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涌现出众多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和新类型公共艺术——它们大多是以艺术为导向的场所营造和基于场所的新类型公共艺术行动与计划，这恰好与那些以唤醒社区公民意识和公共领域参与行动为主轴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同步，至今方兴未艾。它们都指向一种以原创的方式来推动场所的社会化营造或社会创新设计。这种新兴文化与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亦步亦趋，在此背景下，场所/社区营造和公共艺术思潮彼此呼应着从不同维度对本地未来都市的愿景做出着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场所营造
　　根据美国纽约公共空间项目网站[2]的解释，“场所营造指的是加强人们和共享场所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个合作过程，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公共领域，以最大化共享价值……场所营造作为开发公共空间的艺术和科学……它能够创造社区、激发互动、鼓励创业、培养创新和培育人性。”
　　重提场所营造一方面对社区新福祉观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带来逆全球化的本地主义风险。而今以场所为导向的社会创新活动正在全球蔓延，它们大都致力于推进生产“一种关于‘本地’的新概念：一方面扎根于特定场所和社区，另一方面向全球的想法、信息以及人群保持开放，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3]在这种平衡制约下的场所和社区营造不仅有助于促进更好的城市设计，还能促进创造性的使用模式：通过对一个地方的重新定义来支持它在物理、文化和社会身份方面的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已经使社会突发风险渗透进了日常生活，人们需要频繁地应对现有社会技术系统的脆弱或崩塌问题，而要转变原有系统的运作方式、提升其自适应发展力，实际上意味着根本性变革。然而，相比颠覆性的社会变革，新时代更需要人们利用智识共同探寻社会技术系统维持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的新路径。
　　弹性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4]便为社会技术系统带来了基因多样性的启示：一个系统的持久存在，需要有各种独立的、具有多样性的子系统；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提升其在大环境变化下持续进步的能力；这也是系统具备适应力的根基。今天，“弹性/可恢复性”[5]概念在不同领域相继出现，尽管各自有不同的内涵，但基本是指系统承受失败压力并维持其运作的适应能力和价值。在社会学领域，一个具备弹性的社会势必是一个多样的、有创造力的社会技术系统，弹性生态系统的提出表明了社会创新的阶段目标和方向。可以这样说，一个地域系统内含若干场所和社区，在场所和社区营造时更多地关注其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那么它们所处的地域也会随之变得更多样、更丰富，从而更有弹性。于是，一个新的地域生态系统生成。这也就意味着在地域系统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愿景被渐渐勾勒出来。
　　以场所创新为导向的社会对话、社会形式和社会行动
　　今天不论是协力的艺术还是协同设计，都表现得更像一场在很多个人和集体间展开的浩大的、多面的对话，参与者们在各自不同的网络节点中发起艺术工作和设计行动，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实现主体间性互动，这是当代社会典型的主体间对话。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发展变革作为一种可见的和个性化策略，既是全球地方感重塑的社会创新策略，也是新兴全球性文化创造的源泉，更是当代公共艺术在“艺术终结”后不断寻求的开口和出路。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对话已成为一种当代艺术的形式，而且持续作为那些走出美术馆进入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艺术家们所常用的一种过程，它们大都以一种近似政治性、社会运动的方式发生。这类艺术家通常出于内在需要，自下而上地将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纳入艺术创作，并把公共策略转化成为一种个性化的美学语言，整个过程由艺术家构思、与群众合力完成。而今旨在创造和促进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形式的艺术实践显著增加，其操作形式也包含了对话、集会、邂逅、活动等等，艺术家们正在以可见的社交性模式来抵抗“景观社会”里社会关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他们努力使艺术实践从单一的技术性练习或是物质倾向转变为以促进主体间交流为归旨的过程或行动。格兰·凯斯特把对话视为一种在社群层面上具有创造性的平等和相互学习的过程，它建构了一种和相关人物及其它生命形式之间的特别关系，它是一种包含着不同阶层的论述，可以因此与许多生命交会，并在彼此交集过程中找到意义的一种方法。
　　为了能让无形的议题能够被直接看见、被直观感知，而且有效地激发、支持和总结社会对话，专业人员常常会从积极解决问题入手，革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新的策略，从而获得切实的结果。有时还会为普通群众的参与提供一些艺术的工具包，让他们也可以轻松实现创新性思考和应用。
　　地方与全球的协商：作为社会界面的公共艺术
　　曼奇尼认为依托基于场所和社区质量的福祉观，社会创新昭示着一种新文化的萌芽，这种新文化是一种能够为多元文化提供平台的超级文化（曼奇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242）。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个有待设计的项目”。公共艺术像一种日常生活项目的代理者一般存在于这种超级文化网络中，相对于微观层面的场所和社区概念，它更像中观层面的界面，通过短链网络激发、支持和总结社会创新的阶段可视化的关系生成，而依靠长链网络则将某种特定的审美经验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框架中，各种本地的、开放的、高度共时性的新兴实验活动和思维方式不断生发。
　　21世纪的社会创新将承担类似20世纪技术创新的角色来驱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们将会到那些可能性浮现的岛屿中探索并塑造全新的世界。用简单的话来说，让我们通力合作起来，使世界所有可能性浮现。
　　新类型公共艺术把自身的工作从审美性的纯艺术自律转向一种行动主义姿态，这是通过重新定义艺术工作来倒逼艺术理念和结果的创造。而这种行动主义姿态源于个人的内在需求，是自下而上的微观调和式的社会变革，它正是通过地方与全球的协商来实现全球地方感的重塑，以某种社会对话、协作式组织或是某种社会行动来形塑一种作为社会界面存在的公共艺术自身可能性。
　　注释：
　　[1]【意】曼奇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M].钟芳，马谨，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230.
　　[2]Project for Public Space. What is Placemaking？ [EB/OL] [2015-02-01]. http：//www.pps.org/reference/what_is_placemaking/.
　　[3]同[1].
　　[4] [D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自然生态系统.
　　[5][D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复杂适应系统/10345346.
　　[6]Holling C S.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Annual Re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s，1973.4：123.
　　[7]【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98.
　　[8]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p.62/Ak-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