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在安徽军天湖农场被重新逮捕，住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在八号楼。八号楼又称病号楼——在上海市监狱的编制序列中，称为八中队。其中关押的犯人，大都是狱内其他中队送来治疗的慢性病患者，以及从监狱医院出院后还需继续治疗者。四月中旬起，我被编入“未决组”——组内大都是原关押在市内各看守所尚未判决的罪犯。这些人患病后，当时也由监狱医院负责治疗。
　　壹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狱中的一年有四大节：“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如果在劳改营，再加上一个中秋。对囚犯而言，过节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开荤，吃肉。犯人们把猪肉称作“老表”，其确切意义不明，总之是十分亲切的意思。那些在监狱中住了一二十年的老犯人，有一句顺口溜：“吃官司有三盼：理发，洗澡，吃老表。”不过，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话。那时，每个月还允许家属给狱中囚犯送一定量的食物，狱中食品尚不算十分匮乏。到了“文革”期间，为彻底清除囚犯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狱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严禁送入任何食品。于是，理发洗澡之类与口腹无关之事，便远远地退到后面。“吃老表”，自然成了犯人朝思暮想的至盼。
　　下午二时，掌握犯阿维在监房对面的窗口前说了声“大家出来活动活动”。于是，每一扇铁门中懒洋洋走出了三个人，在本小组范围的走廊内，缓慢地兜起圈子。
　　狱中，犯人小组长的官称是“掌握犯”，这是因为犯人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理所当然不能享受带“长”字的称呼。于是就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同时，每层楼还有一至二名“事务犯”——大组长，整幢楼还有数名“总事务犯”。
　　窗外，阳光明媚。这一排监室是朝北的，因此，到了下午，就会有一抹西斜的阳光射进来，照在每一个走到窗前的囚犯的脸上，那一缕缕皱纹，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原来因少见阳光的灰白的面孔，又增添了一层缺血的淡黄色。
　　每个人走过窗前，都会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深深呼吸几下。广阔蓝天下的空气，真是太好闻了，特别是在过节之前。记得前几年，关在看守所的时候，每到过节前几天，往往可以听到院子里杀猪时猪的叫声。尽管那叫声异常凄厉，但进入犯人的耳朵，却觉得特别舒服。监狱内听不到这诱人的声音，但在空气中，仍然似乎可以闻到若有若无的肉香。这样，兜圈子的人的心情，仿佛也变得好了起来。
　　脚下，走了一圈又一圈。纷繁的思绪，刺得我的头越来越痛。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开水来了！”
　　很快，随着沓沓脚步声，一列劳役鱼贯而入。两人一档，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大水桶，每隔几间监室放下一个。
　　开水，在监狱内是被叫做“无米稀饭”的。许多人都端起缸子，大口大口喝了起来。我则用它的热度，治疗我在农场落下的风湿痛。我很快脱下上衣，把滚烫的水缸烙在赤裸的背上。火热的灼痛感，迅速在我背部的皮肤和肌肉上传递开来，同样伴随着一种刺骨的快感。
　　这时，阿维来到我门口，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我，皱着眉嘘了一口气。阿维今年二十五岁，也是反革命犯，被判了七年刑。细长个子，瓜子脸，一说话就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有一种少女的媚态。据说，两年前他刚入狱不久，就曾揭发过一起狱内著名的“反革命集团”案，立了大功。因此这一年多来，他都痴痴地等待着每一个节日，期盼狱中在节日前后召开的“宽严大会”，向往着能得到减刑的宽大待遇。自从我来到这个组，阿维对我还不错，即使在其他犯人必须关在小监室的时候，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在本组七个监室门口的走廊之间跑来跑去。
　　这时，劳役犯商周匆匆走来，用略带神秘的口吻对阿维说：“孙大雨来了。”
　　“是吗，他来了就热闹了。”阿维也顿时兴奋起来。
　　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孙大雨这个名字，也许已经相当陌生了。但在上世纪中叶，凡是读过一点书，经常看看报纸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孙大雨的。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教授，更因为在“反右”运动中，他又是中国右派分子中，特别负有盛名的一位。在这场被称作“引蛇出洞”的运动中，孙大雨是唯一由最高领导御笔亲点，逮捕法办的右派分子。只要翻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可以发现，在该卷所有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中，孙大雨是被点名最多的一个。可见当时的最高领袖对他的注意程度。
　　孙大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当时圈内人士曾有评价，说是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孙大雨远赴陪都重庆，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和国民党当局政见不合，他和新月社旧友闻一多等人，一起参与倡办了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代后期，又担任了左派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特曼将军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纷争，孙大雨以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身份递交声明，力言国民党已丧失中国民心，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给予支持。然而，1950年初，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当局指示下改组，孙大雨被免去了主席职务，在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孙大雨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和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年来，孙大雨不仅没有通过不间断的“自我批判”，求得“新社会”的容纳。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批判”，始终是不服，甚至对抗的。别人指责他“反动”，他就骂别人是“反革命”。1957年鸣放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孙大雨又说，当年曾批判过他的某某某、某某某是“反革命”。结果是过了一段日子，《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大雨如此谈整风”。接下来“反右”开始，全国报刊“批判右派分子孙大雨”的文章铺天盖地。在最高当局授意下，那几位被他骂作“反革命”的先生，联名向法院控告孙大雨“诬告”，孙大雨就此被判了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他刑满释放，蛰居上海市南市区昼锦路旧宅。“文革”中，在劫难逃，在遭受红卫兵批斗时，不堪凌辱，奋起以老拳还击，又被抓了起来。 　　监狱里的日子太无聊了。因此听到有这么一位名流加入自己的小组，就像在乏味的生活中添加了一些调味品，好几名囚犯都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兴奋。
　　隔壁房间的应某，听到孙大雨的名字，马上伸过头来问，是孙大雨么，让他同我一个房间好了，我来监督他。他生的病和我一样，都是肺结核。我和他在医院，还有一面之缘呢。应某原是市工业局一名科长，“文革”刚开始，他就拉起了一个“造反队”，和另一个“造反队”争权。结果他的“造反队”被砸烂了，又查出他和一名女同事有过婚外情，就被按上“反革命腐化”的罪名，抓进了看守所。到八号监后，他同“反改造分子”斗争是最积极的。数年后，他被判刑七年，在专事接收新判决入狱罪犯的提篮桥监狱六号楼，当上了显赫一时的“黑板报组”掌握犯，我曾目睹他的风采。
　　听到孙大雨三个字，有一股血往我脑门上冲。
　　十天前，曾和我同室、现已病愈返回看守所的叶某对我说起，孙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他同室。同室的还有一位江苏海门人，二十八九岁，姓张，是孙大雨朋友的儿子。此人把自己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孙大雨，孙大雨却向看守警员告发了张某，致使张某被铐上了反铐，足足有半个月之久。
　　我从种种迹象断定，张某就是我的朋友和同案张方晦，自从我知道我们的案子已经被列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下发的供全市范围讨论的要案案例中后，案中名列首位的方晦，在我心目中就已经成了“故人”了。而为人父执的孙大雨，竟然在方晦可能“不久人世”之际，还使他受到上铐的痛苦，不由我想起来就深恶痛绝。
　　仅仅过了几分钟，孙大雨就由事务犯陪同，来到我们的小组。孙大雨人如其名，身高马大，头大、手大、脚大。但由于长年关押，瘦得脱了形，这“大”就变成了“长”。一米八十以上的身子弯弯曲曲，像一株枯干的老树。细长的手臂，细长的腿，青筋盘结，像树身上伸出的枝丫交错的树枝。硕长的马脸，长鼻子，长牙大嘴。他上身穿一件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衬裤，晃动着两条光光的小腿，手里捧着一只脸盆，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样子，好几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进了小监室，应某就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冷笑着说，孙大雨，你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弄成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天还这么凉，光着两条腿，是不是想病上加病，给政府添麻烦呀？
　　孙大雨连连摇头，决无此事，决无此事，实在是因为棉裤洗掉了。
　　原来，他一个月前在看守所发病吐血，看守警将他送到医院急诊。当时正是春天，他怕冷，还穿着棉袄棉裤，里面就一套衬衣，当天便住了院。他几次请求，将留在看守所的替换衣物送来，都无人理会。他年老体弱，小便时常有残留的尿液遗在裤裆里，一个月下来，浑身发臭。今天上午，狱中护士小姐查房时，被熏得受不住，就强令他把外裤脱下来洗掉。刚刚浸湿就通知出院了。
　　劳役犯商周来登记饭账了。他走到监室门口，叫了声：孙大雨！
　　孙大雨正低头理东西，听叫，猛地直跳了起来，笔挺立正站好，手一松，短裤刷地掉在地上——他的裤带早在看守所就被收去了（防止自杀），只能用手拎着——晃悠着赤裸的下身，松松垮垮地吊了下来。他瞪大眼睛，惊恐地朝商周望着。
　　商周一吓，连连朝后退着，喂喂，你不要这样，我也是犯人，担当不起的。
　　我的罪重，我的罪重。孙大雨一面拎裤子，一面连声说。
　　商周问，你晚饭吃多少？
　　孙大雨呆了呆，喜出望外地：怎么，这里吃饭，是由着自己要吃多少就多少？
　　商周又气又好笑：老头子，想得美。
　　他告诉孙大雨，狱内犯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早餐二市两稀饭，午餐晚餐各三市两干饭。有病吃不下，减少是可以的，想加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是三两。”孙大雨回答得很快。
　　开饭了。我刚吃了几口，阿维过来朝我眨眨眼：“去看孙大雨吃饭。”
　　孙大雨手捧着铁皮饭格，坐在监室门口。陈米饭的上面，照例盖了一层无油的鸡毛菜，在饭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蚕豆大小的鸡骨头。鸡骨头是红烧的，鸡骨头附近，有几块菜皮上还沾了一些绛色的油花。孙大雨心满意足地望着这几块鸡骨头。
　　这几块鸡骨头是“营养餐”，孙大雨患的是肺结核，按规定可以享受一份营养餐。那时，狱中营养餐的规格，是每天中午可享受一份加餐，价值为人民币五分（当时物价，五百克猪肉大约人民币八角）。
　　孙大雨吃饭的姿势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饭，都要把头仰得很高，闭上眼，然后不停地咀嚼。他用力地嚼着，尽量把饭菜停留在嘴里，不咽下去，仿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来。他一口连着一口，最后轮到那几块鸡骨头了。孙大雨把其中一块放进嘴里，右下颚一阵剧烈的抖动，连带后颚也飞快地颤动起来，随着咯咯的声音，连骨头带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里去了。
　　阿维看得呆了：“真有你的。这么硬的骨头，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孙大雨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牙齿好。六十四岁了，一只牙齿都还没有掉。上个星期，医院里吃咸鸭蛋，我也是这么连壳带蛋一起嚼碎了，吃下去的。这都是钙质，补的。”
　　吃完鸡骨头，孙大雨一次又一次用开水冲刷着饭格，然后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应某翻起了白眼：“孙大雨，你这是什么意思。刚吃完饭，把这么多冷开水吃到肚里，你要找病呀。”
　　孙大雨指指饭格：“饭，里面还有饭。”
　　应某一把抢过他的饭格：“已经精光滴滑，好当镜子照了，还有屁的剩饭。”
　　孙大雨喃喃地：“总还有一点饭的分子吧。”
　　晚饭后，应某和孙大雨一直叽哩咕噜地吵着。
　　孙大雨想把湿棉裤晾在铁门的栏杆上。应某不准，说有规定，铁门上只准挂毛巾，其他一律不准放。孙大雨人瘦，坐在光地板上屁股痛。他身无长物，打算拿刚才狱方借给他的那条臭烘烘的破被子垫在身下。应某也不准，说是政府借给晚上睡觉盖的，不是当座垫的，如此不爱护公物，可见思想反动…… 　　贰
　　按监狱惯例，五月一日、二日、三日这三天，为了确保“安全过节”，除了事务犯、劳役犯、掌握犯以外，其余囚犯的房间一律不开，停止一切活动。二十四小时关在小监室内闭门思过。
　　阿维传达狱警指示，节日期间，每个人都要结合“大好形势”，联系自己的“犯罪危害性”，至少写一篇思想汇报，节后统一上交。
　　五月四日，吃过早饭后，事务犯通知，全楼面放风。
　　提篮桥监狱的放风场所有两处：一处是相邻两幢楼之间的空地，那里有篮球架，遇上值班狱警高兴，还会让年轻的囚犯打几下球。另一处是屋顶。提篮桥监狱每个楼面，有九十六个监室，分两排，每排四十八间，每间的宽度约一点六米，长二点二米。因此，屋顶的面积至少有一千好几百平方米，够两百多人放风了。
　　我喜欢在屋顶放风。屋顶虽然小了些，也没有篮球架，但走在屋顶上，看不见四周幢幢牢房，减轻了心灵上的压力。抬头所见只有蓝天，蓝天是自由的，蓝天下的空气是香甜的。
　　屋顶的那一头，孙大雨坐在地上晒太阳。在他的周围，还有几个其他小组年老体弱的囚犯。
　　和我同在未决组的、来自虹口分局看守所的小老头吴海要我耐下心来。他对我说，凡是发交全市讨论的案件，在一般情况下都很快就要判决的，我的案件如果能拖过十一、元旦、春节，那就说明可能有转机了。
　　从1964年9月被捕到现在，近六年了，对于释放，我已经不抱多大奢望了。只要我们七条命都能保住，就已经上上大吉了。
　　放风结束，刚回到各人监室门口，就见阿维匆匆从值班狱警处返回，他简短地吩咐立即开会，小组囚犯当即围成一圈，在监室门口走廊上坐定，阿维大喝一声：“孙大雨站出来！”
　　孙大雨茫然起身，站到圆圈中间。
　　一个姓俞的原造反派头目，上前踢了一下孙大雨的腿，喝令他站好，腿靠拢。
　　孙大雨摇晃了一下，差一点跌倒。抬起头，不服地：我犯了什么事？
　　阿维脸色铁青说，老实交待，你在放风时，和什么人，进行了哪些反革命串联？
　　原来，和孙大雨一起晒太阳的其他组罪犯当中，有一位是已经被判了五年刑的著名金石家陈巨来，他们是多年老友，狱中相遇，不由得攀谈了几句。然而隔组交谈，尤其是未决犯和已决犯的窃窃私语，犯了狱中大忌，当时就被对方组中一名囚犯报告了狱警。
　　孙大雨眨巴眨巴眼睛：他问我是不是孙大雨。我说我是孙大雨。他说他是陈巨来，问我还记得吗？我说几十年的朋友怎么会不记得，多年前他还送过我一方质地很好的图章。就是说了这么几句话，接下来就吹哨子集合了。
　　这时，走廊尽头隐约传来一阵阵呵斥声：不老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位又瘦又小的老头胁下撑着双拐站在中央，想必就是陈巨来了。
　　阿维说，听到没有，那边也在开批斗会。你不交待，陈巨来会交待，到那时你就被动了，还是主动交待的好。
　　孙大雨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对他这种“不老实”的态度，组内好几个人都纷纷表示义愤填膺，争先恐后进行批判。他们从《毛泽东语录》中引经据典，从这件事在性质上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分析到孙大雨的“反动本质”。一致肯定，这是一件严重的反革命串联事件，要求政府给予“严肃处理”。
　　在这种场合，应某是从来不甘寂寞的。在组内几名积极分子一阵猛轰的间隙，他异军突起，指着孙大雨说：“你不要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相，你的品质恶劣透顶。在医院，我和你同一间病房，我问你，你吃过跑马粥没有？你还教唆一些青年罪犯，吃跑马粥要学会两项本事，第一要吃得快，第二要不怕烫。有没有这回事，你说。”
　　跑马饭（粥）是监狱的特定用语。狱中囚犯每餐都有严格限量，所谓跑马饭（粥），就是指囚犯使用各种手法浑水摸鱼，让自己多吃一些。据应某说，监狱医院每顿早餐的定量是每人四小碗粥，孙大雨硬是以不怕烫、吃得快这两项基本功，趁盛粥的劳役犯疏神之间，每顿多吃一碗。他还把这套秘诀传授给其他罪犯，最后被发觉了。
　　孙大雨灰暗的脸微微有些泛红，他嗫嚅了一下，吐出两个字：我饿。
　　胡说！政府给我们的伙食定量，完全是根据我们身体需要的。你这样做，分明是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脸上抹黑，歪曲党和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新的批判内容，组内的一些人更兴奋了。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孙大雨只有两个字：我饿。
　　我也开口了，我一定要出出郁结在心头很久的这口恶气，一定要代张方晦报复报复这个可恶的老头。我从小对时事感兴趣，而且记性颇佳。1957年“反右”时，我念初中三年级，对报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看得很仔细。至今还记得，当时一些批判孙大雨的文章中，捕风捉影地渲染了他的一些生活琐事。我就把其中一些内容扩大、变形，在会上嘲笑他、“臭”他。
　　我说，你披着名教授的外衣，其实比夏洛克、葛朗台还吝啬、刮皮。当年你为了《解放日报》少算你一角钱的稿费，急吼吼找上门去吵架，来回车费倒花了一角四分。
　　孙大雨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当年少算我的稿费绝不止一角钱，而是好几篇文章上百元稿费，都忘了寄给我。我也不是专程去算账的，那天编辑部邀我去开会，就向编辑顺便提了提，我家到报社的车费，单趟四分，来回八分，不是一角四分。
　　再有，你教授工资每个月三百多元，你妻子是小学教员，工资只有几十元，家中的开支，你还硬要妻子承担一半，一分都不能少。我恶毒地说。
　　我知道，对孙大雨，再怎么说他“反动”，他也是无动于衷的。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才能刺痛他。
　　果然，孙大雨涨红了脸，抗声道：纯粹造谣。当年，我家中开支，每月预算一百六十五元，全是我拿出来的。
　　批斗会开到下午一时。散会前，阿维指令孙大雨回到监室后，参照毛泽东著作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写一份《孙大雨投降书》。
　　第二天上午，开会时，孙大雨规规矩矩把几张写在手纸上的东西交给阿维。 　　阿维顿时皱起了眉头：这算什么，怎么用手纸？
　　孙大雨回答：我只有手纸。在看守所，犯人写报告都是用手纸写的。
　　阿维拿了这几张手纸，竖着看看，又横过来看看，哭笑不得地交给我：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你是学中文的，你看看，看得懂吗？
　　我接过来一眼看去，头上一行写着《孙大雨降表》，字体用的是古隶书，我们这些看惯了楷书的人，每个字读起来都十分吃力。文体用的是骈文，没有标点，不分段，每个字之间的竖向间隔和每一行之间的横向间隔，距离完全一样。像满天星斗一样，完全不知所云。
　　我摇摇头，交给阿维：看不懂。从横的方向读，好像有点读得通，从直的方向读，也好像有点读得通，认真读，横竖都读不通。孙大雨还喋喋不休地解释“表”的含义。他说“书”是上级给下级的文书，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就是毛泽东居高临下，命令杜聿明等人投降的。自下而上，如犯人写给政府，平民写给官吏或君主，则应称“表”，《古文观之》中就有李密的《陈情表》。
　　阿维把几张手纸丢回给孙大雨，说他这种老顽固，绝对写不出好东西，不要他写了。勒令他每天抄写十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批斗会之前朗读。
　　批斗会延续了将近一星期。
　　孙大雨也有他报复的方式。
　　这天上午，孙大雨被传到楼下，接受外调人员的询问。当时，社会上正在开展一个叫“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运动的内容，就是对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历史旧事，再重新梳篦一遍，看看还有什么可供利用的“辫子”。这个运动持续了好几年，涉及范围极广，各个单位都抽出了一定的人力，专职担任“外调”工作。孙大雨这样的老人，自然就成了调查人员的“资料库”。
　　孙大雨回来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毕恭毕敬地站在阿维的监室门口，向正在吃饭的阿维说，报告掌握犯，刚刚承办员提审我，要我写材料。我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所有事情，都要由掌握犯阿维批准的。我现在很忙，天天要抄写毛主席著作，没有空余时间写他们需要的材料，希望他们和你联系，得到你的批准。不知道他们向你报告了没有。
　　阿维直跳起来：阿唷，孙大雨，你做人怎么这么毒。你写材料还要承办员找我这个犯人批准。你这不是害我吗？他饭也不吃，一阵风跑去找值班狱警“说明情况”去了。
　　一会，值班狱警过来，装模作样把孙大雨训了几句。孙大雨唯唯诺诺。我想象得出，他在肚子里偷着笑。
　　又一次放风时，孙大雨排在我后面。他压低声音狠狠地对我说：你这年轻人很坏。你骂我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要说到我妻子，我妻子和我相濡以沫几十年，我只有她一个至亲的人。你这样说，不应该的。
　　我心中一动，有些不忍。旋即又向他坏笑了一下：你也觉得不好受了？但如果有一个人，临死前还被人打了小报告，戴上了铐子，他又会怎样？
　　孙大雨惘然看着我：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过了几天，劳役犯来为我们理发。在走廊尽头，近阳台处，我正坐在一张长条凳上等候。孙大雨突然摇摇晃晃走到我面前，凶巴巴地指着我坐着的条凳，高声嚷道，大家看，这个人竟敢将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下面，实属胆大妄为。
　　我吓了一大跳。在当时，此种行为属于大不敬。不要说我这样的待罪之身，就是寻常百姓，也会就此被捉将官里去的。我忙不迭低头往身旁望去，见紧靠我坐处，果然有一块面积和《毛泽东语录》相仿的暗红色。再仔细看看，还好，不是什么物件，只是一片红漆。那条凳的底色是红的，因年久陈旧之故，其余地方的油漆都已剥落，却唯独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孙大雨年老眼花，误认为至高无上的“宝书”，而坐在上面的，又正是我这个近日令他恨得牙痒的小子，便以为抓到了把柄。
　　我松了口气，指指那块红漆，气壮如牛地以更高八度的嗓门回答，你在胡说什么，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
　　孙大雨眯着眼睛，低下头，靠近条凳仔细看了看，又伸手在凳上残存的红漆处来回摸了几遍，终于露出一丝尴尬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不起，我年纪大了，没看清。
　　我得理不饶人，又将孙大雨臭骂了一顿。
　　叁
　　日换星移，八十年代初，我和张方晦等生死之交劫后重逢。相忆以往，我向方晦话及此事。方晦拍案说：祖佑，你上当了。
　　原来打小报告的正是叶某，而孙大雨在看守所中对方晦十分照顾。方晦家人远在江苏海门乡下，有时日用品接济不上，孙大雨时常送他一些肥皂、牙膏之类。虽然是不起眼的细微小物，但在看守所，这是属于严重违反监规的行为，要冒很大风险的。
　　过了几天，我随方晦到孙大雨先生在上海南市区住处去拜访他。进门后，方晦作了介绍，我向老人拱手道：孙先生，当年在狱中，我因不明真相对你无礼冒犯，今天向你赔罪。
　　孙先生眯起眼睛想了想，又摇摇头：有这回事吗？我记不起来了，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此后，我成了孙先生家中的常客。多次交往后，我发现孙先生是位性情中人，他对于多年往事，恩恩怨怨，一饮一啄，无不点滴在心。然而，唯独对这件事，他却说，我忘了。
　　谢谢你，孙先生。
　　孙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总共被关了三年多。他莫名其妙地被捕，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释放后，依然戴了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依然属于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列。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其遗孀江青等四人被捕后，他的处境才有所好转。
　　大约在1978年前后，当局对在1957年至1958年反右运动中，沦为右派分子的人们开始进行甄别。在这次甄别中，大部分人被认定为当初是“错划”，属于应该“改正”的行列，恢复原来的职务和工资级别。另一部分人，则仍被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但可以获得摘掉“帽子”的“宽大”待遇，同时恢复公职。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整个中国，被认定不应“改正”的货真价实的“右派”，共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几位。一场轰轰烈烈、普及全国、打击面达上百万人的“运动”，最后只有五个人没有搞错，而这场运动直到今天，都还被认为是“必要的、正确的”。 　　起初，孙大雨连“改正”的待遇都不能享受。此外，当年起诉他“诬告”的那几位，虽然在“文革”中也蹲过监狱，关过牛棚，当了多年的“牛鬼蛇神”。但事过境迁，孙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同样不能得到平反。
　　不过孙大雨毕竟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有关当局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条“出路”。他原先任教的学校是复旦大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复旦大学表示碍难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幸而，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务委员会主任施平，一位新四军出身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孙大雨，复旦不要，师大要。”
　　于是，孙大雨就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身份是刑满释放人员，原来的级别是二级教授，重新定为四级，降了两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关当局通知孙大雨，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经过再次“复查”，认定属于“错划”，决定给予“改正”，恢复他的二级教授待遇。同时，法院对于他当年所受的刑事处分，也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诬告罪行属实”，但“情节显著轻微”，因此，撤销有期徒刑六年的判决，改判“不予起诉”。
　　多少年来，对于孙大雨为什么指责这几位是“反革命”，许多人都觉得是一个谜。对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很郑重地向孙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是在孙大雨的旧宅。一间狭长的厢房从床上到地上都堆满了书。我和孙大雨面对面，坐在一对小沙发上。秋天，晚上七八点钟左右，开着窗，那天夜里有风。挂在天花板上的吊灯，被吹得一摇一摇，孙大雨的脸在灯光晃动下，显得忽明忽暗。
　　我发问后，孙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认为我的提问是多余的，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从五十年代初民主改革开始，接连几年，他们一直说我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
　　孙大雨又说，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做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是诬告呢。打个比方，两个人吵架，有人骂了娘，骂娘当然是不文明的，但总不能说，骂娘的人就是企图强奸犯吧。
　　这就是孙大雨的逻辑，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留美学者的逻辑。
　　孙大雨恢复二级教授待遇后，我和方晦去看望他。孙大雨喜滋滋地告诉我们，他一个多月前曾给施平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不应该仅仅是二级教授，而应该是特级教授，超级教授。一星期前，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开会，遇到施平，特意问起，有没有收到这信，施平的回答是：“收到了，正在看。”
　　我和方晦都笑了起来。以施平先生的身份，这实在是一封无法回答的信。当然，对孙大雨这样的名教授的信，施平先生也不能说没收到，或者不想看。因而也就永远只能是“正在看”。
　　肆
　　1976年后，孙大雨处境开始好转，到他1996年去世，孙大雨又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他几乎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孙大雨由于年事已高，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他也拒绝参加各种公共活动。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盟员，1957年他被捕后，民盟开除了他的盟籍。文革后，民盟中央和上海市委，将他作为当然恢复盟籍的对象，不间断地寄给他民盟的会刊及各种会议通知，但孙大雨都执拗地拒绝了。他表示，民盟是他参与创办的，后来说开除就开除了。现在当年开除他的人都在台上，他不愿与他们为伍。
　　有一天，我和方晦到孙大雨家，在前室，遇见孙师母。孙师母告诉我们，上海市政协来了一封信，说是经过多方协商，决定推举孙先生为“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民盟分会副主任委员”。孙师母希望我和方晦“劝劝先生，接受算了”。
　　我和方晦知道这是官方向孙大雨主动打招呼。在中国这是十分罕见的。当时，上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民盟分会的主任，是赵超构（林放）先生，赵先生是新民晚报社社长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其级别相当于副市长。其他副主任，也大都是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或者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封信无疑是当局发出的一个信号：如果孙大雨愿意参与政协和民盟的公开活动，他所可能得到的地位和身份。
　　但是，我和放晦劝了许久，孙大雨还是摇头：我知道你们这是好意，但我是不会去的，这是我的原则。
　　孙大雨告诉我们，那天，受民盟上海市委委派，登门通知孙大雨恢复盟籍，并希望孙大雨重新参加民盟组织活动的，一位是民盟市委机关的干部，原是小学教师；另一位是陈仁炳先生。想来，这也许是当时民盟上海市委主事者的一片苦心，他们知道孙先生对民盟中央和市委中某些人芥蒂甚深，恐怕一言不合，就此翻脸。因而所委派的人员，一位出身小学，和孙先生素无渊源，更说不上恩怨；至于陈仁炳先生，和孙先生是复旦同事，又同被戴上右派帽子，且始终未获“解放”，应该和孙先生有较多共同语言，说起话来，可以方便些。
　　事后，孙先生对我说，陈仁炳是老朋友，另一位虽素不相识，但上门拜望，也就是新朋友，对于朋友来访，他当然以礼相待，但这是私交。至于恢复盟籍，则是公事，私交虽融洽，公事不能马虎。
　　数年后，上海有关领导部门为一些知名人士改善居住条件，孙大雨搬进了衡山路近吴兴路的一处高层住宅。陈仁炳先生和孙先生同住一幢大楼。孙先生还曾陪同我和方晦等人拜访了陈仁炳先生。虽仅一面之交，但留下印象颇深。陈先生瘦瘦的，是一位极和善极谦逊的长者，他谈吐平和，和孙大雨先生棱角毕露的风骨迥然不同。我始终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多年同共产党亲密合作、从无异心的谦谦君子，如何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且时隔三十年，仍被列入不得“改正”的少数人中。
　　陈先生在谈话中，对自己作为“留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一事，仅仅一语带过，其豁达的心态令人肃然起敬。他告诉我们，自己近年来潜心学术，已有好几部重量级的著作脱稿。我当时的职业是报社记者，听后十分感动，曾打算为陈先生写一篇专访，以示世人。然而，不久后，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运动迭起，我怕多事，迟迟未动笔。及至陈先生仙逝，终未成文，至今引为憾事。 　　我所知道的孙大雨公开参加社会活动，一共只有两次。其中一次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该会筹备成立初期并没有邀请孙大雨参与，孙大雨在报上看到消息后，即令他的女婿沈近仁医师，代他向筹备组表示，自己一生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希望参加这一团体。
　　不久，在孙大雨家中，我和他谈起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事情。他睁大眼睛对我说，有一件事我想来想去想不通。我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这次当选为理事。某君是我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只读了一年大学，就到延安去了，他对莎士比亚并无研究，却被选为名誉会长，这算是什么道理？
　　孙大雨所说的这位先生，五十年代当过最高领袖的秘书，当时在共产党中央是核心领导人员。莎士比亚研究会有这样显赫人物的关顾，当然是求之不得，受宠若惊的事，能选他当名誉会长，实在是莎士比亚研究会的光荣。
　　孙大雨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前清进士，官做到巡抚。“文革”期间，家中被抄没的古董、字画不计其数。后来，虽然发还了一些，但不足十分之一。为此，他每年都要向上海市历任领导写信，控诉“红卫盗匪”的抄家恶行，要求将所抄没的财物全数发还。尽管每封信都石沉大海，但他持之以恒从不间断。
　　我曾问孙大雨：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愤恨心情，但我请教你一句话，拿当年的毛泽东先生和今天的邓小平先生相比，你认为谁好？
　　孙大雨歪着头，翻了翻眼白，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是邓比毛好，毛抓我进去，是邓放我出来的。不过据孙大雨说，他曾给邓小平先生写过一封信，内容是：当年你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反右，千百万人头要落地，这句话你是说错的。中国正是有了反右，才有了文革，千百万人头落了地。刘少奇的人头落了地，彭德怀的人头落了地，你的人头也差点落地……
　　晚年的孙大雨先生，待人接物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以一件小事为例，他对于每一位来访者，不论地位、贫富、年龄，在辞别时都要亲自送至楼下大门口。他在昼锦路的住所，是上海旧城区的老房子，楼梯又陡又窄。孙先生年事已高，每次都把着扶手，一步一个台阶，颤巍巍地上下。我和方晦每次都力劝他留步，他都不肯。甚至有一次，我和方晦在告辞时见他又要起身相送，二人就将他往沙发上一摁，然后飞快地下楼。心想，我们的脚步总比你快得多，这下可送不成了吧。可当我们走出弄口，站在人行道上往回望时，却见孙先生正下楼走到门口，连连向我们招手。
　　1980年代，方晦在上海，有好几年既无户口，又无固定工作。孙先生对方晦特别关心，有一年春节，因忙于杂事，我和方晦过了初五才去孙先生家拜年。孙先生见了方晦就说，我以为你们前几天就会来的。他拿了一个红封包，里面装了二十元钱，塞在方晦手里说，这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去做一条裤子，钱不多，买毛料的恐怕不够，买一条中长（纤维）的，大概差不多了。
　　接着，又拿了一纸袋包的金丝蜜枣给方晦，说春节的东西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包蜜枣是特意留给你的。
　　在那包蜜枣的纸袋上，我还看到孙先生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的一行字：三级蜜枣，六角八分。
　　1980年代初，我曾多次拜访金石大师陈巨来先生，陈先生对在狱中放风时，因同孙大雨先生私下讲话而被批斗一事，记忆犹新。巨来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再次同孙先生晤面，但因巨来先生患有腿疾不良于行，因而拖延下来。1983年秋，方晦结婚，二位老人都参加了婚礼，同在一桌，这才得以重聚。
　　一个星期后，陈巨来先生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这一次在婚礼上的相聚，竟成为这一双老友在“文革”后唯一的一次会面。
　　1984秋，孙先生参加了我的婚礼。我登门向他送上请柬的第三天下午，他柱着拐杖，一个人从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住处，走到重庆南路近淮海路的我家，给我送来一个红封，里面装了十元礼金。
　　当时我正在学校教课，下班回家，家人才告诉我，孙先生来过了。
　　从孙先生家到我家，并没有合适的公交车。那个年代，路上也很难叫到出租车。这段路程，以时年四十来岁的我而言，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十元钱礼金，在当时属于不高不低的中等标准，但由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亲自步行送来，这一份情谊，那分量，在我心中至今仍是沉甸甸的。
　　在孙大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以残存的全部心智和精力，把中国数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汉魏乐府和楚辞，以及唐宋各大家诗词，按照英国古典十四行诗（桑纳特）的韵律，翻译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尽量按照其固有的英国古典十四行诗的格律，原汁原味地译成汉文。他说，“这个工作只有我来做，因为既精通桑纳特的格律，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人，中英两国，恐怕除我以外已经没有别人了。”
　　年复一年，孙大雨白天睡觉，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到凌晨，他笔耕不停，留下了等身的著作。然而，他的著作出于经费的缘故，在出版中遇到很大的困难。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译作《罕秣莱德》（哈姆雷特），但印数只有六百本。他亲笔题词，送了一本给我。在他去世前几年，曾有热心人为他译作的出版在报上呼吁过，后来据说在境外出版了十来种。但出于老年痴呆症的缘故，孙大雨已经生活在恍惚和朦胧之中，现实的欢喜和烦恼对他已渐渐淡漠了。
　　1996年孙大雨驾鹤仙去，享年九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