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在课堂上分析《故乡》时认为闰土是“偷埋碗碟的贼”，也有人在《语文报》撰文支持这一观点。无论是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小说主题、写作手法上看，还是从告发者杨二嫂的性格、鲁迅先生对农民的一贯态度来看，这种说法都是欠妥的。
　　[关键词]人物情节主题写法态度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021
　　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的主人公闰土既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压迫者，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偷埋碗碟的贼”，还举出他曾“自己到厨下炒饭吃”作为佐证，说他有作案时间。笔者以为不妥，理由如下。
　　第一，从人物性格上看，闰土虽然麻木迟钝，但善良忠厚，非常看重与“我”的友情。因而，他惦记“我”并来看“我”，完全是因为他和“我”少年时期建立的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出于真心，别无他求。文中母亲对“我”说：“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而他见到“我”时，“脸上显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还对“我”母亲说：“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这些话出自一个麻木迟钝、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之口，绝非虚情假意。这就足以证明闰土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至于他“凄凉的神情”完全是自伤生活之艰;而叫“我”“老爷”则说明他心中已经打上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的烙印，并非对“我”个人有什么偏见，更不是如杨二嫂那样的“忿忿不平”，又怎会产生偷埋碗碟的非分之想呢？
　　第二，从情节上看，文中写道：“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而碗碟之类，均属易碎品，价格也远远不及主人愿意“免费赠送”的桌椅之类，当在不搬之列，他又何必偷埋呢？何况文中还说，“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 这一方面说明闰土并不贪婪，另一方面说明他愚昧迷信，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神灵。试想，一个既不贪婪，又如此虔诚地相信神灵的人，怎么会去偷鸡摸狗呢？
　　第三，从主题上看，鲁迅怀着对农民生活疾苦的无限同情，带着“揭出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深沉思索，通过描述“我”回乡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揭示了造成旧中国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现状的根源在于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封建压榨，激发人们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若把闰土说成偷自己朋友家碗碟的贼，赋之以挖苦嘲讽的口吻，那么，同情之心何以产生，疗救之术何以有用？
　　第四，从写法上看，对比是本文的主要特色，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杨二嫂和闰土的对比，突出闰土忠厚善良的性格。同时，用杨二嫂今昔景况的对比，说明不仅贫苦的农民如闰土，就是像杨二嫂这样的小市民也深受旧社会的剥削压迫之苦，由昔日的“豆腐西施”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令人憎恶的市侩，从另一个侧面深化了主题。可见，杨二嫂绝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角色。作者写她告发闰土，正是为了丰富杨二嫂的形象，使她被扭曲的性格更加鲜明，以更好地表现主题。若非诬告，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第五，从这一事件的告发者杨二嫂的为人来看，她尖酸刻薄、自私自利，又惯于信口开河、当面撒谎，说什么“我”“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她的话岂可为凭？况且她一口咬定“我”“阔了”，向“我”索要“破烂木器”又遭到拒绝;而闰土——一个在她看来地位还不如她的农民却受到了可以随便挑拣的优待，这不能不招致她的忌妒，恶意中伤、伺机报复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第六，从鲁迅对农民的一惯态度来看，尽管有“怒其不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哀其不幸”，是同情，是希望，他弃医从文不正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吗？更何况是以章闰水（鲁迅少年时以“哥弟”相称的好朋友）为原型的闰土，把他丑化成一个有偷摸恶习的人，先生又于心何忍？
　　至于因为闰土曾“自己到厨下炒饭吃”，便说他有作案时间，进而推断是他偷埋了碗碟，则更近乎无稽之谈了——有时间的人可就多了，难道都是贼？而且，恰恰相反，是“我”母亲“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这除了地位上的原因之外，也充分表明了闰土与“我”家的亲密关系。再退一步讲，杨二嫂已经是一个“贼”了，难道还有必要将闰土刻画成第二个贼吗？
　　综上所述，闰土是绝对不会去干偷埋碗碟的勾当的。
　　那么，偷埋碗碟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笔者以为没有必要一定弄个水落石出或“标准答案”，因为形象总是大于思维的。不过，这种争论还是十分有益的。
　　（责任编辑韦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