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排行榜”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第八个年头，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英国青年胡润又推出了“中国大陆百名慈善家排行榜”。对照两个排行榜，人们能够看到，财富的增值与慈善义举同步增长；今年上榜的100位慈善家中，有54位来自去年的百富榜。
　　在这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关头，先富起来的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社会公平，富豪与慈善家之间，能不能画上等号，所蕴含的深意，远远超过了慈善事业本身。
　　我们对财富抱有极其复杂的心态。中国人在新年里见面，总会用“恭喜发财”互致问候；“不患寡患不均”的文化土壤，又时常滋生“疑富”和“仇富”心理。渴望和仇恨，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同时倾注在财富身上，自有其历史根源。
　　我们漫长的文明里，自愿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机制一直不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帝王将相往往通过暴力掠夺致富，自从“不治产业”的刘邦提三尺剑取天下，夸耀“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之后，掠夺致富成了强人们的一致选择。掠夺而来的财富伴着血泪，自然招人怨恨。
　　在法治时代，通过市场中的自愿交换获得财富，不会让良心背上负担，这类财富的所有者不介意公布财产，乃至登上富豪排行榜。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催生的合法财富，涌现的新型财富创造者，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胡润获得了编制“首富排行榜”的机遇。而胡润的“首富榜”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别样人生。以前，中国人追寻幸福时，心目中只有一个排行榜，就是所谓人生四大幸事之首“金榜题名时”所指的科举功名排行榜。“首富排行榜”推出经济领域中的一时俊彦，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条成功之路，这些新榜样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尊重，让大家相信，创造财富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人生。
　　当然，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胡润每次推出“首富榜”，总会有个别上榜富豪应声落马，以至于有媒体把“首富榜”看成“问题榜”，比作“黑名单”；还有上榜富翁为了避免自己被放在聚光灯下，主动找他说情，要求降低自己的名次。
　　不能保证“首富榜”上个个都“纯洁”，上榜富翁未必都希望“见光”，恰恰反映的是中国创富者的实际状况。很难想像，一个正在转型中的国家能立竿见影地杜绝对过去致富路径的依赖。因为胡润的“曝光”而栽跟头的“问题富豪”，问题都出在财富的来路不正当。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法治精神，迟早要受到惩罚，“首富榜”不过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让“伪富者”早日露馅。防止他们继续蒙骗银行和股东。
　　登上“首富榜”就相当于把财富摊开在金融、税收监管和公众面前，让人们去辨别聚积财富的“线路图”是否合法合理。沿着什么样的“线路”聚集财富，决定了财富的性质。现代社会中，公众不能容忍以掠夺和欺骗方式集聚财富，制止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聚集财富的“线路”公之于众。“首富榜”的公布，把社会上比较盲目的“疑富”、“仇富”心理引导到关注先富者聚集财富的“线路”是否健康上，形成一种监督机制，有助于督促先富者自觉按照市场原则行事。
　　事实表明，“首富榜”的这个副产品喧宾夺主，人们对致富途径的关注超过了对其本身的关注。“首富榜”来到中国，有了这样的“特异功能”，来自英国的胡润可能始料未及。这一监督功能对生成合法财富，培育健康的创富道路，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预见，当致富路径普遍合乎市场经济原则，“首富榜”上没有了“问题富豪”，先富起来的人不再害怕向公众袒露自己的致富途径，大众也就不会继续“疑富”、“仇富”。
　　理顺财富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放弃掠夺别人财产致富的方式；另一方面，先富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发扬中国人“仁者爱人”、“乐善好施”的传统精神，帮助弱者。
　　饱经战乱的中华民族得出了维持长治久安，必须珍视社会公平、强调“均富”的经验，平等思想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些思想文化资源，都可以加以利用，解决当今面临的社会问题。
　　2006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出生在浙江的企业家占最大比例，其次是广东，上海和江苏紧随其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义庄”、“公学”等慈善机构比较多的地方，同时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传统和现实经验都表明，财富越集中的地方，社会公平就解决得越好；而社会越和谐，越能够保证经济发展。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依赖于各阶层达成共识，依赖于先富者与普通百姓的良好互动。要想让公众对财富保持理智的态度，就必须还他们以社会公正。在凝聚改革共识上，利益攸关的先富者责无旁贷，一方面有义务证明自己的致富途径健康合法，另一方面要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帮助弱者。财富与公平的友谊，往往从慈善事业开始，中国先富者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态度，不妨看作是良性互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