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亲历过鄂西会战的黄彭寿、翟公正等下层文人笔下，没有着重强调如他们一般的经历者的痛苦，相反却饱含着不屈服、争取胜利的个体情感，甚至通过人格化伤敌的蜂、牛而使得此种感情得以延伸，从而超越战役本身，表达出下层文人伤痛之余，也表达了对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坚持抗战的乐观与勇气。他们的情怀，从对个人经历扩大到国家前途，从具体的个人扩大到对个体的超越，让同时代和后来的读者能够体会作者所传达出的相信胜利的情怀。

关键词：伤痛;情怀;渔关战役;下层文人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06-05
　　鄂西会战是抗战后期发生在宜昌地区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事，特别是石牌保卫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军西进重庆的企图，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非凡的意义，学界对此次会战及相关战役的过程、胜利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已多有关注^[1]，兹不赘述。前贤诸论，或从宏观视野审视此次会战之于抗战全局的意义，或从微观视角揭示会战的详细过程，而随着近些年相关档案资料、日记等资料的公布与使用，从微观史的角度解读当时经历者的内心世界成为可能。笔者在湖北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一份当时一位中下层文官亲身经历此次会战的记录以及一位文官事后依据他人见闻所作的若干首抒情诗，尚未见前贤讨论。虽然此篇档案文字有限，但使我们能够从下层文人的视角审视此次会战，笔者不揣浅陋，试以之对抗战中下层文人的经历及其对抗战前景的信心作一个案分析，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黄彭寿、翟公正及其对渔关战役的记录
　　关于黄彭寿、翟公正对渔关战役的记录，笔者是于湖北省档案馆查档时偶然所见。档案编号为LS1-6-581，仅二页，且无逻辑，用纸为一般纸张非公文用纸，未注时间，似为有所遗漏的草稿，好在内容相对完整，主要介绍了黄彭寿在渔关被俘的亲身经历和翟公正听他人介绍而作的六首诗。为方便下文论述，特将全文录于下：

第一页：

渔关遇寇纪实

颂南黄彭寿

癸未夏四月，暑气苦烦热，弥漫扬寇氛，壮士肝肠裂，日欲匿其光，天为变其色。鄂中流品杂，不少卖国贼，遇寇辙遁逃。狼逐羊奔北，未几陷渔关，良善遭威胁。余老筋力疲，匿居鸡山侧，奈何汉奸乘，导寇穷搜括，抢掠竟及余，置在俘虏列。强迫作苦工，负重高山越，驱逐若牛马，成群偶什佗，少趋略缓迟，鞭挞咸流血，前导为鬼酋，后殿类饕餮，身既入网罗，悲愤无从泄。自忖神明冑，藐躬何清洁，宁死不受辱，岂甘苟且活，行至天坑边，俯视深难测，一跃下悬崖，天昏联地黑，自分全吾真，长与人世别，知觉既已失，肢体成僵厥。经历数小时，精神复团结，辗转忽苏醒，动作力即竭，张目乃四顾，仓皇悽以恻，下为无底壑，上有千仞壁，盘坐古树根，攀枝方起立，始知左手痛，抚视腕骨折，既无飞鸟翼，又乏猿猱术，欲出叹无由，终膏蛇蟒吻，沈碧草茸茸，阴霾日渐没，俯仰两彷徨，进退均为谷，神经忽迷罔，构思愈恍惚。突闻有人语，汝曷早归不，左转可攀跻，远离虎狼窟，遍觅无所见，启予或神物，跄踉向左行，屡起屡颠仆，右手拊葛藤，侧足踏石角，倏尔达坑边，犹觉悚毛骨，回旋觅向路，竟返茅簷屋，翁媪俱惊诘，（茅屋唐姓，有一翁一媪），何计能逃脱，俘虏遭宰割，偻指不胜屈，呼号数里闻，惨状笔难述。汝竟得生还，宁非大幸福，嗟余遘险难，自愧德凉薄，妻孥尽散离，衣物全被掠，孑然仅一身，谁与告抑欎。孰知炎黄威，绵延仍未绝，赫赫上鉴临，禠夺倭鬼魄，大军奋厥武，民众各尽力，军民共一心，耰锄胜剑戟。丑酋乃胆寒，夷兵皆股慄，东西窜未遑，死伤遍狼藉，道途堆馘骸，沟壑填蹄铁，千万木屐儿，俯首就鈇钺。五（峰）长（阳）宜（都）枝（江）松（滋），失地悉收复，琐尾无辜民，阖家方重聚，满面创模糊，相见不相识，使我至于斯，老幼同声哭。愿我英勇军，乘胜逐毒蝮，黄图如金瓯，讵容有稍缺，誓雪此奇耻，踏破三岛国，门令辟感恩，（朝鲜为中国藩属，时其京都辟一城门曰感恩门，凡有使至鲜，其王即开此门恭迎天使，甲午之役，倭寇强鲜人砌之）万世来宾服。
　　第二页：
　　（首诗无题）

翠柏苍松老健雄，凌霜傲雪更青葱，朔风不易苏卿节，正气常留信国忠。一怒扑岩寒敌胆，再生入世启民福。十日之夕牛羊下，自笑今为折臂翁。

溺妇叹（赖姓妇避敌不急奔投龙泽毙）

南华北苑锁愁烟，豕突狼奔蚁慕羶，地暗天昏人惨淡，云深雾密雨绵缠。口吞白刃诚为酷，血染黄沙信可怜。未许谶尘污玉洁，水晶宫里会群仙。

勇妇行（赵义兴客栈少妇以斧斫敌，不中而逃，敌枪击之，断其腕，乃得全贞）

柳暗花明影纵横，箕风毕雨乍愁生。斫头技巧厨娘斧，刺骨愁深鬼子兵。巾帼几人恳断腕，赵家有女喜全贞。从容寄语渔洋社，一曲粗成勇妇行。

智婦烈（一村妇睹敌至，知不免，故裸卧桥上，敌来，就紧抱之，同溺河中）

封姨何事太披猖，万里尘沙启战场。血溅红榴凝虎目，骨埋黄草断猿肠。□心一片漂流水，清节千秋耀肃霜。裸卧河桥完素志，毅然予及汝偕亡。

蜂合群（敌志大坡放火，皆不知笼蜂为何物，启盖抓视，蜂拥而出，内敌怒刺，敌逃逸，追赶数里，房屋得以保全，乃蜂之力也）（笔者注：渔洋关西偏北2.5公里处有地名大坡垴，3.5公里处有大天坑）

些小由来性合群，天生义勇冠三军。闭城待战心原静，发令穷追胆足闻。奋翼虎贲威赫赫，抱头鼠窜寇纷纷。大坡有土恳谁守，名列蜂衙不世勋。

牛仗义（敌将退，驱牛度李家坪，因纵火。渔河水深，牛至中流不前，屡□屡退，敌刺以刀，牛吼，敌惊逸）（注：在今渔关，渔洋河东南岸边）

曾从□□下神州，角挽狂澜识寇仇。四足懒行终隔水，一声怒吼漫惊酋。刀抽岂畏沾红血，鞭举何能断碧流？堪笑汉奸真是蠢，引狼入室不如牛。

右系卢君云登函示六题，嘱为吟咏，如此可歌可泣之事，足见民族之魂。吁！

卢君尚亦有心人哉！惜余笔墨之不能达意，尚待词坛健将有以斧改之。

竹如翟公正于古施州卅七里坪三圣宫（印章）
　　据此，笔者先分析此二页档案所揭示的时间、事件及两位作者等相关信息。
　　（一）时间、事件
　　渔关，又称渔洋关。《渔关遇寇纪实》一首开篇即交代了时间：癸未年夏四月，即1943年的农历四月，熟悉宜昌史地者很容易辨析此文的写作背景，即抗日战争鄂西会战中的渔关战役。鄂西会战时间为1943年5月3日至6月14日，其中渔关战役的起止时间为1943年5月21日至28日，换算为农历，正是癸未年的四月十八至廿五。第二页诗六首，虽未交代写作时间，但从诗中所提及的地名及事迹等信息，亦可断定其所描述的皆系与渔关战役相关的内容。
　　此次鄂西会战是日军为西进重庆而发动的大规模作战，决战即是著名的石牌保卫战，日军之前在鄂中、湘西北等地区发动的外围作战均是为石牌战役作的铺垫，并未投入过多的精力，所以，日军攻陷渔关后主力迅速西进，仅留少量部队守城，迅疾便被中国军队收复，渔关从失守至收复前后不过七天时间。
　　（二）两位作者
　　《渔关遇寇纪实》的作者写作“颂南黄彭寿”。据《湖北省人物志稿》载，“黄彭寿（？～1950），字颂南，黄梅人。曾任五峰县知事、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2]1665《黄梅名人大辞典》记载“黄彭寿，字颂南，黄梅人，曾任五峰县知事，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1950年去世。”^[3]577《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所录1913年3月25日出席省临时议会的《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姓名录》中载有“黄彭寿，（别号）颂南，（年龄）39，（籍贯）黄梅。”^[4]436地点信息、姓名字号、历官等信息均重合，可以认定，此文作者当即《湖北省人物志稿》、《黄梅名人大辞典》中之黄梅县人黄彭寿。其1913年以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身份列席会议时年方39岁，即其出生时间为1874年，则其于1943年在渔关遭遇日寇时已是69岁高龄，“县知事”乃民国初年旧官称，1927年之后改称县长，则其五峰县知事的任官确定是在1927年之前。另据1943年2月17日《湖北省政府关于更换来凤、五峰、枝江、监利四县县长的公函》：“查本省来凤县长张铣、五峰县长王维时、枝江县长刘德基均予调省，监利县长黄向荣因案撤职遗缺，经以本省三十一年度县长改试及格之沈传仪、何伯言、徐山耕、黄宪生等四员分别代理，并提经本府委员会第三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在案^[5]”;又《湖北省政府關于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决更换五峰县县长的训令》：“查五峰县长何伯言因案撤职遗缺，以刘春先代理，提经本府委员会第四五一次会议议决通过在案^[6]”。是知渔关战役期间的五峰县长为何伯言，而非黄彭寿。由此可以推断，如果黄彭寿在五峰县知事任后再无职位，则其或为卸任后即留居此地，或因战争再次流寓渔关，而从当时的战争背景、黄梅沦陷、渔关地处湖南和湖北交通要道且作为当地重要物资集散地、人员流动频繁等情况推断，后一种可能性更高，则黄彭寿在此次遭日军俘虏、抓丁之时，已然处于流离的状态。
　　翟公正，据《武汉市志》载，“翟公正（1908-1983年），字竹如，号篆庐。湖北广济（今武穴）人。一生任职于金融界。曾是东湖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武汉书画社顾问，湖北著名篆刻家、书法家。……青壮时流寓施南……擅填词作曲，著有《抒情馆诗词抄》（未刊稿）。”^[7]232此段文字简要介绍了翟公正的流寓、诗词创作经历，但对其工作经历却失于粗疏。铸公（笔者注：即张明明）在《追忆翟公正先生》一文中写道：“淞沪南京会战失利后，日寇西进南下，九江广济沦陷，翟公正报考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属下的文书，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七年间，翟公正随军驻守武汉、荆沙、宜昌、恩施等地，经历了武汉会战、枣宜会战，他在机关从事着起草文稿、整理战报、誊印文件、宣传抗战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在恩施调任湖北省银行任经济研究室文书”。^[8]100据此，翟公正当是在第九战区军事机关中任职。
　　翟公正的军中任职情况，据1940年元月份签署的《宜都团管区司令部少校部员姜遨关于游绍男、翟公正、韩进之保守军事机密的保证书》载：“兹担保翟公正在荆宜师管区宜都团管区司令部服务期内绝对保守军事机密，如有泄露及一切不法情事，愿由保证人负责。被保证人：宜都团管区司令部二等军需佐翟公正（印）。”^[9]可知，翟公正于1940年担任宜都团管区二等军需佐。宜都团管区隶属湖北军管区，陈诚则是于1938年6月15日兼任湖北省军管区司令，^[10]56直到1940年9月解除一切兼职，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湖北省主席，^[11]279则知翟公正确曾隶属于陈诚辖内，其职务二等军需佐，按照国民政府1939年《陆军人事法规》，相当于中尉同等官，属下级军官。 　　据档案文末显示，翟公正写作此六首诗的地点为“古施州卅七里坪三圣宫”，古施州即恩施，关于七里坪三圣宫的记载非常有限，据恩施《七里中学简介》介绍，其前身为始建于1968年的湖北省恩施市七里坪初级中学，当时的校址“设在清代光绪17年修建的‘三圣宫’寺庙里”。^[12]据敖文蔚考订，1938年7月29日，代湖北省政府主席行事的严立三派视察员徐硕俊“会同第七届督察专员袁济安、恩施县县长余廷襄勘定恩施城东门外7里之土桥坝、七里坪为署址。”^[13]123则七里坪主要是当时湖北省政府各机关驻地，而非第九战区军政部门驻地，笔者未能得到更为详细的翟公正的履历信息，不能确定其供职于军政部门或政府部门，但他此一时期均任职于军政部门的情况是可以肯定的。简言之，渔关战役发生时，翟公正的身份是一位年方35岁、身在战场之外的恩施却能够获悉战况的基层文官，也可视为下层文人。
　　二、二人笔下的日军暴行
　　渔关是五峰县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也是宜昌沦陷后连接湘、鄂、川、黔交通的重要孔道和重庆咽喉——石牌的前沿阵地，同时还是当时重要外销物资——宜红茶的主要加工地，对抗战时期的鄂西乃至大西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日军占领渔关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天时间，却给渔关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突出的就是当地茶叶生产的破坏，“鄂西会战，渔洋关适当战事焦点，以致该场（注：即五峰茶叶改良场）房舍设施、茶园及器具等全部损毁，当地农家茶业，亦被毁甚多”，^[14]这些经济方面枯燥又缺乏对比的数字或不易直接反应日军对当地的破坏程度，但黄彭寿的亲身经历和翟公正对他人见闻的记录却可以给我们更直观的感受。
　　（一）強迫作“背脚”
　　黄彭寿在《渔关遇寇纪实》中讲述了一段被日军俘虏后强迫作劳工的痛苦经历，即“强迫作苦工，负重高山越……少趋略缓迟，鞭挞咸流血”。“负重高山越”即肩挑背驮翻越高山，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做背脚。
　　五峰县地处武陵山区，抗战时期仍未通公路，在宜昌沦陷，五峰县交通地位凸显的一段时间里，五峰县的主要交通线还只是在明清以来原有路线基础上重修或翻修的骡马道：“1940年6月宜昌沦陷，南津关以下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开辟长江上游驿运线，督令辟由宜昌三斗坪经长阳至五峰，湖南石门子良坪经五峰晋家湾、界碑、渔洋关、洞口至五峰城，再由五峰城经湾潭岩板河至鹤峰。并于沿线每15公里设粮站一处。”^[15]203粮站的设置方式，与清朝时期的驿路铺递设置方式相同，主要运输方式为骡马驮和背脚背，工具为各式背篓、背架、担、杠等，没有轮式工具，运输能力十分有限，“因驮道险峻，屡有骡马摔死”。^[15]208实际上，并非只有骡马面临摔死的危险，驿路边的悬崖、天坑等对背脚也是极大地威胁，仅渔关附近就有大天坑、小天坑、龙眼睛天坑、榔树天坑等数处。日军供应石牌前线作战的大量物资也只能靠这种危险、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完成，必然需要大量征集当地民力，“俘虏遭宰割，偻指不胜屈，呼号数里闻，惨状笔难述”。黄彭寿时年已69岁，仍被强征为背脚，“妻孥尽散离，衣物全被掠”，不堪屈辱，跳天坑欲自杀，虽得保全性命，却也是左腕骨折，死里逃生，而黄彭寿也只是“呼号数里闻”的俘虏之一，其他俘虏的具体情形我们已难知晓，但从黄彭寿的经历也能知其一斑。
　　（二）被摧残的女性
　　翟公正塑造了三位死于渔关战役中的女性：避敌不及、投河自尽的赖姓贞妇;以斧砍敌、遭敌断腕的赵家勇妇;裸卧河桥、抱敌同溺的裸身烈妇。从传统文人的节烈观出发，以上三妇可谓保得大节，黄彭寿在诗中也不吝赞美之词，但此三妇的背后，却是更多女性的悲惨结局。宜昌当地文史工作者李德成曾据幸存者的口述整理道：日军来到妇女藏身的三匹岭、猫子洞，“有不少妇女遭受蹂躏，奸淫后复加以刀剑，甚至公开轮奸，形同禽兽。堂上一幼女不足16岁，被轮奸后，赤身裸体，仰面桌上，并从阴道捅进一截洋伞把……镇内一婆婆，年近六旬，被奸污后推入火里烧死。四乡妇女被奸又遭杀伤杀死者，日有所闻，举不胜举。”^[16]241
　　此外，战争给当地百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蜂合群》的发生地大坡即今渔洋关西部偏北2公里左右的大坡垴，文中所言“笼蜂”即村民家养的箱蜂，历来都是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牛仗义》的发生地李家坪即今渔洋河东南岸、渔关县城的李家坪村，而日军驱牛过河的前提就是对当地居民家畜的抢夺。据统计，“日军撤出渔洋关时，抢走耕牛2580头，骡马1689头，猪5343头，羊4281头，鸡、鸭、鹅一扫而光，致使家禽三年绝种;放火烧毁商店、民房900余栋，熊熊烈火烧了数昼夜，被烧毁的财物仅粮食有400多万斤。”^[17]128-129
　　黄彭寿本人以69岁高龄被抓做背脚、跳崖断臂得以艰难求生，翟公正笔下丢掉性命的三位女性，以及上述的财物损失，相比于破坏力更强、损失更严重的战役，渔关战役的损失之于抗战全局而言确属微乎其微，但是，当我们关注到这些有着亲身经历的个体或被记录下来的个体时，战争所带给他们的悲痛却不减分毫。
　　三、超越伤痛的胜利情怀
　　黄彭寿、翟公正记录下了他们亲历或耳闻战争所带来的伤痛，但他们的笔下显然不止是伤痛。翟公正首诗中，“一怒扑岩寒敌胆”、“自笑今为折臂翁”两句的内容，正与黄彭寿经历相符，“朔风不易苏卿节，正气常留信国忠”，以苏武作比，称颂黄彭寿舍命守节的勇气，末一句又以亲历者的口吻对断臂经历报以自嘲，一扫伤痛，更为坦然。而在黄彭寿亲笔所作的《渔关遇寇纪实》末，“愿我英勇军，乘胜逐毒蝮，黄图如金瓯，讵容有稍缺，誓雪此奇耻，踏破三岛国，门令辟感恩，万世来宾服”，又以老朽负伤之躯发慷慨豪迈之气。至于三位女性，如果说，作者在《溺妇叹》中有的还只是叹息、哀怜，而在《勇妇行》、《智妇烈》中，作者已表达出一种抗敌、杀敌甚至同归于尽的悲怆，“刺骨愁深鬼子兵”、“毅然予及汝偕亡”，虽不脱贞洁烈妇的传统苑囿，却也超越了“儿女情长”的情节和“贤妻良母”的角色，完全不同于那些被摧残而无反抗的女性，被赋予了具有反抗精神的“英雄”光环。《蜂合群》、《牛仗义》中的蜜蜂蛰伤人、牛发怒伤人，原本是常见的现象，而在抗战、渔关战役这一特定环境中被人格化，具备了与中国军民一样的“抗战”行为，完全出自作者个体情感的延伸，已然超越了渔关战役本身。 　　“历史的叙述由研究者进行历史的书写，较能客观的阐释历史的情境，但缺乏一份感情，由亲人书写相关的历史，虽较为主观，多了一些情怀”。^[18]187“亲人”当然也适用于黄彭寿、翟公正两位亲历者、闻见者。虽然他们的文字没有完全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但却告诉了我们应该知道的，那就是出自主观的一种情怀，具体而言，就是伤痛之余，对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坚持抗战的乐观与勇气，他们的情怀，从对个人经历扩大到国家前途，从四个具体的个人扩大到对个体的超越，让同时代和后来的读者能够体会作者所传达出的相信胜利的情怀。相信抗战必然胜利的情怀是以黄彭寿、翟公正为代表的下层文人所具备的，更是当时抗战主流的写照。
　　注 释：

[1] 曹大明：《宜昌抗战研究综述》，《三峡论坛》，2015年第4期。
　　[2] 湖北省志地方志編纂委员会编：《湖北省人物志稿（第4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3] 王唤柳主编：《黄梅名人大辞典（第一卷）》，黄梅名人大辞典编撰办公室，1999年。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政府关于更换来凤、五峰、枝江、监利四县县长的公函》，档案编号：LS1-2-0342-006。
　　[6] 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政府关于湖北省政府委员会议决更换五峰县县长的训令》，档案编号：LS31-2-0000096-059。
　　[7]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1980-2000（第8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
　　[8] 铸公：《追忆翟公正先生》，《书法》，2017年第2期。
　　[9] 湖北省档案馆藏：《宜都团管区司令部少校部员姜遨关于游绍男、翟公正、韩进之保守军事机密的保证书》，档案编号：LS68-1-0000091-020。
　　[10] 田子渝、吴海晶：《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11] 史玉根：《陈诚新传》，东方出版社，2013年。
　　[12] http：//www.esqlzx.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2
　　[13] 敖文蔚：《湖北省政府西迁与还治》，《湖北文史资料》，1998年第3期。
　　[14] 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政府关于拟具复兴湖北省五峰茶叶计划及预算书的呈（1943.12.11）》，档案编号：LS31-3-0000782-001。
　　[15]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五峰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
　　[16] 李德成：《日军在渔洋关的暴行》，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夷陵区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2003年。
　　[17] 中共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编：《五峰革命斗争史》，内部发行，1989年。
　　[18] 林桶法：《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看白先勇的离散情怀》，《中央大学人文学报》（台湾），2017年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