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一再嗟叹“五代无全臣”，惋惜士太无廉耻，而又肯定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这种矛盾心情的交织中，立了《一行传》，沙里拣金似的选定五个人，而把节义忠孝及遁隐列为选拣的标准。他提出“一行”，相信混乱黑暗的时代，总还有可以称道的人，这是正确的。他的标准如何，是时代的局限，勿须详说。但如果我们把选拣的标准改换为：能为社会和黎民做一点有益的事，保存一点生气、正气，也沙里拣金一番，那末，《五代史》中值得称道的“一行”，是大有其人的。
　　五代，书的灾难惨重。集中毁销的有王都(梁北平王王处直的养子)，他败降西魏，把聚书三万卷，“纵火焚之，一夕俱烬”，这是有数可计的；分散毁于愚昧无知的暴主武夫及部分市民手里的，数目更多，无法计算。书在这些人眼里是无用的，既比不上鞍马剑戟，也比不上米面油盐。而有些读书人，明知书的可贵，而此时却认为读书无用，对糟蹋书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自己也糟蹋。这时，聚书、读书的，竟然还有四人：韩恽聚书数千卷；贾馥聚书三千卷，亲自刊校；张宪聚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刊校，“宾客宴语，但论文啸咏”。石昂不仅聚书数千卷，自己校读，而且“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欧阳修在《一行传》序中，推崇石昂的势力不屈心、去就不违义的“一行”，从对社会影响的深远看，远远不及聚书、奖助后进攻读这“一行”，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出。
　　时乱不废其业，排除种种干扰，坚持著述的得三人：尹玉羽著武库集五十卷，薛廷著凤阁词十卷、克家志五卷，和凝自刻文集百卷。善为文而品高者二人：陈不作谀词，不以文干禄取宠。后唐明宗李嗣源曾命陈去太原给女婿石敬瑭夫妇送册封，石当时是河东节度使，后来叛唐称帝，即后晋高祖。陈到太原，“晋高祖善待之，但讶其高岸，人或献可于，宜陈讴歌以称晋帝之美，可邀其原宥。曰：‘人生富贵，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违礼以求利，既损国纲，且亏士行，今生所不为。’闻者嘉之。”李怿，不自高，不狂妄，识大体。后唐天成间，“右散骑常侍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中书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士窦梦征、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笑曰：‘年少举进士登科，盖偶然尔。后生可畏，来者未可量，假令予复就礼部试，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
　　五代，农业生产惨遭破坏，人民灾难深重，这时能体恤小百姓死活，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有八人。其中，灾荒年尽力设法救济饥民的有杨彦询、赵莹。杨，后晋天福七年任华州节度使时，“属内蝗旱，道相望，彦询以官粟假贷，州民赖之存济者甚众。”赵，后晋开运年间任晋昌军节度使时，天下大蝗，他制订一条救济办法：境内捕蝗，获蝗一斗给粟一斗，饥民获救，远近嘉之。在大破坏中，能做点修补工作的有王周、张敬询、王祚。王周，后晋“初刺信都，州城西桥败，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饬，刺史之过也。’乃还其所沉粟，出私财以修之。”张敬询，“后唐天成五年为滑州节度使，以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王祚，在后汉任商州刺史时，“以俸钱募人开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惠”。在后周“镇颍州，……州镇内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岁久湮塞，祚疏导之，遂通舟楫，郡无水患。”能剔除害民积弊的有张璨。后汉为了军需，规定牛皮归公，严禁私用和买卖，违者处死，民间犯禁被害的很多。这时，上党判官张璨陈述利弊，请求撤销牛皮禁，免去犯禁者的死刑。能廉平奉公的有高汉筠、刘审交。高，常以清白自勉，后唐时驻守襄阳，“有孽吏常课外献白金二十镒。汉筠曰：‘非多纳麸，则刻削闲，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复然，其白金皆以状上进。”“在毫州三年，岁以已俸百千代纳逋租”。刘，治陈、襄、青及汝州等地，抵制聚敛，赋税不浮派加码，不假公济私，不害物利己，安俸禄，守礼分。病死汝州，州民爱慕，留葬立祠祭祀。
　　“一行”的实效不大，而且缺乏保障，但吸引、推动“一行”的精神力量，是十分可贵的。首先体现了他们对治(乱中有治)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在大混乱里，这十七人没有晕头转向，失去理智。他们坚信天地不会塌陷，人类不会毁灭。他们不哀伤自已生的不是时候而自暴自弃，或厌世悲观，颓废消沉，或怅惘放荡，玩世不恭。也不认为既生在乱世，无力自拔，而随大流，跟着干。更不曾视动乱为肆志狂妄的良机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其次是说明他们置身乱世仕途，能面对现实，在位一天，就尽一天责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是同时代的士所不屑、不愿、不敢做的，他们不顾一切，默默地——不发表什么豪言壮语和愤世嫉俗的狠咒恶骂，——一直做下去。再次是书(封建经典)没有白读，他们从书里知道正派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分辨出什么是做的基本道德；眼光较远一点，懂得文化的轻重，心里有老百姓，知道民为邦本、政为民本，要维持上层统治，就得让小百姓喘口气活下去，不干杀鸡求卵、竭泽而渔的蠢事。
　　“一行”列不上史家的“全臣”，也不能拔高为“全士”。能终止战乱的，当然是人民为主体汇集各方力量的铁流，时代的脊梁，另有所在，他们沾不上边，“一行”的光彩是乱世营景衬托出来的。“一行”是一般士都会做、都应该做的平庸事，但在乱世社会环境里都不做；他们做了，付出的心血比平时要多若干倍，而且由于不合时宜，引起嫉妒，担很大风险。——张璨的废除牛革禁意见，有利于国计民生，却惹起大臣们的憎恨，后汉高祖刘知远说他非议朝令，敕令处死，后虽免去死刑，但被撤职——这正是“一行”可贵的、值得称道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