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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四川省作协主席。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41岁）及首位得奖的藏族作家。2018年，其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阿来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
他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写过最后一个西藏土司家族的覆灭，他在剧本《攀登者》里试图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最新长篇《云中记》里沉淀下一个四川作家对汶川地震的疼痛。他是藏族作家阿来，他行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行走在书生与侠客之间。他成名已久，他仍然笔耕不辍，他说，文学是急不得的事情。
短袖立领的T恤、户外质感的马夹、休闲面料的长裤，再搭配运动鞋和运动手环，如果不是四川省作协这间“主席办公室”书架、台案、窗边、茶几都或齐整或零散地码放着的书本，尤其宽大的写字台都几乎要被泛黄的一摞摞书淹没，你很难将这个皮肤黝黑、肌肉紧实的藏族汉子与“作家”相联系。
乡村教师，小诗投稿
《检察风云》：您出生在川西北部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道路的？
阿来：我1959年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来自地质勘探员，他们打开的地图，去过的地方，都让我很神往。1977年恢复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把所有的志愿全部填成了地质学，但却阴差阳错地去了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中专师范毕业，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19岁，我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坐大半天汽车，又骑了三天马，翻越两座雪山才背着两箱书抵达学校。
《检察风云》：您是从“教师”任上转向职业文学创作的吗？
阿来：乡村教师我做了五年，不好当。得苦口婆心地劝当地家长重视教育，遇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还得表态“你让孩子念书，周末我帮你们干活”才行。但乡村教师也不难当，一年后我就被调入马尔康县第二中学教初中，第二年又被调入县城中学带毕业班，算是完成了“三级跳”。
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两年间我读完了中学阅览室里的四五千册图书，从《光荣与梦想》到海明威、福克纳，从《诗经》到杜甫、鲁迅。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火红的时代，火热的文学。常有人拿着诗歌叫我鉴赏，我耿直地告诉他们，“你们写得不好，图书馆里的才是精品”，同事反唇相讥“你自己都不写，怎么看得出作品优劣”？做老师的第三年，我在“激将之下”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寄出去参赛。没想到，到了年底，收到了50元稿费和100元奖金。大概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收入！
也曾迷茫，差点放弃
《检察风云》：诗歌创作稿费也不低，你后来为何很快转向了更寂苦的小说创作？
阿来：中国诗歌大多是抒情、言志、状物，它很难思辨，很难完整地叙事。你一旦真的开始写作，接触到的现实、自己的内心，都会有越来越复杂的东西想要呈现和表达，诗歌似乎没办法满足我。不过，转向小说创作后，我一直没有找到感觉，老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大家都在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当时想，真不如回去教书。
大概《尘埃落定》写到三分之一，我就跟家里人说，可以不回去了，这辈子可以就干这个了。其实写之前“耽搁”了挺久，我对土司制度做了四年的研究。很多时候你真的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会忽然发现好像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得到可靠的支持和支撑，看一百篇论文，说的都差不多，不解决问题。我就自己开始调研，搞了足足四年。其实，写作就是静下来，沉下去，急不得。
《檢察风云》：您在写父辈的故事，写您最了解的藏族故事，是不是相对容易些？
阿来：其实我反对给《尘埃落定》贴上“藏族文学”的标签。故事虽然发生在藏族人的身上，但是爱与恨、生与死，这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包括我后来写《蘑菇圈》，特别的题材、视角、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文学应该具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
十年一剑，终写“汶川”
《检察风云》：《蘑菇圈》凭借清新的诗意和醇厚的情义，在去年获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次也是做了艰苦的调研吗？
阿来：那倒不是。比起写作本身，我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去阅读、旅行，这些年我把青藏高原的东边都跑遍了，我的登山包里有五个不同焦距镜头，几十年来都在拍高原山野植物。至于写，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4年突然起意，想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很快，第一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就写好了。
《检察风云》：作为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四川作家，您为何一直没有“碰”汶川地震的题材，直到去年才动笔？
阿来：我是一个出身四川的作家，还在四川省作协当了十几年主席，但在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时间里，我一直不敢落笔写地震和震后。因为有近一年时间，我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做志愿者，越是看得多，越是不敢写，生怕自己把灾难和人性，写得轻了、薄了。直到去年5月12日当天，十周年纪念，防空警报响起，长长的嘶鸣声中，我坐在写字台前，泪流满面，一动不动。这十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停下了写了一半的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写一个人和一个村庄。写完《云中记》，心头沉甸甸的那部分，终于放下来了。
电影剧本，亦有积累
《检察风云》：长篇小说《云中记》去年10月完稿，2019年1月见刊于《十月》，今年5月出版。但期间，你还“抽空”用50天时间，完成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
阿来：这部叫作《攀登者》的电影，刚刚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拍完了最后一组镜头，举行了关机仪式。主创阵容很好，监制徐克、导演李仁港，主演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等。但吸引我的不是这些，而是攀登的故事。我在前几年就采访过1960年、1975年登顶珠峰的几乎所有运动员，王富洲是地质大学的学生，屈银华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森林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队的，贡布是班禅警卫团炊事班的士兵……可以说，我不仅了解每一个“登山英雄”的故事，还对没能登顶成功的人，那些冻伤截肢的，甚至意外牺牲的，也都做过深入的采访。那几年，我去过好几次珠峰大本营，还在登山学校认真看过训练。
《检察风云》：是因为对登山故事和技术的了解，让你有信心写好这个剧本？
阿来：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动笔前，想要写的是人的精神。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类自我发现的过程。那些经典的战争电影，一个战士，去到战场的时候，往往是懵懂的，只想着简单地完成一个任务。但在残酷的炮火中，人会重新认识自我。我相信在极端的环境下，对国家的感情、对队友的信任，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都是真诚的，能够打动观众的。
不斥商业，更爱文学
《检察风云》：做过拖拉机手、乡村教师、杂志主编，也做了十年省作协主席，您最看重的身份是什么？
阿来：作家。我前几天去岳麓书院开讲座，主办方开门见山介绍说得过什么大奖、上过作家财富排行榜、是四川省作协主席。现在介绍一个作家，往往不谈他的书，不谈文本，不谈他到底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就谈他的社会身份、收入和奖项。这是不对的。起码，作家要敬畏文学本身。文学是从语言进入的另外一个比现实生活更真实的世界。千百年来，经过语言的过滤、提升，文学能让我们在残酷的、庸常的生活当中，发现、抓取、留存一些美好的、充满善意的东西。我相信，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能够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这也是我在充满变化的时代和写作中，始终不变的坚持。
采写：孙佳音 罗雪琴
编辑：黄灵
他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写过最后一个西藏土司家族的覆灭，他在剧本《攀登者》里试图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最新长篇《云中记》里沉淀下一个四川作家对汶川地震的疼痛。他是藏族作家阿来，他行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行走在书生与侠客之间。他成名已久，他仍然笔耕不辍，他说，文学是急不得的事情。
短袖立领的T恤、户外质感的马夹、休闲面料的长裤，再搭配运动鞋和运动手环，如果不是四川省作协这间“主席办公室”书架、台案、窗边、茶几都或齐整或零散地码放着的书本，尤其宽大的写字台都几乎要被泛黄的一摞摞书淹没，你很难将这个皮肤黝黑、肌肉紧实的藏族汉子与“作家”相联系。
乡村教师，小诗投稿
《检察风云》：您出生在川西北部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道路的？
阿来：我1959年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认知都来自地质勘探员，他们打开的地图，去过的地方，都让我很神往。1977年恢复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把所有的志愿全部填成了地质学，但却阴差阳错地去了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中专师范毕业，这也是我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19岁，我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坐大半天汽车，又骑了三天马，翻越两座雪山才背着两箱书抵达学校。
《检察风云》：您是从“教师”任上转向职业文学创作的吗？
阿来：乡村教师我做了五年，不好当。得苦口婆心地劝当地家长重视教育，遇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还得表态“你让孩子念书，周末我帮你们干活”才行。但乡村教师也不难当，一年后我就被调入马尔康县第二中学教初中，第二年又被调入县城中学带毕业班，算是完成了“三级跳”。
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两年间我读完了中学阅览室里的四五千册图书，从《光荣与梦想》到海明威、福克纳，从《诗经》到杜甫、鲁迅。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火红的时代，火热的文学。常有人拿着诗歌叫我鉴赏，我耿直地告诉他们，“你们写得不好，图书馆里的才是精品”，同事反唇相讥“你自己都不写，怎么看得出作品优劣”？做老师的第三年，我在“激将之下”创作了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寄出去参赛。没想到，到了年底，收到了50元稿费和100元奖金。大概相当于半年的工资收入！
也曾迷茫，差点放弃
《检察风云》：诗歌创作稿费也不低，你后来为何很快转向了更寂苦的小说创作？
阿来：中国诗歌大多是抒情、言志、状物，它很难思辨，很难完整地叙事。你一旦真的开始写作，接触到的现实、自己的内心，都会有越来越复杂的东西想要呈现和表达，诗歌似乎没办法满足我。不过，转向小说创作后，我一直没有找到感觉，老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大家都在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当时想，真不如回去教书。
大概《尘埃落定》写到三分之一，我就跟家里人说，可以不回去了，这辈子可以就干这个了。其实写之前“耽搁”了挺久，我对土司制度做了四年的研究。很多时候你真的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会忽然发现好像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得到可靠的支持和支撑，看一百篇论文，说的都差不多，不解决问题。我就自己开始调研，搞了足足四年。其实，写作就是静下来，沉下去，急不得。
《檢察风云》：您在写父辈的故事，写您最了解的藏族故事，是不是相对容易些？
阿来：其实我反对给《尘埃落定》贴上“藏族文学”的标签。故事虽然发生在藏族人的身上，但是爱与恨、生与死，这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并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包括我后来写《蘑菇圈》，特别的题材、视角、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文学应该具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
十年一剑，终写“汶川”
《检察风云》：《蘑菇圈》凭借清新的诗意和醇厚的情义，在去年获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次也是做了艰苦的调研吗？
阿来：那倒不是。比起写作本身，我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去阅读、旅行，这些年我把青藏高原的东边都跑遍了，我的登山包里有五个不同焦距镜头，几十年来都在拍高原山野植物。至于写，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2014年突然起意，想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很快，第一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就写好了。
《检察风云》：作为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四川作家，您为何一直没有“碰”汶川地震的题材，直到去年才动笔？
阿来：我是一个出身四川的作家，还在四川省作协当了十几年主席，但在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时间里，我一直不敢落笔写地震和震后。因为有近一年时间，我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做志愿者，越是看得多，越是不敢写，生怕自己把灾难和人性，写得轻了、薄了。直到去年5月12日当天，十周年纪念，防空警报响起，长长的嘶鸣声中，我坐在写字台前，泪流满面，一动不动。这十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停下了写了一半的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写一个人和一个村庄。写完《云中记》，心头沉甸甸的那部分，终于放下来了。
电影剧本，亦有积累
《检察风云》：长篇小说《云中记》去年10月完稿，2019年1月见刊于《十月》，今年5月出版。但期间，你还“抽空”用50天时间，完成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创作？
阿来：这部叫作《攀登者》的电影，刚刚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拍完了最后一组镜头，举行了关机仪式。主创阵容很好，监制徐克、导演李仁港，主演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等。但吸引我的不是这些，而是攀登的故事。我在前几年就采访过1960年、1975年登顶珠峰的几乎所有运动员，王富洲是地质大学的学生，屈银华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森林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队的，贡布是班禅警卫团炊事班的士兵……可以说，我不仅了解每一个“登山英雄”的故事，还对没能登顶成功的人，那些冻伤截肢的，甚至意外牺牲的，也都做过深入的采访。那几年，我去过好几次珠峰大本营，还在登山学校认真看过训练。
《检察风云》：是因为对登山故事和技术的了解，让你有信心写好这个剧本？
阿来：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动笔前，想要写的是人的精神。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类自我发现的过程。那些经典的战争电影，一个战士，去到战场的时候，往往是懵懂的，只想着简单地完成一个任务。但在残酷的炮火中，人会重新认识自我。我相信在极端的环境下，对国家的感情、对队友的信任，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都是真诚的，能够打动观众的。
不斥商业，更爱文学
《检察风云》：做过拖拉机手、乡村教师、杂志主编，也做了十年省作协主席，您最看重的身份是什么？
阿来：作家。我前几天去岳麓书院开讲座，主办方开门见山介绍说得过什么大奖、上过作家财富排行榜、是四川省作协主席。现在介绍一个作家，往往不谈他的书，不谈文本，不谈他到底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就谈他的社会身份、收入和奖项。这是不对的。起码，作家要敬畏文学本身。文学是从语言进入的另外一个比现实生活更真实的世界。千百年来，经过语言的过滤、提升，文学能让我们在残酷的、庸常的生活当中，发现、抓取、留存一些美好的、充满善意的东西。我相信，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能够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这也是我在充满变化的时代和写作中，始终不变的坚持。
采写：孙佳音 罗雪琴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