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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的号角吹响以来，这座“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已陷人“围歼”之中。
2004年1月1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沈阳星光玻璃有限公司破产。此前，记者注意到，在沈阳市人大第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市长陈政高在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04年政府工作安排”中指出：“今年要基本完成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任务；全面完成中小企业的规范转制和收尾工作；对52户问题企业实施破产退出。”
同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也在2003年，由省政府完成《吉林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研究报告》，报告中建议继续实行企业关闭破产的政策，加大对企业政策性破产和依法破产的支持力度，保持兼并破产、核呆、债转股等政策的连续性。有关数据显示，吉林省有282户企业急需实施政策性破产，需核销呆账230亿元。
沈阳星光玻璃有限公司的破产与重组，是沈阳市20家计划整体合资企业的第一家，预示着沈阳已率先鸣响“问题国企”破产的发令枪，“新辽沈战役”已开篇破题。置死地而后生
星光公司破产的原因，与许多濒临倒闭的国企都有很强的共性。沈阳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星光公司是沈阳星光建材集团的子公司，总资产近3亿元人民币。星光同其它国企一样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直到1993年，星光虽然已无赢利，但纳税金额仍达到1.5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
但好景不长，在建材行业巨大利润的诱惑下，生产玻璃的企业猛增，市场竞争使产品的价格很快降到成本线以下，星光的负债越来越多。据了解，星光原有资产26441万元，负债却已高达48494万元，负债率为183％，企业500吨生产线放水停产数月却无力修复，原材料供应只能保证2～3天的生产需要，企业经营困难、巨额亏损、资金匮乏，欠发工资、很多职工被迫下岗。2003年，星光公司回天无力，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
记者在星光厂区看到，企业虽然破产了，但院内整齐的绿化带和员工井然有序的工作状态，丝毫看不出萧条景象。原来，“星光”的牌子已经更换为沈阳耀华玻璃有限公司。据介绍，早在2002年，在沈阳和秦皇岛两市政府的支持下，耀华集团和星光就整体收购事宜进行多次磋商。
总部位于秦皇岛的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玻璃企业之一，目前下辖30佘家子公司，总资产近40亿元。2002年11月24日，耀华集团与沈阳星光建材集团、沈阳经贸委共同签署了收购框架协议，以沈阳耀华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整体收购星光集团3条玻璃生产线，并对这3条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2003年12月1日，耀华集团正式开始对原星光公司进行生产管理。
星光虽然资不抵债，但却是沈阳市建材行业的骨干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谁收购了星光也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占领东北玻璃市场的主动权。一名业内人士介绍说，在收购过程中，先后曾有多家国内有实力的企业睽视星光，但最终“星光”花落“耀华”，是因为耀华在职工安置问题上，得到了沈阳市政府和星光的认可。
据了解，星光公司的484名职工与耀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外，耀华还做出了企业不停产、职工不下岗、工资不拖欠、市场不丢失、税源不间断的保证。“星光破产仅仅是沈阳市进一步实施‘问题企业’破产的开始。”一名参与转制调研的专家如是说。
记者在市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沈阳提出在3年内基本使“问题企业”退出市场，特别是像星光这样的52户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要通过规范注销、购并注销和依法吊销的方式，坚决在两年内使其退出市场。专家认为，转制尽管是艰难和痛苦的，但这种阵痛对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来说，是重生前的考验。
破解“东北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辉煌，但大多国企已彻底暴露疲态。到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充分显现出来，工业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国有企业停产、破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被经济界称为“东北现象”。
如何破解“东北现象”?当时还在为“姓社姓资”伤脑筋的人们，不可能对国有企业在体制性上存在的不治之症有准确的诊断。
面对痼疾，中央政府曾在东北进行了几个波次的国企改革，希望让这些国企自己硬着身体走出困境。先是供氧，上项目；然后输血，拨款；再是拨改贷；有的大型国企扔进去的巨额资金多达几亿甚至十几亿，最后也没能挽救国企衰落的命运。
人们还依稀记得，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率先宣布破产的爆炸性新闻。据一名当事人回忆，破产警告刚刚发出时，人们就觉得心里老大不忍，“救援大军”滚滚而来：减免税收，送贷上门。人事部门忙着给引进人才，工商部门帮助开辟“经营渠道”，科技部门送来新开发的产品。“破产办公室”成了破产救济中心，跑材料，筹资金，说情推账……
破产警告倒成了“香饽饽”，“黄牌”变成了“王牌”，企业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特殊感：“我们都要破产了，你们到底管不管?”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此优厚的破产警告，即使救活了，他们又如何在竞争中靠自己挺直腰板?事实是，如果当时就让“黄牌企业”退出经济舞台，随后国家就不用交昂贵的学费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在破解“东北现象”时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提出‘简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等。在世纪之交，我们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以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实现产权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惟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决策层终于下决心以空前力度消除东北振兴的体制性束缚，使之真正融入全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破产只是国企转制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惟一形式。对于“问题国企”退出市场，动大手术是惟一的办法，不是在企业内部改制，而是从根本上转制。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再高明的医术对于这样的企业也回天乏术。国企转制必然冲击旧的经济体制、行政管理、劳动就业、干部管理、社会福利以及所有制结构，迫使它们从各自角度做出重大变革。
一元钱转让，紧急叫停
怎样让老国企平稳地走向新生，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新问题，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事情。有专家认为，必须规范国有产权转让秩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涉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利益，不能草率行事。
记者了解到，2004年伊始，沈阳市曾发生一家医药集团药业公司挂牌以一元钱转让给企业原负责人的事情。消息一经当地媒体披露，沈阳市经贸委在挂牌公示最后半天之前，紧急叫停此事，该公司被主管部门要求到沈阳市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记者为此走访了一些官员和企业。企业职工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在产权交易中出现的暗箱操作现象。对此，沈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一定要增强产权交易的透明度。”
一名“老国企”对记者说：“资不抵债的问题企业退出市场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认为，在转制过程中，要阳光操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不能再像几年前那样搞拉郎配，不能形式上转了，实际上是翻牌企业，工厂变公司，换汤不换药，让少数腐败分子、企业蛀虫侵吞国有资产。”
沈阳华威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润生对记者说“我们集团是有3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几十年的陈年老账，到我们这届班子负债率已经达127％，也在市政府挂牌竞拍之列。去年与南方一家民企谈收购，人家一翻我们的家底，立马就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转制挺难，但企业领导层的态度也很明确，引入资金要先解决职工的拖欠工资问题，把职工身份先转换了，谁出钱企业就卖给谁!虽然转制了，但我们这些业务骨干还要在这个企业做下去。我在职工大会上说，不能让拎一个皮包的人进来，拎两个皮包走，他转手把企业卖了，职工遣散回家，就失去了转制的意义。”
星光在破产转制中就是坚持这一原则，企业不能倒，职工不能下岗。看来，这是目前很多“问题企业”职工的典型心态。
谈到国企转制中的问题，一名“老国企”对记者谈了他的感受：“问题国企必须退出市场，但不能人为造一个市场，不能为了破产而破产。大中型企业改制不能强调时间，更不能下破产任务指标，要让市场说话。以前也搞过破产转制，卖给经营者，评估的时候拼命压价，卖出去后新老板不履行协议，开始大杀大砍，不兑现工人的福利，随意解雇工人。所以无论改制采取什么办法都应该符合这个企业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利益和国家利益。”
“企业要想和谁合资，职工最了解企业自己的情况，也最了解同行业内企业的情况。不要一提是民营企业，一提有收购意图就急着谈，民营企业也有鱼目混珠的。前些年引进像杨斌这样的骗子还少吗?我认为，既然把企业放到市场中去，就要让企业自己在市场中找位置，自己去找合作伙伴，政府不要干预，不要由政府去指定收购人。东北官本位意识浓厚，在前几轮国企改革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导致陷入越改越乱的怪圈。在这次振兴东北中，再不能为盲目追求某一项指标再玩虚的了，如果谁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贻误东北振兴大业，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看来，东北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和政绩工程。2003年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中，各地区要防止和纠正不顾产权市场供求状况及其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作用、不计转让价格和收益，下指标、限时间、赶进度，集中成批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做法。防止和避免人为造成买方市场、低价处置和贱卖国有资产的现象。”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发令枪已经打响，对东北振兴战役的进程，国人拭目以待。
2004年1月1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沈阳星光玻璃有限公司破产。此前，记者注意到，在沈阳市人大第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市长陈政高在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04年政府工作安排”中指出：“今年要基本完成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造任务；全面完成中小企业的规范转制和收尾工作；对52户问题企业实施破产退出。”
同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也在2003年，由省政府完成《吉林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研究报告》，报告中建议继续实行企业关闭破产的政策，加大对企业政策性破产和依法破产的支持力度，保持兼并破产、核呆、债转股等政策的连续性。有关数据显示，吉林省有282户企业急需实施政策性破产，需核销呆账230亿元。
沈阳星光玻璃有限公司的破产与重组，是沈阳市20家计划整体合资企业的第一家，预示着沈阳已率先鸣响“问题国企”破产的发令枪，“新辽沈战役”已开篇破题。置死地而后生
星光公司破产的原因，与许多濒临倒闭的国企都有很强的共性。沈阳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介绍，“星光公司是沈阳星光建材集团的子公司，总资产近3亿元人民币。星光同其它国企一样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直到1993年，星光虽然已无赢利，但纳税金额仍达到1.5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
但好景不长，在建材行业巨大利润的诱惑下，生产玻璃的企业猛增，市场竞争使产品的价格很快降到成本线以下，星光的负债越来越多。据了解，星光原有资产26441万元，负债却已高达48494万元，负债率为183％，企业500吨生产线放水停产数月却无力修复，原材料供应只能保证2～3天的生产需要，企业经营困难、巨额亏损、资金匮乏，欠发工资、很多职工被迫下岗。2003年，星光公司回天无力，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
记者在星光厂区看到，企业虽然破产了，但院内整齐的绿化带和员工井然有序的工作状态，丝毫看不出萧条景象。原来，“星光”的牌子已经更换为沈阳耀华玻璃有限公司。据介绍，早在2002年，在沈阳和秦皇岛两市政府的支持下，耀华集团和星光就整体收购事宜进行多次磋商。
总部位于秦皇岛的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玻璃企业之一，目前下辖30佘家子公司，总资产近40亿元。2002年11月24日，耀华集团与沈阳星光建材集团、沈阳经贸委共同签署了收购框架协议，以沈阳耀华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整体收购星光集团3条玻璃生产线，并对这3条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2003年12月1日，耀华集团正式开始对原星光公司进行生产管理。
星光虽然资不抵债，但却是沈阳市建材行业的骨干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谁收购了星光也就意味着谁拥有了占领东北玻璃市场的主动权。一名业内人士介绍说，在收购过程中，先后曾有多家国内有实力的企业睽视星光，但最终“星光”花落“耀华”，是因为耀华在职工安置问题上，得到了沈阳市政府和星光的认可。
据了解，星光公司的484名职工与耀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外，耀华还做出了企业不停产、职工不下岗、工资不拖欠、市场不丢失、税源不间断的保证。“星光破产仅仅是沈阳市进一步实施‘问题企业’破产的开始。”一名参与转制调研的专家如是说。
记者在市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沈阳提出在3年内基本使“问题企业”退出市场，特别是像星光这样的52户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要通过规范注销、购并注销和依法吊销的方式，坚决在两年内使其退出市场。专家认为，转制尽管是艰难和痛苦的，但这种阵痛对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来说，是重生前的考验。
破解“东北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国有企业实现了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辉煌，但大多国企已彻底暴露疲态。到上世纪90年代，东北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充分显现出来，工业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国有企业停产、破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被经济界称为“东北现象”。
如何破解“东北现象”?当时还在为“姓社姓资”伤脑筋的人们，不可能对国有企业在体制性上存在的不治之症有准确的诊断。
面对痼疾，中央政府曾在东北进行了几个波次的国企改革，希望让这些国企自己硬着身体走出困境。先是供氧，上项目；然后输血，拨款；再是拨改贷；有的大型国企扔进去的巨额资金多达几亿甚至十几亿，最后也没能挽救国企衰落的命运。
人们还依稀记得，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在全国率先宣布破产的爆炸性新闻。据一名当事人回忆，破产警告刚刚发出时，人们就觉得心里老大不忍，“救援大军”滚滚而来：减免税收，送贷上门。人事部门忙着给引进人才，工商部门帮助开辟“经营渠道”，科技部门送来新开发的产品。“破产办公室”成了破产救济中心，跑材料，筹资金，说情推账……
破产警告倒成了“香饽饽”，“黄牌”变成了“王牌”，企业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特殊感：“我们都要破产了，你们到底管不管?”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此优厚的破产警告，即使救活了，他们又如何在竞争中靠自己挺直腰板?事实是，如果当时就让“黄牌企业”退出经济舞台，随后国家就不用交昂贵的学费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在破解“东北现象”时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提出‘简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等。在世纪之交，我们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发达与成熟的根本标志是以产权作为交易对象加入到交换过程中来，即产权的市场化。实现产权市场化才能使市场经济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惟有在产权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与投资领域才能充分地实现相互优化选择或重组。”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决策层终于下决心以空前力度消除东北振兴的体制性束缚，使之真正融入全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破产只是国企转制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惟一形式。对于“问题国企”退出市场，动大手术是惟一的办法，不是在企业内部改制，而是从根本上转制。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再高明的医术对于这样的企业也回天乏术。国企转制必然冲击旧的经济体制、行政管理、劳动就业、干部管理、社会福利以及所有制结构，迫使它们从各自角度做出重大变革。
一元钱转让，紧急叫停
怎样让老国企平稳地走向新生，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新问题，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事情。有专家认为，必须规范国有产权转让秩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涉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利益，不能草率行事。
记者了解到，2004年伊始，沈阳市曾发生一家医药集团药业公司挂牌以一元钱转让给企业原负责人的事情。消息一经当地媒体披露，沈阳市经贸委在挂牌公示最后半天之前，紧急叫停此事，该公司被主管部门要求到沈阳市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记者为此走访了一些官员和企业。企业职工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在产权交易中出现的暗箱操作现象。对此，沈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一定要增强产权交易的透明度。”
一名“老国企”对记者说：“资不抵债的问题企业退出市场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认为，在转制过程中，要阳光操作，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不能再像几年前那样搞拉郎配，不能形式上转了，实际上是翻牌企业，工厂变公司，换汤不换药，让少数腐败分子、企业蛀虫侵吞国有资产。”
沈阳华威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润生对记者说“我们集团是有30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几十年的陈年老账，到我们这届班子负债率已经达127％，也在市政府挂牌竞拍之列。去年与南方一家民企谈收购，人家一翻我们的家底，立马就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转制挺难，但企业领导层的态度也很明确，引入资金要先解决职工的拖欠工资问题，把职工身份先转换了，谁出钱企业就卖给谁!虽然转制了，但我们这些业务骨干还要在这个企业做下去。我在职工大会上说，不能让拎一个皮包的人进来，拎两个皮包走，他转手把企业卖了，职工遣散回家，就失去了转制的意义。”
星光在破产转制中就是坚持这一原则，企业不能倒，职工不能下岗。看来，这是目前很多“问题企业”职工的典型心态。
谈到国企转制中的问题，一名“老国企”对记者谈了他的感受：“问题国企必须退出市场，但不能人为造一个市场，不能为了破产而破产。大中型企业改制不能强调时间，更不能下破产任务指标，要让市场说话。以前也搞过破产转制，卖给经营者，评估的时候拼命压价，卖出去后新老板不履行协议，开始大杀大砍，不兑现工人的福利，随意解雇工人。所以无论改制采取什么办法都应该符合这个企业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利益和国家利益。”
“企业要想和谁合资，职工最了解企业自己的情况，也最了解同行业内企业的情况。不要一提是民营企业，一提有收购意图就急着谈，民营企业也有鱼目混珠的。前些年引进像杨斌这样的骗子还少吗?我认为，既然把企业放到市场中去，就要让企业自己在市场中找位置，自己去找合作伙伴，政府不要干预，不要由政府去指定收购人。东北官本位意识浓厚，在前几轮国企改革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导致陷入越改越乱的怪圈。在这次振兴东北中，再不能为盲目追求某一项指标再玩虚的了，如果谁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贻误东北振兴大业，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看来，东北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和政绩工程。2003年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中，各地区要防止和纠正不顾产权市场供求状况及其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作用、不计转让价格和收益，下指标、限时间、赶进度，集中成批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做法。防止和避免人为造成买方市场、低价处置和贱卖国有资产的现象。”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发令枪已经打响，对东北振兴战役的进程，国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