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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杨德豫先生最后一个电话是在去年十二月中旬。那天，我跟随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在江苏常熟出差，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再版“诗苑译林”（第一辑）样书向一群诗人征求意见。常熟诗人张维，第一本海子诗集的编选者，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与老版“诗苑译林”的渊源。上海诗人陈东东热情地向我推荐他的弟弟陈东彪翻译的博尔赫斯的诗歌，还提到通过北岛联系当代印度诗歌译本。澳门诗人姚风在长途电话里说他马上把他翻译的葡萄牙大诗人安德拉德的诗歌发给我。女诗人姚月从我包里拿走最后一本样书《图像与花朵》。我有些激动，举起酒杯，这时，手机又响了。
按下通话键，耳边传来急促、略微高亢的声音：“傅伊同志，我是杨德豫。我接到你的信了，很感动……”他说他听力障碍，听不见我的声音，等他说完后我再跟在医院陪护他的工人说话。他说他目前健康状况很糟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虽然医生和女儿鼓励他，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反复地道歉，因为他在再版工作上帮不了我们。我请护工转告他安心养病，不要惦记着工作。
一月下旬参加杨先生追悼会后，在采访他的侄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时，我无意间提起那最后一个电话和我的迷惑，我复述了信中几句话。“跟《人生颂》的意思很像。”他缓缓地说。《人生颂》是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最著名的抒情诗之一，也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作品主题鲜明，感情激荡，意境开阔，音韵铿锵，深受读者喜爱。此诗的各种译本中，杨德豫的译笔信而美，流传最广：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
人生是到处扎寨安营；
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1956年秋天，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杨德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语诗歌，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当时任职于广州军区司令部翻译科的汪飞白比他早一年开始翻译诗歌，同样遭到无理压制。杨德豫在反右前夕发表的文章《谁是谁非》，就是为汪飞白打抱不平而作。“打尽天下不平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追求”。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飞白老人谈起往事，依然心绪难平。“我们在大学时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把闹学潮看得比上课重要，所以大三时离校参加革命”。刚正不阿的杨德豫竟因好鸣不平而导致一生坎坷。
杨德豫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杨德豫、牟尼《杨德豫的“左”“右”人生》）
在这不久后召开的广州军区报刊座谈会上，他不惧权威，直言无忌：
那时我胆子很大，我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话一上纲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右派言论了。我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我还说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杨德豫、牟尼《杨德豫的“左”“右”人生》）
由于上述两条主要罪状，杨德豫被划为右派，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1958年6月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洞庭湖畔当了二十年“贼配军和苦役犯”。
1949年2月，长白师范学院学生张家骧在通州参加人民解放军，与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德豫住同一个炕上。当时，数以万计像他们这样的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弃学从戎随军南下。这时，故人重逢竟然在农场新华书店，一见面就认出彼此，却不敢打招呼。沉重的政治包袱和压抑的现实环境使性格直爽的杨德豫变得内向。在那种处境下，杨德豫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看到政治乱象社会丑恶，他总是忍不住批评，“不说他就很痛苦。”张家骧说。
1966年7月，在农场中学教书的杨德豫和其他右派要求平反，农场领导不同意，杨德豫被揪斗游街，开除干籍和取消工资，再次下放生产队凭劳动工分计酬……
后来，容貌清俊、仪态端庄的杨德豫自称“从小就讨人厌”，“从小有点犯上作乱的思想，有点反骨”，为此吃尽苦头也不改本性。他在《墓志铭》中写道：“‘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在纪念已故挚友、著名编辑杨坚的文章《旧交心为绝弦哀》中，杨德豫在赞美杨坚“绝不阿世，绝不‘紧跟’”的独立人格的同时，还是改不了早年在部队就为同事侧目的“刀笔吏”脾气，直言指斥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黄钟毁弃，铜臭熏天，斯文扫地”。
对自己“讨人厌”的命运，杨德豫处之泰然，还戏仿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墓志铭用于自己的墓志铭：
我活着也好，
死了也好，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苍蝇。
这只嗡嗡叫的苍蝇，即使遭人冷眼、斥骂或痛击，也绝不肯做“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
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
都超越今天，跨出新步。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汪飞白与杨德豫因译诗而相识相知，汪视杨为他最尊敬最信任的同道。杨德豫翻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时缺乏英文原版参考资料，当时飞白任教于浙江大学，他从学校图书馆顶楼书库里翻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不同版本，轮流寄往湖南，来回寄递持续多年。一次，女儿小煜听得病危的父亲说梦话，场景是飞白上门拜访，杨德豫把飞白和自己的父亲杨树达互相作介绍，“我们都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喜欢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哪里有压迫就扑向哪里，为了人性的解放而参加革命。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飞白说：“当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碰壁，我们不约而同转向诗歌和翻译。除了因为我们大学都读外文系，喜爱外国文学，更希望通过译诗开个窗口，透进点海风，呼吸点新鲜空气，在当时政治高压下为人文精神的表达开辟一方小天地。”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无论遭遇何种挫折，经历何种苦难，杨德豫不改献身诗歌翻译的初衷，不懈不止。“我非常钦佩他的奋斗精神，对认定的目标坚持到底，不因困难而放弃。”白景高说。有时，他晚上去找杨德豫聊天，看见杨德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看报或做翻译。湖区地势低平，夏天气温很高，蚊虫多，他就把双腿泡在装满水的桶子里，或者穿上雨靴。同在农场中学教书的肖克勤也见过杨坐在蚊帐里满头大汗地看书。“他说：‘不这样的话，我的老本就丢光了。’”白景高说。
曾任大通湖农场中学校长的陈守凡与杨德豫共事多年。杨德豫当时教语文课和英语课。他记得，除了上课和辅导学生，杨德豫很少跟其他人交流，总是把自己关在六七平方米的宿舍里搞翻译。有时，他把屋门从外面锁上，给外人造成家里没人的假象，自己则从窗户爬进去。当时在农场中学教初中数学课的鲁金实与教高中语文课的杨德豫没打过交道，却对他抱有深刻印象，因为学校支部书记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批评杨德豫性格孤僻，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主动与学生和其他老师交往。
陈雄也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广州军区下放到大通湖农场的。1962年开始与杨德豫住得比较近，两人交往多起来。冬修水利时，每人每天要挑二百五十担土，多数人从早上四点干到晚上九点，用茅草烧火照明，杨德豫这类身体弱、劳动技能差的队员常常要到十一点才能收工，回到工棚只有一桶已经泡过几十双脚、变成泥浆的热水。肖克勤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德豫是在1968年冬修水利期间，几个生产队的人住在一起。杨德豫跟谁也不说话，独自躺在地铺上，静静地看自费订阅的《光明日报》。
在每月工资六至九元的条件下，杨德豫忍着辘辘饥肠，从牙缝里省下钱，托在长沙的周殿芬订阅当时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苏武在贝加尔湖畔与羊群为伴十九年，常以草籽和雪充饥，绝不屈从于匈奴的威胁利诱，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两千年后洞庭湖畔风雨飘摇，结束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杨德豫急不可待地点亮煤油灯（肖克勤记得，他每月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镇上买煤油和鸡蛋；他只会煮鸡蛋改善生活），在阅读中“宽解这郁结的愁肠，驱除白昼的思虑”（《朗费罗诗选·白昼已告终》），文字和想象载着这个尘土满面的书生飞越漫漫黑暗无边孤寂。也许，某些夜晚，那个激情洋溢的异邦智者——他被打成右派前就已经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翻译《朗费罗诗选》——悄然来访，在他的心底热切呼唤：
那么，让我们起来干吧，
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待；
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
要善于劳动，善于等待。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天赋和勤奋使得杨德豫成为大通湖农场最著名、也最受尊敬的右派分子。在农场中学，他是语文教师的活字典，同事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他不用查字典就能解释得清清楚楚，还举出恰当的例子。学校组织老师批《水浒》，那时图书馆被砸，书店也没有《水浒》买，大家不知道怎么批。杨德豫不仅记得书中情节，还记得其中诗词能背出来，评价各个人物也头头是道。
凭借深厚的知识储备，杨德豫在平反后很快胜任“诗苑译林”的编纂工作。“诗苑译林”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十年共出书五十一种，在读书界享有崇高威望，并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据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黎维新介绍，杨德豫虽不是名义上的丛书主编，但在工作中始终起到核心骨干的作用。除精心编校译稿之外，他凭借自己在国内翻译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人脉，策划了部分诗歌选题并组织稿件；更为关键的是，他全面负责审稿工作，对译文质量严格把关，不仅保证了丛书整体质量，还对整个译文室起到业务指导的作用。译文室主任夏敬文退休后，杨德豫承担了更多责任。“但八小时以内的业务都是审校别人的译稿，至于自己的翻译，纵然是应国家级出版社之约而译的，也被视为个人的‘私活’，只能利用零零碎碎的业余时间”（《杨德豫译诗集》后记）。
杨德豫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后记里谈到该书的翻译情况：“回想起来，她（女儿杨小煜）读小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华兹华斯（只需扣除住院大半年，修改和增补《朗费罗诗选》大半年）；她读中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柯尔律治（扣除住院一年多，修改《鲁克丽丝受辱记》大半年，以及出差几个月）。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除了译出《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外，十余年的精力和心血（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后），差不多都倾注在这本书上了，比贾岛所说的‘十年磨一剑’犹有过之。”
在杨小煜的记忆中，“父亲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台灯下翻阅书报杂志的瘦削背影。我们父女很少聊天……我在客厅玩我的，他在书房研究他的，各得其乐。父亲对他的工作和译著倾注了很多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他的孩子和掌上明珠”。他退休后七十多岁还在背单词、背诵诗句。
目前定居深圳的丁放鸣1987年—1996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是杨德豫的两部译诗集——《华兹华斯诗选（英汉对照）》和《拜伦诗选》（重印）——的责任编辑，杨德豫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渊博的学识令她至今难以忘怀。“中英文校对，他自己看，看出的问题比我们这些编辑多得多。标点符号占半格还是一格，他也毫不马虎。”丁接着说：“译诗是非常寂寞的事业，期望从译诗中获取名利太难了。我们曾请他翻译某部小说，他拒绝了，说已有译本已经很好，没必要重译。更为关键的是，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译诗上，不愿意为了挣钱分散精力。”
杨德豫秉持英国诗人兼译诗家雪莱的主张：译诗一定要用与原诗相同的形式来译，才算真正对得起读者。他遵循卞之琳的译诗原则，把英语格律诗译成白话格律诗，节奏和韵式都严格追步原诗。由于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译诗实现形似是极其困难的。杨德豫殚精竭虑，锤字炼句，精雕细刻，以求译诗形神兼似。以《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为例，该书有译诗七十首，三千四百七十三行，韵式全部按照原诗，没有一行例外。此外，凡是原诗安排了行内韵的地方，译诗也都作了同样的安排。译诗“以顿代步”。全书三千四百七十三行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诗行，译诗的顿数是与原诗的音步数完全一致的。对于另外一百三十五行与原诗格律的差异，杨德豫逐一做了详细解释。尤其可贵的是，他还用图示明确说明译诗的脚韵安排与诗行起讫格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消除了读者由于部分译者误译而产生的对英诗诗行起讫格式的误解。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杨德豫半个世纪以来所译莎士比亚一首长诗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朗费罗四人的诗选结集付梓。出版之前，杨德豫对译文又作了一番校订，已发现的误译都被改过来了，他自认为译得不妥之处也有所改进。出版后，杨德豫专门为《杨德豫译诗集》写了校勘记，其中“一小部分是出版后发现的差错（编校和排印中出现的差错），大部分是出版后译者对译文的新的修改”。他表示，译者一息尚存，译文的修改就没有止境，也不会有最后“定本”。他在病床上还在校订收入新版“诗苑译林”的《拜伦诗选》，通过邮件与编辑交流修改意见。
杨德豫教导侄儿杨逢彬做学问不要浮躁，“名利等是学问的副产品”，学问做好了，名利等该来的终究会来的。他对译诗艺术不倦不悔的追求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赢得了专家认可和读者好评。他翻译的拜伦诗选在大陆和台湾已刊行五十万册以上，被老诗人、老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他所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一书，经过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屠岸、绿原、孙绳武、文洁若等人联名推荐，在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彩虹奖的评奖中以全票名列第一。翻译家飞白八十年代出版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奉杨德豫译诗为“音步严谨的典范”。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屠岸先生在《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中说：“对杨德豫，我是不吝惜称赞的词语的，因为他值。在现当代把英文诗翻译成中文诗的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翻译的量不多，面不广，但精益求精。他是译诗天才，也可称为译诗圣手。”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收入《拜伦抒情诗七十首》的《堂璜与海蒂》是拜伦代表作《堂璜》中抒情色彩和浪漫色彩最重的部分。杨德豫的译作忠实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纯真炽烈的爱情，其笔下场景之销魂动魄令读者不禁生出“人不风流枉少年”的慨叹。杨德豫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遗憾，闻者皆唏嘘不已。1962年杨德豫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场部编辑《大通湖报》，不久与农场文工团一个女演员相识相恋。他给母亲写信说她“身材颀长，容貌端丽”。女方家庭对他“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很避讳，设法把女演员调到株洲市文工团，杨为她前途计也支持她的调动，殷勤送她上船，临别依依。女演员一去株洲就屈服于政治和家庭的压力，与他分手。多年后，杨德豫翻译拜伦的名篇《当初我俩分别》，读到“In secret we met—/In silence I grieve/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Thy spirit deceive（想当年佳期密约，/到如今默默哀怨；/你的心儿会忘却，/你的灵魂会欺骗）”的一刻，涌向笔尖的，恐怕不止是幽婉的词句，还有昔日的缠绵和忧伤吧。
了解杨德豫身世的人，无不对他心怀敬意和同情，对造成他人生不幸的魑魅魍魉充满愤恨。杨先生并没有因命运对他的不公而怨天尤人，以瘦弱的身躯默默承受着全部辛酸苦难。每次面对他清雅宁静的面容，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
2013年1月14日中午，医院对陷入昏迷的杨德豫实施第一轮抢救，晚上六点三十左右他苏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小煜，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和妈妈！”
按下通话键，耳边传来急促、略微高亢的声音：“傅伊同志，我是杨德豫。我接到你的信了，很感动……”他说他听力障碍，听不见我的声音，等他说完后我再跟在医院陪护他的工人说话。他说他目前健康状况很糟糕，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虽然医生和女儿鼓励他，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反复地道歉，因为他在再版工作上帮不了我们。我请护工转告他安心养病，不要惦记着工作。
一月下旬参加杨先生追悼会后，在采访他的侄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时，我无意间提起那最后一个电话和我的迷惑，我复述了信中几句话。“跟《人生颂》的意思很像。”他缓缓地说。《人生颂》是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最著名的抒情诗之一，也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作品主题鲜明，感情激荡，意境开阔，音韵铿锵，深受读者喜爱。此诗的各种译本中，杨德豫的译笔信而美，流传最广：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
人生是到处扎寨安营；
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一
1956年秋天，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杨德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语诗歌，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当时任职于广州军区司令部翻译科的汪飞白比他早一年开始翻译诗歌，同样遭到无理压制。杨德豫在反右前夕发表的文章《谁是谁非》，就是为汪飞白打抱不平而作。“打尽天下不平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追求”。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飞白老人谈起往事，依然心绪难平。“我们在大学时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把闹学潮看得比上课重要，所以大三时离校参加革命”。刚正不阿的杨德豫竟因好鸣不平而导致一生坎坷。
杨德豫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杨德豫、牟尼《杨德豫的“左”“右”人生》）
在这不久后召开的广州军区报刊座谈会上，他不惧权威，直言无忌：
那时我胆子很大，我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话一上纲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右派言论了。我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我还说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杨德豫、牟尼《杨德豫的“左”“右”人生》）
由于上述两条主要罪状，杨德豫被划为右派，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1958年6月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洞庭湖畔当了二十年“贼配军和苦役犯”。
1949年2月，长白师范学院学生张家骧在通州参加人民解放军，与来自清华大学的杨德豫住同一个炕上。当时，数以万计像他们这样的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弃学从戎随军南下。这时，故人重逢竟然在农场新华书店，一见面就认出彼此，却不敢打招呼。沉重的政治包袱和压抑的现实环境使性格直爽的杨德豫变得内向。在那种处境下，杨德豫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看到政治乱象社会丑恶，他总是忍不住批评，“不说他就很痛苦。”张家骧说。
1966年7月，在农场中学教书的杨德豫和其他右派要求平反，农场领导不同意，杨德豫被揪斗游街，开除干籍和取消工资，再次下放生产队凭劳动工分计酬……
后来，容貌清俊、仪态端庄的杨德豫自称“从小就讨人厌”，“从小有点犯上作乱的思想，有点反骨”，为此吃尽苦头也不改本性。他在《墓志铭》中写道：“‘新时期’以来，仍然不思悔改，仍然我行我素，仍然粪土当今万户侯，仍然与时代主旋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注定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阎王。”在纪念已故挚友、著名编辑杨坚的文章《旧交心为绝弦哀》中，杨德豫在赞美杨坚“绝不阿世，绝不‘紧跟’”的独立人格的同时，还是改不了早年在部队就为同事侧目的“刀笔吏”脾气，直言指斥今日中国文化学术界“黄钟毁弃，铜臭熏天，斯文扫地”。
对自己“讨人厌”的命运，杨德豫处之泰然，还戏仿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墓志铭用于自己的墓志铭：
我活着也好，
死了也好，
我总是一只
讨厌的苍蝇。
这只嗡嗡叫的苍蝇，即使遭人冷眼、斥骂或痛击，也绝不肯做“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
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
都超越今天，跨出新步。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二
汪飞白与杨德豫因译诗而相识相知，汪视杨为他最尊敬最信任的同道。杨德豫翻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时缺乏英文原版参考资料，当时飞白任教于浙江大学，他从学校图书馆顶楼书库里翻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不同版本，轮流寄往湖南，来回寄递持续多年。一次，女儿小煜听得病危的父亲说梦话，场景是飞白上门拜访，杨德豫把飞白和自己的父亲杨树达互相作介绍，“我们都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喜欢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哪里有压迫就扑向哪里，为了人性的解放而参加革命。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人文主义者，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飞白说：“当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碰壁，我们不约而同转向诗歌和翻译。除了因为我们大学都读外文系，喜爱外国文学，更希望通过译诗开个窗口，透进点海风，呼吸点新鲜空气，在当时政治高压下为人文精神的表达开辟一方小天地。”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无论遭遇何种挫折，经历何种苦难，杨德豫不改献身诗歌翻译的初衷，不懈不止。“我非常钦佩他的奋斗精神，对认定的目标坚持到底，不因困难而放弃。”白景高说。有时，他晚上去找杨德豫聊天，看见杨德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看报或做翻译。湖区地势低平，夏天气温很高，蚊虫多，他就把双腿泡在装满水的桶子里，或者穿上雨靴。同在农场中学教书的肖克勤也见过杨坐在蚊帐里满头大汗地看书。“他说：‘不这样的话，我的老本就丢光了。’”白景高说。
曾任大通湖农场中学校长的陈守凡与杨德豫共事多年。杨德豫当时教语文课和英语课。他记得，除了上课和辅导学生，杨德豫很少跟其他人交流，总是把自己关在六七平方米的宿舍里搞翻译。有时，他把屋门从外面锁上，给外人造成家里没人的假象，自己则从窗户爬进去。当时在农场中学教初中数学课的鲁金实与教高中语文课的杨德豫没打过交道，却对他抱有深刻印象，因为学校支部书记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批评杨德豫性格孤僻，老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主动与学生和其他老师交往。
陈雄也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广州军区下放到大通湖农场的。1962年开始与杨德豫住得比较近，两人交往多起来。冬修水利时，每人每天要挑二百五十担土，多数人从早上四点干到晚上九点，用茅草烧火照明，杨德豫这类身体弱、劳动技能差的队员常常要到十一点才能收工，回到工棚只有一桶已经泡过几十双脚、变成泥浆的热水。肖克勤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德豫是在1968年冬修水利期间，几个生产队的人住在一起。杨德豫跟谁也不说话，独自躺在地铺上，静静地看自费订阅的《光明日报》。
在每月工资六至九元的条件下，杨德豫忍着辘辘饥肠，从牙缝里省下钱，托在长沙的周殿芬订阅当时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苏武在贝加尔湖畔与羊群为伴十九年，常以草籽和雪充饥，绝不屈从于匈奴的威胁利诱，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两千年后洞庭湖畔风雨飘摇，结束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杨德豫急不可待地点亮煤油灯（肖克勤记得，他每月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镇上买煤油和鸡蛋；他只会煮鸡蛋改善生活），在阅读中“宽解这郁结的愁肠，驱除白昼的思虑”（《朗费罗诗选·白昼已告终》），文字和想象载着这个尘土满面的书生飞越漫漫黑暗无边孤寂。也许，某些夜晚，那个激情洋溢的异邦智者——他被打成右派前就已经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翻译《朗费罗诗选》——悄然来访，在他的心底热切呼唤：
那么，让我们起来干吧，
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待；
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
要善于劳动，善于等待。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天赋和勤奋使得杨德豫成为大通湖农场最著名、也最受尊敬的右派分子。在农场中学，他是语文教师的活字典，同事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他不用查字典就能解释得清清楚楚，还举出恰当的例子。学校组织老师批《水浒》，那时图书馆被砸，书店也没有《水浒》买，大家不知道怎么批。杨德豫不仅记得书中情节，还记得其中诗词能背出来，评价各个人物也头头是道。
凭借深厚的知识储备，杨德豫在平反后很快胜任“诗苑译林”的编纂工作。“诗苑译林”是“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十年共出书五十一种，在读书界享有崇高威望，并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据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黎维新介绍，杨德豫虽不是名义上的丛书主编，但在工作中始终起到核心骨干的作用。除精心编校译稿之外，他凭借自己在国内翻译界和学术界的广泛人脉，策划了部分诗歌选题并组织稿件；更为关键的是，他全面负责审稿工作，对译文质量严格把关，不仅保证了丛书整体质量，还对整个译文室起到业务指导的作用。译文室主任夏敬文退休后，杨德豫承担了更多责任。“但八小时以内的业务都是审校别人的译稿，至于自己的翻译，纵然是应国家级出版社之约而译的，也被视为个人的‘私活’，只能利用零零碎碎的业余时间”（《杨德豫译诗集》后记）。
杨德豫在《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后记里谈到该书的翻译情况：“回想起来，她（女儿杨小煜）读小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华兹华斯（只需扣除住院大半年，修改和增补《朗费罗诗选》大半年）；她读中学的六年，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译柯尔律治（扣除住院一年多，修改《鲁克丽丝受辱记》大半年，以及出差几个月）。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除了译出《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外，十余年的精力和心血（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后），差不多都倾注在这本书上了，比贾岛所说的‘十年磨一剑’犹有过之。”
在杨小煜的记忆中，“父亲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台灯下翻阅书报杂志的瘦削背影。我们父女很少聊天……我在客厅玩我的，他在书房研究他的，各得其乐。父亲对他的工作和译著倾注了很多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他的孩子和掌上明珠”。他退休后七十多岁还在背单词、背诵诗句。
目前定居深圳的丁放鸣1987年—1996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是杨德豫的两部译诗集——《华兹华斯诗选（英汉对照）》和《拜伦诗选》（重印）——的责任编辑，杨德豫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渊博的学识令她至今难以忘怀。“中英文校对，他自己看，看出的问题比我们这些编辑多得多。标点符号占半格还是一格，他也毫不马虎。”丁接着说：“译诗是非常寂寞的事业，期望从译诗中获取名利太难了。我们曾请他翻译某部小说，他拒绝了，说已有译本已经很好，没必要重译。更为关键的是，他把全部精力放在译诗上，不愿意为了挣钱分散精力。”
杨德豫秉持英国诗人兼译诗家雪莱的主张：译诗一定要用与原诗相同的形式来译，才算真正对得起读者。他遵循卞之琳的译诗原则，把英语格律诗译成白话格律诗，节奏和韵式都严格追步原诗。由于中西语言结构的差异，译诗实现形似是极其困难的。杨德豫殚精竭虑，锤字炼句，精雕细刻，以求译诗形神兼似。以《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为例，该书有译诗七十首，三千四百七十三行，韵式全部按照原诗，没有一行例外。此外，凡是原诗安排了行内韵的地方，译诗也都作了同样的安排。译诗“以顿代步”。全书三千四百七十三行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诗行，译诗的顿数是与原诗的音步数完全一致的。对于另外一百三十五行与原诗格律的差异，杨德豫逐一做了详细解释。尤其可贵的是，他还用图示明确说明译诗的脚韵安排与诗行起讫格式之间的密切关系，消除了读者由于部分译者误译而产生的对英诗诗行起讫格式的误解。
三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杨德豫半个世纪以来所译莎士比亚一首长诗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朗费罗四人的诗选结集付梓。出版之前，杨德豫对译文又作了一番校订，已发现的误译都被改过来了，他自认为译得不妥之处也有所改进。出版后，杨德豫专门为《杨德豫译诗集》写了校勘记，其中“一小部分是出版后发现的差错（编校和排印中出现的差错），大部分是出版后译者对译文的新的修改”。他表示，译者一息尚存，译文的修改就没有止境，也不会有最后“定本”。他在病床上还在校订收入新版“诗苑译林”的《拜伦诗选》，通过邮件与编辑交流修改意见。
杨德豫教导侄儿杨逢彬做学问不要浮躁，“名利等是学问的副产品”，学问做好了，名利等该来的终究会来的。他对译诗艺术不倦不悔的追求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赢得了专家认可和读者好评。他翻译的拜伦诗选在大陆和台湾已刊行五十万册以上，被老诗人、老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他所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一书，经过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屠岸、绿原、孙绳武、文洁若等人联名推荐，在首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彩虹奖的评奖中以全票名列第一。翻译家飞白八十年代出版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奉杨德豫译诗为“音步严谨的典范”。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屠岸先生在《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中说：“对杨德豫，我是不吝惜称赞的词语的，因为他值。在现当代把英文诗翻译成中文诗的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翻译的量不多，面不广，但精益求精。他是译诗天才，也可称为译诗圣手。”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
（《朗费罗诗选·人生颂》）
收入《拜伦抒情诗七十首》的《堂璜与海蒂》是拜伦代表作《堂璜》中抒情色彩和浪漫色彩最重的部分。杨德豫的译作忠实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纯真炽烈的爱情，其笔下场景之销魂动魄令读者不禁生出“人不风流枉少年”的慨叹。杨德豫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充满遗憾，闻者皆唏嘘不已。1962年杨德豫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场部编辑《大通湖报》，不久与农场文工团一个女演员相识相恋。他给母亲写信说她“身材颀长，容貌端丽”。女方家庭对他“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很避讳，设法把女演员调到株洲市文工团，杨为她前途计也支持她的调动，殷勤送她上船，临别依依。女演员一去株洲就屈服于政治和家庭的压力，与他分手。多年后，杨德豫翻译拜伦的名篇《当初我俩分别》，读到“In secret we met—/In silence I grieve/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Thy spirit deceive（想当年佳期密约，/到如今默默哀怨；/你的心儿会忘却，/你的灵魂会欺骗）”的一刻，涌向笔尖的，恐怕不止是幽婉的词句，还有昔日的缠绵和忧伤吧。
了解杨德豫身世的人，无不对他心怀敬意和同情，对造成他人生不幸的魑魅魍魉充满愤恨。杨先生并没有因命运对他的不公而怨天尤人，以瘦弱的身躯默默承受着全部辛酸苦难。每次面对他清雅宁静的面容，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
2013年1月14日中午，医院对陷入昏迷的杨德豫实施第一轮抢救，晚上六点三十左右他苏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小煜，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