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又称白高大夏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由于位于北宋西北部，故称西夏。党项族原为羌族的一支，游牧于川西高原的山谷草甸之间，唐朝初年迫于吐蕃压迫迁徙至陕北一带，以牧畜为生。唐末时党项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获赐姓李，被封为夏国公节度夏州，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夏州政权被北宋并吞后，部落首领李继迁起兵占据银州，攻破会州（今靖远、会宁一带），向辽称臣与宋抗衡，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其继位者李德明与李元昊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陆续占领兰州以西、玉门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称帝建立西夏，之后经过数年的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与宋、辽（后为金所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统治长达190年，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亡。
　　西夏立国前后，为了稳定局势，驾驭各部酋豪，与宋辽抗衡，在“严以刑赏、尚武重法”的同时，采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将汉族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贯穿西夏王朝始终且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元昊继位后，注重使用汉族人才，重教兴学，成就显著。1034年他命大臣野利仁荣效仿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之后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蕃学，选拔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并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发展汉学，使各类文化教育机构迅速发展，日臻完善。据《西夏书事》记述：“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到夏仁宗李仁孝时，更是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宇宏敞，并如帝制”，并开办科举，策试举人，还再次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复直小学于禁中”，接着又立大汉太学。而所有州县的学校、禁中小学、京师太学，均以儒学为教授内容，儒学之盛与中原不分轩轾。
　　河西地区自东汉以来儒学就获得蓬勃发展，至五凉而达全盛，后经隋唐的着力经营历五代而不衰。西夏入主前，河西地区的割据政权都是在吐蕃统治瓦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除瓜沙归义军政权外，甘州回鹘政权和凉州蕃汉奴隶主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文化教育发展非常有限。极为重视发展教育的李元昊，称帝立国后的第二年（1039年）即下令各州置蕃学、设教授，并对硕儒博学之士大加重用，使河西各州郡县学在重儒兴学之风中逐步设立，学校教育随之恢复、发展和兴盛，并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镌刻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落款中有“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之句，不难看出王德昌的职务除“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外，还兼郡学教授，由此也可证明元昊统兵占领河西并在甘州设立镇夷郡后，镇夷郡的郡学就已建立。至于人才培养方面，《西夏书事》曾记载，夏仁宗李仁孝时期的凉州人权鼎雄“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当然，因才学而得到重用的河西人，肯定不止权鼎雄一人，据《元代西夏人物表》统计，活跃于元代初期的370余位西夏历史人物中，祖籍属河西地区的就达64人。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文化教育情况，也可从各地大量的西夏文物中得到佐证。上世纪，在河西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西夏文字经册、文书和碑刻，甚至还有学子们写字用的文具笔架和习字残片。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字《四言记事文》残页，其中的“坐卧徘徊，欢喜踊跃，乐人歌舞，吹笛鸣鼓”，“父母智慧，选择师长”等内容，四字一句，便于记忆，应为当时学校教育的启蒙读物。这些文物都表明了在西起敦煌、南至兰州、东尽天梯山的整个西夏所统治的甘肃地区使用和进行西夏文字教育的史实。
　　河西走廊作为西夏文化区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教育发展程度是西夏统治区内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整个区域内的教育并未因党项族别及政权性质而改变，相反除承接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儒学教育发展成果并继续向前推进外，对甘、凉等地的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与同时期北宋王朝所辖甘肃各地相比，河西地区的教育无疑在建置及教学内容上都要标准和规范得多。宋统治下的甘肃各地，大部分处于政权交错地带，民族成分复杂。虽然宋王朝是汉族政权，但“蕃学”的设置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受教育者以吐蕃子弟为主，因而学校的文化传承功能始终不明确。而河西走廊则不同，虽然隶属于党项，但却是西夏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政策的执行程度都较为彻底，再加上河西地区尊儒重教的良好传统，以及受教育者大多为汉族的实际状况，都有效地保证了该地儒学教育的水平和效果。可以说，宋夏时期，甘肃教育的中心内容仍以经学为主，教育发展的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