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我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壓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他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在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里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都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書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座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
　　（梦之忆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