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近日公布关于满洲里口岸部分单位和企业乱收费、乱涨价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強调要“坚决斩断伸向减税降费红利的黑手”。
　　这份通报涉及的乱收费、乱涨价总金额并不算高，但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极高针对性。
　　一方面，通过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是当前以及未来时期我国政府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主要施力方向。有测算认为，如果今年全年实现减税降费2万亿元，那么对企业减少的1万亿元税费，就将给企业部门直接增加1万亿元利润，同时，对居民部门减少的1万亿元税费，预计将有70%转化为消费，这就又会给企业部门增加7000亿元销售收入。因此，仅从这种最直接的效应来看，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对冲外围环境不利影响，继续保持较快业绩增长与较高投资信心。
　　但另一方面，较大力度降税减费对财政收入构成的压力客观存在。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仅为2.2%，而且这种整体性的增速放缓现象，具体到情况差异极大的不同地区，必然意味着有些地区，面临更严峻的减收压力。
　　上述两方面的内在张力，虽然在理论中是完全可以被疏解的，因为中国的财政安全度仍然很高，财政政策腾挪的空间依然充足，但问题是，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由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目标函数未必完全一致，同时，中国作为大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链条过长，产权模糊的现象也仍有存在，因此，这就导致某些财政较吃紧的地方政府，既有一定动机，也有一定能力，通过暗中操作的乱收费、乱涨价等方式，冲抵自身收支缺口。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财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中央政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当前减税降费重要性不断凸显的新形势下，及时针对新发现的“积累莫返之害”打小打早，决不姑息，以高压态势确保减税降费不打折、不变样。
　　在决心下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迅速习惯过紧日子。这不是一项轻易就能完成的转变，因为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财政收入增速长时期高于同期经济增速，但即便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状态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也要远大于财政收入能力，两者之间的比例长期倒挂并一路攀高至160%以上。
　　所以要让地方政府迅速习惯过紧日子，需要一系列激励与约束机制快速到位。除了上级政府的严格督导，还应该包括：深刻改变现有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实事求是动态调整政府预算目标任务;着力推进政务公开与透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断推动地方政府以尽可能高的行政效率，专注于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