式、任务和内容等问题的思维活动。如果说科学思维偏重于“真”，道德思维偏重于“善”，艺术思维偏重于“美”，那么政治思维便偏重于“权”。
　　政治思维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中是较晚出现的。政治思维是政治活动的产物。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政治思维尤其丰富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研究政治的学者。《论语》基本上是一部政治著作，其中“政事”部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系统阐述政治思维的专著。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政治伦理思维，主要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学说。由韩非集大成的法家政治法律思维，对于我国历史上各朝代实际政治活动的影响更大。西方社会的政治思维主要是承袭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在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政治思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和《雅典政制》都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思想论著，对政治现象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直接影响着后来欧美政治思维的演变和发展。孟子的“仁政”学说和“王道”主张中，有许多独到创新的思想，对我国后世政治思维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例如孟子的“重民”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是在西方提出“国家三要素”之前2 000多年就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并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比如，在孟子的“王道”主张中，也有许多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的精彩思想。他认为：“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还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也主张王霸兼施、德法相辅，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外，《礼记·大同》提出的大同思想，也比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早将近两千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一部“历史国家管理学”。
　　人的政治思维的内容总是与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集中地表现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任何政治思维和政治活动都具有历史性，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有人把历史叫做过去的政治，而把今天的政治作为未来的历史，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任何政治思维，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世界不可能有一般抽象的永恒不变的政治思维。人们的政治思维，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而相应变化发展的。
　　六、 经济思维
　　经济思维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思维活动。由于经济活动是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同时产生，因此经济思想是人类最早、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活动。人类组织思维一开始就是群体思维。经济思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原始天然经济思维。二是自然经济思维。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起单纯依赖大自然赐物的天然经济形式来讲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对自然的依赖仍然十分严重，地理环境的影响极大，人们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的普遍特点是经济状态的孤立性、单一性和封闭性。三是商品经济思维。市场经济是高度发展、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现代商品经济。它要求经济活动以市场为中心并受市场机制的调节，所有的资源配置，都由统一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都必须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相接轨，积极参与世界市场体系和竞争，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现代商品经济思维也就是社会化的经济思维，其特征：一是要求有商品观念；二是要求有市场竞争观念；三是要求有走向世界的观念；四是要求有系统控制观念。
　　经济思维作为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思维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思维活动的特殊本质和特殊作用。首先，经济思维具有求利性的特点。它着眼于“利”，是一种以经济利益、经济效益为目标和对象的思维活动，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赢”与“亏”、“赚”与“赔”的矛盾。其次，经济思维具有务实性的特点。它要求人们必须严格地从实际出发，从社会和客观需求出发。最后，经济思维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人们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测。任何周密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很难完全避免盲目性，因为经济运动无法完全摆脱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影响。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总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社会经济思维对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科学的经济理论，通过经济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推动思维和科学思维都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并列的“滑轮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