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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光（1930年—2016年），当代著名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原籍广东揭西，生于上海。早年曾先后师从李健和高剑父，学习书法、篆刻和中国画。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接受徐悲鸿等的指导。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广州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创作和教学工作，历任教授、中国画系主任、副院长等。包括代表作逾千件作品给捐赠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中国文化部为此特颁发“爱国义举”奖状，广州艺术博物院建立“杨之光艺术馆”。荣获“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美中杰出贡献奖”等殊荣。晚年创办培养青少年创造力的“杨之光美术中心”及“杨之光杯”全国创意美术大展大赛。
1949年初春，杨之光赴台湾写生，并在台北市世界书局做临时工兼挂牌刻印谋生。1950年初，结束了在台湾的颠沛流离生活回到大陆的杨之光，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分校中国画科，并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后来他带着颜文樑的推荐信，拿着自己刚刚出版不久的画集《杨之光画集》，怀着一颗灼热年轻的心到达北京，准备投考由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艺专研究生。结果徐悲鸿给他的建议是“从零开始，从头学起”。杨之光说：“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要我从头学起。”于是杨之光放弃报考研究生想法，同年9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学生，指导老师有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等——这是由当时国内大师级的画家组成的最佳教育阵容。在这里，杨之光接受了严格的西方美术造型与色彩基础训练，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
青年杨之光所拥有了中西贯通的艺术基础，更是从观念到艺术本体，预示了一位优胜的继承者、大胆的超越者所独有的锋芒与潜力。作为第一个胆敢尝试用中国画的毛笔与水墨技法，去临摹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列宾的鸿篇巨制油画《萨布洛什人给苏丹王写信》的年轻画家，杨之光的这个举动更是宣示了他试图用传统国画建构宏大场景叙事的实验目标。
历史的叙述
杨之光是属于艺龄与共和国同生的那一代画家——他们有共同的艺术潜质与品格。整整一代人，在青壮年的岁月里，被超常劳动、超效应改造消磨着短促一生的黄金时刻，杨之光却依然能够“风筝不断线”，始终默默打基础：素描和色彩、中国画和西画、理论和创作，书法、诗词和篆刻——“画内功”和“画外功”的基础。
优秀的艺术创造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敏感。从青年时代开始，杨之光便以充沛的激情投身于火热的时代生活，在现实中捕捉具有社会发展标志的题材，酿化成具有时代象征的艺术文化主题。杨之光说：“我一直关注现实题材，感情的根和艺术的触角始终扎在祖国这一片热土之上，我的作品是与时代同步的。”1954年春，杨之光的第一幅作品《一辈子第一回》打响了进入中国人物画坛的第一炮。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期，作品描绘了最贫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变成最伟大的站起来的中国公民。其后，新中国每一重要阶段的历史行进，在杨之光的作品中都有直接地体现。无论是1958年创作的《雪夜送饭》、1971年创作的《矿山新兵》、后来的《红日照征途》《激扬文字》《不灭的明灯》等重要作品，还是表现人民英雄感人事迹的作品，它们既是视觉艺术作品，又是时代的记录。这些作品中蕴含着那段过去历史的重要而丰富的信息，其功用绝非其他记录手段所能取代，数十年过后，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红色经典”。
1999年，年近七十的杨之光创作了反映1998年抗洪的大型作品《九八英雄颂》，著名评论家刘曦林在致杨之光的公开信中说：“我心想，你在80年代完成了肖像系列之后，在耳顺和古稀之际，已经找到了适合于你也适合于国外市场的舞蹈人物和人体艺术，会进一步完善和升华你的‘没骨’人物画技巧。没想到，你还像青年时代那样，敏感于社会性的大主题，还那么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是我最为佩服之处。”确实，唯有杨之光，才能一如既往地真挚贴近社会生活，凭他炉火纯青的没骨人物画技法来驾驭这伟大史诗般的人物画鸿篇巨制。这种关切现实和人生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它在中国美术所承载的精神重量和指引生活的宽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真诚的人文理想。
讴歌建设者
杨之光的艺术世界是生命的世界。从领袖人物到普通劳动者，他塑造了许许多多鲜活的个体形象，同时赋予形象以鲜明的时代风貌与职业特征，从而为中国当代人物画留下了可观的视觉文献。
20 世纪中国水墨画艺术史上，一个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并且具有十分独特艺术面貌的创作阶段，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美术界提出的“改造中国画”，提倡“写生”，“走上现实主义的大道”，描绘“中国人民在现实生活斗争中高尚的和优美的心灵活动”，杨之光正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画家。杨之光创造了一种以率性的用书法笔墨线勾勒轮廓，只在关键部位略施皴染，辅以类似水彩画法的淡彩的新水墨人物画法。这一画法生动、自然、清新、明快，又极具真实感。不只是人物形象真实，而且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志趣和精神，极好地符合与满足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杨之光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后来数十年笔下的人物肖像写生，栩栩如生，天然合成，达到了形神一体的高度，既肖似又传神。他在准确流畅、自如潇洒地表现人物的形体与神采时，还能够充分发挥笔墨的特长，进而创造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水墨人物画的笔墨表现程式。其成就为水墨画界所公认，还没几个人与之比肩。难怪理论家李伟铭认为：“在徐悲鸿、蒋兆和等先驱者开创的写实主义人物画发展史上，杨先生是有效地推动历史发展的承前启后者。”
民族大家庭
在杨之光逾60年的从艺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他特别热衷深入生活到各民族地区，画了大量的速写与写生。他认为速写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本功与绝妙的工具，它永远不会因为有了照相机而“落后”，也永远不会“过时”。谈到成功，杨之光说他的秘诀之一就是，画画要有勤恳、不懈怠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追求，杨之光具有一种超人的顽强毅力，有一种过人的勤奋精神。
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形神”兼备，在杨之光的作品中是一种双重体现：既是人物形象“形”与“神”的统一，又是笔墨语言“形”与“神”的统一，可以说，这种双重的“形神”统一是杨之光人物画的魅力。杨之光依乎天性，顺乎自然，观察细微，入法出法，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转化为“圆转自如，圆里带方”“飘柔潇洒，柔中寓刚”与“巧而不纤，娇娆而不俗”的审美格调，笔力端稳而约束不了天然的灵秀之气。他的写实造型与写意笔法，使得一种“严肃艺术”获得新鲜活泼的人生感；使得一种“高雅艺术”踩着土地，渗透着人性的温暖与天真。
异域風情录
如果说杨之光在创作中去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关联，倒不如说他在进一步地探寻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东方文化是写意的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写实的物性文化。在这一泾渭分明的文化界定中，西方写实画法只能尽物之性而难以抒人之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语汇则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虚静无为与崇尚自然的感性情结，具有超乎形体之上的审美价值，杨之光的没骨人物画，就是这种探寻的结果。尤其在他远渡重洋到了异国他乡，艺术之旅更加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作为一个有着“岭南”背景的“学院派”代表性人物画家，他深入异域生活，大量地、自觉地进行着一些实录性的写生积累与印象表达，走出了一条突破中国画笔墨表现方式与西画造型构成之间隔膜的最佳路径。
除造型构成之外，杨之光确立风格的独特条件在于他对水彩画有着长期的、丰富的积累。相较于水墨与造型写实，水彩与水墨的界线更为接近与模糊。杨之光在他的水墨人物画上不断地尝试、发掘、弘扬这一优势，他在用墨、用色上有着特别的“透明”感，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彩画的深厚滋养。
“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杨之光的艺术格言，他的创作，其实质就是从事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杨之光的探索从无止境，他一以贯之奉行着徐悲鸿先生的“从零开始，从头学起”的教导，并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生涯中慢慢掂量出这八个字的分量，自觉地实现自我扬弃与自我重塑，并最终确立自己那建立在坚实的写实基础之上，又包含着传统艺术营养的中国画人物画独特的表现语汇。
评论家杨小彦写到：“没有杨之光的努力，我们很难想象笔墨、趣味和造型的结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有了杨之光，我们终于明白这三者的意味，并通过他的作品看清水墨人物画所可能具有的前景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杨之光一直没有停下他的步伐。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发轫，经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士兵写生’，再到‘文革’期间对领袖与人民的造型探索，然后，进入‘文革’后时期，他还远赴美国，闭门变法，独创没骨人物技法，画人体，画肖像，竟使人物画再上高峰，这在他那一代人是不可想象的，也使他至今仍然独步中国水墨画坛，在水墨人物画方面独领风骚。”
优美的化身
当今画坛，杨之光是人物画界具有“风向标”作用及极高品赋的代表性艺术家。他善于发现优美形体构图的理想公式，不因为细部而忽略美的总体神态。他画舞蹈人物，能从舞蹈的重心在于“稳与不稳”“坠而复起”中揭示出人体运动的瞬间神采，使人产生出对它前后变化的联想，令有些舞蹈家观看后也觉得他把舞蹈中最突出、最传神的一瞬间“写”了下来。他已将源自西方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与块面构成和传统中国画中的线描、没骨画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水墨人物画图式，使杨之光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写实没骨舞蹈人物画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翰墨的印記
除了擅长的中国画之外，杨之光在书、印、诗等艺术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杨之光在上海世界学校读中学时便师从上海书法名家李健习书法，临碑读帖勤奋夯基，他将《散氏盘》《毛公鼎》《张迁碑》《石门颂》等不知苦苦地临了多少遍，废纸高达数尺，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懂得了运笔规律。他从篆书的用笔体会到：圆的线条是立体的，如树枝一样凸出纸面，须有线条广长之外的厚度。这是对线条的纵深感觉和力透纸背的深刻理解。杨之光的书法基础在篆书和隶书，成就是草书。他的篆书用笔圆厚，结体典雅；隶书古朴庄重；行草流美潇洒。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均看到传统的风骨和影子，能找到源流。他的书法，点划布局，徐疾舒缓，运笔自如，有潇洒清雅的面目，有干脆优美的线条，有变化得体的章法。经几十年艺术修养，杨之光的书法作品带给人们视觉上平坦中出神奇、雄劲中藏天趣的艺术享受。
因为有篆隶基础，所以杨之光印章也刻得很好，而且无论白文还是朱文都好。他用刀如用笔，刀法峻爽顿挫，粗细变化微妙，章法平稳而不觉呆板，既有刀味，也有石味。虽然用刀和用笔有所不同，但杨之光却兼擅刀笔，这是他过人之处，也是他成就辉煌之处。
此外，杨之光的题画诗也想象力丰富，很有生活哲理，使人百读不厌。这些诗有能将画意点醒、延伸、升华的作用。他还常常用诗表达自己对画道追求的主张，“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两句诗就是其艺术创作的座右铭。用“印画书诗融一体，大师自古是通才”来评价杨之光，一点也不为过。
1949年初春，杨之光赴台湾写生，并在台北市世界书局做临时工兼挂牌刻印谋生。1950年初，结束了在台湾的颠沛流离生活回到大陆的杨之光，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分校中国画科，并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后来他带着颜文樑的推荐信，拿着自己刚刚出版不久的画集《杨之光画集》，怀着一颗灼热年轻的心到达北京，准备投考由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艺专研究生。结果徐悲鸿给他的建议是“从零开始，从头学起”。杨之光说：“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要我从头学起。”于是杨之光放弃报考研究生想法，同年9月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学生，指导老师有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等——这是由当时国内大师级的画家组成的最佳教育阵容。在这里，杨之光接受了严格的西方美术造型与色彩基础训练，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
青年杨之光所拥有了中西贯通的艺术基础，更是从观念到艺术本体，预示了一位优胜的继承者、大胆的超越者所独有的锋芒与潜力。作为第一个胆敢尝试用中国画的毛笔与水墨技法，去临摹俄罗斯巡回画派大师列宾的鸿篇巨制油画《萨布洛什人给苏丹王写信》的年轻画家，杨之光的这个举动更是宣示了他试图用传统国画建构宏大场景叙事的实验目标。
历史的叙述
杨之光是属于艺龄与共和国同生的那一代画家——他们有共同的艺术潜质与品格。整整一代人，在青壮年的岁月里，被超常劳动、超效应改造消磨着短促一生的黄金时刻，杨之光却依然能够“风筝不断线”，始终默默打基础：素描和色彩、中国画和西画、理论和创作，书法、诗词和篆刻——“画内功”和“画外功”的基础。
优秀的艺术创造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敏感。从青年时代开始，杨之光便以充沛的激情投身于火热的时代生活，在现实中捕捉具有社会发展标志的题材，酿化成具有时代象征的艺术文化主题。杨之光说：“我一直关注现实题材，感情的根和艺术的触角始终扎在祖国这一片热土之上，我的作品是与时代同步的。”1954年春，杨之光的第一幅作品《一辈子第一回》打响了进入中国人物画坛的第一炮。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期，作品描绘了最贫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变成最伟大的站起来的中国公民。其后，新中国每一重要阶段的历史行进，在杨之光的作品中都有直接地体现。无论是1958年创作的《雪夜送饭》、1971年创作的《矿山新兵》、后来的《红日照征途》《激扬文字》《不灭的明灯》等重要作品，还是表现人民英雄感人事迹的作品，它们既是视觉艺术作品，又是时代的记录。这些作品中蕴含着那段过去历史的重要而丰富的信息，其功用绝非其他记录手段所能取代，数十年过后，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红色经典”。
1999年，年近七十的杨之光创作了反映1998年抗洪的大型作品《九八英雄颂》，著名评论家刘曦林在致杨之光的公开信中说：“我心想，你在80年代完成了肖像系列之后，在耳顺和古稀之际，已经找到了适合于你也适合于国外市场的舞蹈人物和人体艺术，会进一步完善和升华你的‘没骨’人物画技巧。没想到，你还像青年时代那样，敏感于社会性的大主题，还那么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是我最为佩服之处。”确实，唯有杨之光，才能一如既往地真挚贴近社会生活，凭他炉火纯青的没骨人物画技法来驾驭这伟大史诗般的人物画鸿篇巨制。这种关切现实和人生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它在中国美术所承载的精神重量和指引生活的宽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真诚的人文理想。
讴歌建设者
杨之光的艺术世界是生命的世界。从领袖人物到普通劳动者，他塑造了许许多多鲜活的个体形象，同时赋予形象以鲜明的时代风貌与职业特征，从而为中国当代人物画留下了可观的视觉文献。
20 世纪中国水墨画艺术史上，一个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并且具有十分独特艺术面貌的创作阶段，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美术界提出的“改造中国画”，提倡“写生”，“走上现实主义的大道”，描绘“中国人民在现实生活斗争中高尚的和优美的心灵活动”，杨之光正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画家。杨之光创造了一种以率性的用书法笔墨线勾勒轮廓，只在关键部位略施皴染，辅以类似水彩画法的淡彩的新水墨人物画法。这一画法生动、自然、清新、明快，又极具真实感。不只是人物形象真实，而且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志趣和精神，极好地符合与满足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心理。杨之光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后来数十年笔下的人物肖像写生，栩栩如生，天然合成，达到了形神一体的高度，既肖似又传神。他在准确流畅、自如潇洒地表现人物的形体与神采时，还能够充分发挥笔墨的特长，进而创造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水墨人物画的笔墨表现程式。其成就为水墨画界所公认，还没几个人与之比肩。难怪理论家李伟铭认为：“在徐悲鸿、蒋兆和等先驱者开创的写实主义人物画发展史上，杨先生是有效地推动历史发展的承前启后者。”
民族大家庭
在杨之光逾60年的从艺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他特别热衷深入生活到各民族地区，画了大量的速写与写生。他认为速写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本功与绝妙的工具，它永远不会因为有了照相机而“落后”，也永远不会“过时”。谈到成功，杨之光说他的秘诀之一就是，画画要有勤恳、不懈怠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与追求，杨之光具有一种超人的顽强毅力，有一种过人的勤奋精神。
中国绘画传统中的“形神”兼备，在杨之光的作品中是一种双重体现：既是人物形象“形”与“神”的统一，又是笔墨语言“形”与“神”的统一，可以说，这种双重的“形神”统一是杨之光人物画的魅力。杨之光依乎天性，顺乎自然，观察细微，入法出法，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转化为“圆转自如，圆里带方”“飘柔潇洒，柔中寓刚”与“巧而不纤，娇娆而不俗”的审美格调，笔力端稳而约束不了天然的灵秀之气。他的写实造型与写意笔法，使得一种“严肃艺术”获得新鲜活泼的人生感；使得一种“高雅艺术”踩着土地，渗透着人性的温暖与天真。
异域風情录
如果说杨之光在创作中去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关联，倒不如说他在进一步地探寻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东方文化是写意的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写实的物性文化。在这一泾渭分明的文化界定中，西方写实画法只能尽物之性而难以抒人之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语汇则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虚静无为与崇尚自然的感性情结，具有超乎形体之上的审美价值，杨之光的没骨人物画，就是这种探寻的结果。尤其在他远渡重洋到了异国他乡，艺术之旅更加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作为一个有着“岭南”背景的“学院派”代表性人物画家，他深入异域生活，大量地、自觉地进行着一些实录性的写生积累与印象表达，走出了一条突破中国画笔墨表现方式与西画造型构成之间隔膜的最佳路径。
除造型构成之外，杨之光确立风格的独特条件在于他对水彩画有着长期的、丰富的积累。相较于水墨与造型写实，水彩与水墨的界线更为接近与模糊。杨之光在他的水墨人物画上不断地尝试、发掘、弘扬这一优势，他在用墨、用色上有着特别的“透明”感，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彩画的深厚滋养。
“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是杨之光的艺术格言，他的创作，其实质就是从事一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杨之光的探索从无止境，他一以贯之奉行着徐悲鸿先生的“从零开始，从头学起”的教导，并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生涯中慢慢掂量出这八个字的分量，自觉地实现自我扬弃与自我重塑，并最终确立自己那建立在坚实的写实基础之上，又包含着传统艺术营养的中国画人物画独特的表现语汇。
评论家杨小彦写到：“没有杨之光的努力，我们很难想象笔墨、趣味和造型的结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有了杨之光，我们终于明白这三者的意味，并通过他的作品看清水墨人物画所可能具有的前景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杨之光一直没有停下他的步伐。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发轫，经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士兵写生’，再到‘文革’期间对领袖与人民的造型探索，然后，进入‘文革’后时期，他还远赴美国，闭门变法，独创没骨人物技法，画人体，画肖像，竟使人物画再上高峰，这在他那一代人是不可想象的，也使他至今仍然独步中国水墨画坛，在水墨人物画方面独领风骚。”
优美的化身
当今画坛，杨之光是人物画界具有“风向标”作用及极高品赋的代表性艺术家。他善于发现优美形体构图的理想公式，不因为细部而忽略美的总体神态。他画舞蹈人物，能从舞蹈的重心在于“稳与不稳”“坠而复起”中揭示出人体运动的瞬间神采，使人产生出对它前后变化的联想，令有些舞蹈家观看后也觉得他把舞蹈中最突出、最传神的一瞬间“写”了下来。他已将源自西方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与块面构成和传统中国画中的线描、没骨画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水墨人物画图式，使杨之光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写实没骨舞蹈人物画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翰墨的印記
除了擅长的中国画之外，杨之光在书、印、诗等艺术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杨之光在上海世界学校读中学时便师从上海书法名家李健习书法，临碑读帖勤奋夯基，他将《散氏盘》《毛公鼎》《张迁碑》《石门颂》等不知苦苦地临了多少遍，废纸高达数尺，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懂得了运笔规律。他从篆书的用笔体会到：圆的线条是立体的，如树枝一样凸出纸面，须有线条广长之外的厚度。这是对线条的纵深感觉和力透纸背的深刻理解。杨之光的书法基础在篆书和隶书，成就是草书。他的篆书用笔圆厚，结体典雅；隶书古朴庄重；行草流美潇洒。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均看到传统的风骨和影子，能找到源流。他的书法，点划布局，徐疾舒缓，运笔自如，有潇洒清雅的面目，有干脆优美的线条，有变化得体的章法。经几十年艺术修养，杨之光的书法作品带给人们视觉上平坦中出神奇、雄劲中藏天趣的艺术享受。
因为有篆隶基础，所以杨之光印章也刻得很好，而且无论白文还是朱文都好。他用刀如用笔，刀法峻爽顿挫，粗细变化微妙，章法平稳而不觉呆板，既有刀味，也有石味。虽然用刀和用笔有所不同，但杨之光却兼擅刀笔，这是他过人之处，也是他成就辉煌之处。
此外，杨之光的题画诗也想象力丰富，很有生活哲理，使人百读不厌。这些诗有能将画意点醒、延伸、升华的作用。他还常常用诗表达自己对画道追求的主张，“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两句诗就是其艺术创作的座右铭。用“印画书诗融一体，大师自古是通才”来评价杨之光，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