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夹缝说”
　　低估了它的历史意义
　　
　　《七十年代》一书由诸多名家编著，虽在多个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却似乎不像三年前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样引起热烈反响。或许人们以为它只是另一部“怀旧”之作，本身并无独特之处。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人们普遍对七十年代的意义认识不足。
　　《新京报》8月29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把《七十年代》定位为“知青书”，说它“讲述了三十个历史夹缝中的青春故事”。其实三十余名作者中有好几位并不是知青。《中华读书报》8月5日“书评周刊”的一篇简要介绍说：“徐冰、陈丹青、王安忆、阿城们的青春往事未必没有特定群体的存在意义。”即便是主编之一的李陀也是把该书的范围限于“知识分子史”，而且认为70年代只是“天翻地覆”和“暴风骤雨”的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的“一小段间歇”，“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序言》)
　　在笔者看来，70年代其实未必就没有它前后的两个10年那么重要、那么“天翻地覆”和充满“暴风骤雨”。因为其间爆发了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位最高领导人去世、“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随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步伐等。通过这些事件，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历史大转折。书中有些作者也有这样的感受，如唐晓峰说：“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有很多”。陈丹青指出：“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鲍昆点明70年代的特殊意义：“最近几年，知识界经常梳理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思想历史，尤其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无疑，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从七十年代走来的。对于那个前十年，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其归纳进‘文革’的历史，色彩自然是黑暗的……”他认为，那时年轻人中进行着可贵的“能量积蓄”，这正是历史转折的动力。因此，“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李零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光是一个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年代。”
　　正是在70年代末，民族的和个人的命运随历史的发展而大大地改变。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1月，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对“文革”中众多冤假错案的平反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这使多少个家庭和个人从此能过上正常的生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终于能够走进学术殿堂，把昔日荒废的青春和学业弥补过来。像书中朱正琳的经历，1971年因“反革命案”入狱，1979年平反，1980年考上北大——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些“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许成刚与他相似：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1979年考上清华大学。他说70年代“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70年代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夹缝，反而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重要时代。
　　
　　重大历史事件与思想变革的萌动
　　
　　大转折，是70年代的一大特点。然而，因为转折，70年代通常被分割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以致很多人会感觉70年代不够完整，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有“夹缝”之说。书中有些人把1976年之前的几年归纳到60年代，认为那只是“文革”的延续，而把1978年大转变之后的两三年并入80年代，因为它们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至于1976至1978之间的两年如何归类，则少有人论及。我以为可把它当作一个过渡的阶段。
　　中国在1978年实现了历史的大转变，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思想解放的进程从7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一直延续到整个80年代。所以，70年代在政治史上的确有着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但在思想史上却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完整、连续的历史时期。
　　作为思想史的70年代，实际上就是和时间意义上的70年代同步启动的。1971年发生“9·13事件”，一直被尊奉为最高统帅可靠“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竟然仓皇出逃，毙命于温都尔汗。这一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奇闻令人备感震惊。北岛由此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他说：“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这正是他后来的名作《回答》，引发人们广泛共鸣的呼声。黄子平说：“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
　　1971和1972年，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即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鲍昆回忆他和一位朋友听到消息时，“都惊呆了，面面相觑”，“太神奇了，我们天天怒吼诅咒的美帝国主义总统就要来中国访问了?……这个消息，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判断能力，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开始在心底涌动，感到这个世界可能要有变化了”。果然，这一事件后来“为这个东方古国的一系列巨变埋下了伏笔”。中美的交往打开了中国沉重的大门，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1972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9·13事件”及中美对话，对国人是个极大的改变，不仅冲击了原有的价值观念、打破了长期以来无条件盲从的习惯，还使得人们纷纷开始独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思考的结论就是：中国非变不可!
　　在1972年到1976年的三四年间尽管没有特大事件发生，中国大地却呈现了某种复苏的迹象。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宣言使无数中国人备感振奋。1975年邓小平短暂执政，一定程度上做了“补天”的工作，也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如果说上层政治有些微改变的话，民间社会则涌动着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暗潮。张朗朗描述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琢磨、创作，试图活出个模样，寻找意义。在那个时代，大面儿上来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唐晓峰回忆那时的文化沙龙，“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
　　然而，切勿以为这些文化的探索是轻松和浪漫的。“沙龙”这个充满诗意的场所在当时实际上是“异端”思想的发源地和传 播地，因此一些沙龙的主办者被逮捕、抄家、判刑。张朗朗就因组织文化沙龙而被捕入狱，甚至被判处死刑(幸而没有执行)。与青年人热衷于地下沙龙不同，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自行在家中搞“暗室谈话”，范围虽小，话题却更为尖锐、集中。他们谈的不是艺术，而主要是政治。李大兴的文章记载了他父亲和黎澍等人的交往：拉上窗帘、紧闭大门、放低声音，用手势或暗语代替某些敏感词汇，充分显示出内心的焦虑和思变的愿望。曾是北京一位著名沙龙主人的徐浩渊介绍说，1972年冬天，有人在自新路的家中开办了一次地下画展。还有当时收听境外广播被认为是听“敌台”，是严令禁止的，但越是禁止，青年人就越是要听，从中获取到许多冲破思想牢笼的新思想。阿城回忆道：“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地下材料(手抄本或油印品)在70年代上半叶也是颇为流行的。
　　民间的暗潮积蓄日久，遇到时机便会掀起滔天狂潮。这一切便发生在“伟大的1976年”(朱正琳语)。北岛称1976年为“多事之秋”，三位最高领导人的去世预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四五事件”是一场民意的大表露，表达了中国人期望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随后，“四人帮”倒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终于完成历史的大转折。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七十年代》一书不是少数人的个人故事汇编，也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历史纪录，而是透过个人经历和感受反映出的那个时代的国家史、民族史。正如陈丹青所说：“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笔者的经历与书中多数作者相似，该书描写的种种情形也都曾真实发生在我身上，诸如偷听“敌台”、传抄地下“反动”文件(例如李一哲的文章)，既在私下唱“黄歌”(其实就是普通外国歌曲)、也大吼八个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因看“禁书”而挨批判，争看“内部电影”，在农村劳动“改造”，渴望吃白面馍馍和大米饭，对林彪事件感到极度震惊，参加1977年高考，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进行迷茫思考等等。看了这本书，如同跨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的情景。相信更多同龄读者都会与我有着相同感触。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