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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传奇是侠义小说的发展里程碑,明话本、拟话本又把这一题材发展到白话是深入发展的关键,清在文言文与白话两方面使侠义注说走向成熟。本文选取唐、明、清女侠类小说三篇关于侠女的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探导其发展进程的特征。
关键词: 女侠小说 唐明清个案 发展进程
侠义小说最早在史传文学中就有关侠客义士壮举的记载,《战国策》和《史记》就是其代表。总体而言,可以说汉代之前是侠义小说的雏形;唐传奇则是侠义小说的发展里程碑,出现了虬髯客、红线女、聂隐娘这样的血肉丰满的侠客形象;明话本、拟话本又把这一题材发展到白话,使侠义小说更加深入发展;清代在文言与白话两方面使侠义小说走向成熟,蒲松龄的文言文小说集《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侠的形象和名篇就是最好的代表。在众多侠义小说中,女侠小说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选取唐代袁郊的《红线》、明代凌濛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以下简称《韦十一娘》)、清代蒲松龄的《女侠》三篇关于侠女的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发展进程的特征。
一、女侠人物身份和内蕴不断变化
小说人物的身份由显到隐。《红线》中的侠女红线据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记载确有其人,原本是唐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一个善弹阮的侍婢,因其手隐起如红线,以“红线”名之。《红线》中的红线身份在小说中保存了下来,善弹阮的特征也保存了下来,并且达到闻音知意的神奇境界,她在府中听击羯鼓宴乐而出悲音而知击鼓人心隐悲事,后来薛嵩一查,果然击者亡妻,显然作了艺术化的处理。但其精通音律,身为仆婢的身份没有改变。薛嵩更是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小说中的田承嗣、令狐彰是安史之乱后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小说发展的背景、人物、事件都出于历史,采用一种艺术的手法神奇化了红线一个女子,通过盗盒的奇异事件塑造了一个侠义、矫健的女英雄形象。可以说,《红线》是把历史人物置于历史事件中加以传奇化的一种艺术创作,它来源具体,但又以奇异、奇行、奇人、奇事取胜。凌濛初的《韦十一娘》叙写了徽商程元玉和侠妇韦十一娘的故事。小说具体时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也有具体的人物,但是都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浓缩了许多凡人生活气息的人。韦十一娘的最初身份是灾难深重的普通妇女,她先是父亡母嫁,自己遇人不淑惨遭抛弃,更被大伯戏弄,生活际遇和封建专制下的无数封建妇女一样不幸,直到赵道姑的出现,处境才得以改变。程元玉是一个忠厚老成的商人形象,有重德的特征,但又为利而身陷险境,是明代特有的商贾普遍现象中的一个较为理想代表。可以说,韦十一娘和程元玉分别代表着明代敢于反抗压迫的妇女阶层和重德重利的商贾阶层。他们虽然不是历史人物,但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历史阶层,这就富于独特的时代内涵。蒲松龄的《女侠》旗帜鲜明叙写女侠,根据女性的特点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较为奇特的女侠。小说中的侠女始终没出现过名字,通篇以“女”贯之,采用报恩和报仇两线,明线为书生顾生生子以报养母之德,暗线为杀官报父仇。侠女特立独行,独力奉养母亲,报父仇以尽孝,为顾生诞子以报德,不为人、情、物、事所滞,恩怨分明。而顾生只为一穷困书生,具体名字亦不可知。蒲氏此处以侠的本质来塑造小说人物,不滞于人物来由,只以事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为论断。
从小说人物身份和由唐之线红由历史人物传奇化,到明韦十一娘阶层艺术化,至清侠女重意忘形,文学色彩见显,艺术虚构日渐成熟。从小说主题而言,红线可谓为国而侠行天下,做侠事而闻名朝野,留芳千古;韦十一娘则为独定区域,行侠一地,隐于背后;侠女则张扬自身的恩怨分明,回归人性的侠行本质。同时,这三位侠女的侠有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内蕴。红线为道家侠女,其神行要“额上书太乙神名”,所追求的是“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这都是典型的道家法术和追求。韦十一娘得道姑指点修道,亦为道家侠女。而《侠女》中的侠女则不贴任何标签,但其养母报父仇,为顾生诞儿,皆为重孝,可见为儒家侠女。
二、女侠小说的创作艺术发展
女侠小说由唐经明,迨及清,其创作艺术日渐发展。追本溯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时期女侠小说创作艺术的传承以及发展规律。具体而言,有如下方面。
(一)离奇的情节逐渐减退,生活现实日渐彰显。
《红线》中有诸多离奇情节,一者红线盗盒,额上书“太乙神名”,就能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且深入敌营盗盒而回;二者红线能知自己前世今生,身世离奇。至《韦十一娘》有了不同的变化和偏重,只是叙说商贾程元玉仗义为一位陌生侠妇韦十一娘偿还店家饭钱,后遇劫得到救护,并于云冈庵上听韦十一娘畅谈侠道。小说中的事件不过是比较常见的一般事件,处理的方式也就是“晓谕”一下盗匪就解决了问题,没有红线盗盒的惊心动魄和神异。《侠女》中虽有奇行,但主体还是侠女为报养母之德而为书生产子。前者事件离奇重大,以一盒而牵动两城数万人性命;后两者为日常生活事情,虽异,但见贴近事实。如果红线是为国之侠者,那么韦十一娘就是维护一地的侠者,侠女则是为一家之侠者。作为女性而言,做出能对国家、地方有意义的行侠仗义大事,是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特质,但在另外一方面则有失作为女性的侠义特点和本身特点,而蒲氏则根据女性自身特点对侠女作了具体的叙述。
(二)叙述的方式由对话式逐渐转向具体事件记叙。
在三个文本中,《红线》中除去交待缘由,通篇主体为红线自述二块:其一,叙述盗盒的神奇经历;其二,叙说自身不平凡的身份。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具体生动,但自叙的方式在可信度上削弱了主题,毕竟读者相信眼见为实。《韦十一娘》的主体也是通过韦十一娘与程元玉的一问一答为架构,以程元玉的问为发起,以韦十一娘的回答为归依,叙说了侠的术和道以及韦十一娘自身的不幸和成长。这两者都以自叙为主,整个篇章结构不甚严谨,简单的自叙,也削弱了小说的可信度和读者的阅读兴趣,只见其言不见其行。《侠女》则记叙具体,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合理发展,更具小说情节要素特点,把人物的语言与行动自然结合起来。无论是从文章结构还是从小说的本身特点来看,前两者的自叙奇事为主体的安排都不及后者来得具体、深刻。
(三)行侠的方式不断变化。
女侠的行侠方式较之男侠而言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女侠独特的群体有自身的特点,在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红线》中的红线先是采用“隐”的方式,默默守在薛嵩的身边忠心办事,时时分忧,后来遇到了大事不得不站出来采用“盗”的方式震慑贪得无厌的田承嗣,接着以“退”的方式拒绝薛嵩的馈赏和挽留,突出了有恩必报、施恩不求图报的侠义精神。韦十一娘则通过她严厉的侠道法则来威镇当地盗匪贪官,程元玉被劫尽财物后,她只用“谕”就解决了问题,以为侠的法则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同为震慑,红线震慑不过一人,韦十一娘震慑当地,兵不血刃就解决了问题,有鲜明的女性侠客特点。小说借程元玉赠银于群盗不敢受,道出“韦家娘子有命,虽千里之外,不敢有违反”的事实真象,说明了这一点。同时,韦十一娘也严于律己,自身作则,不用侠术行私仇、私事,连杀一个兔子都要依照常人生活。可以说,韦十一娘在势力范围内,以术为基础,建立了以道为规则的行侠方式,一丝不苟按侠道法则办事,从这方面来说,是以“法”行侠。侠女在遭仇人陷害父死母盲的情况下,以一女子之身负起为母亲养老送终的责任,报父亲的血海深仇,从两者来看,是以“孝”为根本的。她对顾生母亲曾言:“郎子大孝,胜我寡母孤女什百矣。”与顾生两次交欢也是“相报不在床第”,而是“为君延一线之续”,解顾生母亲“深以祧续为忧”,报顾生奉养其母之德。这里侠女行侠以身体为媒介,为恩人产子继承香火,采用的是“床第”方式,如此行侠可谓女性专有的特殊方式。
综上所述,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侠女形象和不同的创作艺术方式。但是,文学的变化是以发展为基础的,因而,女侠小说也在不断发展、丰富。
参考文献:
[1]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欣来.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
[3]袁良骏.唐代侠义小说简论.北京大学报社科版,1983.
[4]白岚玲,虚舟.聊斋志异·高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5]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范国思,陈行慧译.情爱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关键词: 女侠小说 唐明清个案 发展进程
侠义小说最早在史传文学中就有关侠客义士壮举的记载,《战国策》和《史记》就是其代表。总体而言,可以说汉代之前是侠义小说的雏形;唐传奇则是侠义小说的发展里程碑,出现了虬髯客、红线女、聂隐娘这样的血肉丰满的侠客形象;明话本、拟话本又把这一题材发展到白话,使侠义小说更加深入发展;清代在文言与白话两方面使侠义小说走向成熟,蒲松龄的文言文小说集《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侠的形象和名篇就是最好的代表。在众多侠义小说中,女侠小说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选取唐代袁郊的《红线》、明代凌濛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以下简称《韦十一娘》)、清代蒲松龄的《女侠》三篇关于侠女的小说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发展进程的特征。
一、女侠人物身份和内蕴不断变化
小说人物的身份由显到隐。《红线》中的侠女红线据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记载确有其人,原本是唐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一个善弹阮的侍婢,因其手隐起如红线,以“红线”名之。《红线》中的红线身份在小说中保存了下来,善弹阮的特征也保存了下来,并且达到闻音知意的神奇境界,她在府中听击羯鼓宴乐而出悲音而知击鼓人心隐悲事,后来薛嵩一查,果然击者亡妻,显然作了艺术化的处理。但其精通音律,身为仆婢的身份没有改变。薛嵩更是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小说中的田承嗣、令狐彰是安史之乱后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小说发展的背景、人物、事件都出于历史,采用一种艺术的手法神奇化了红线一个女子,通过盗盒的奇异事件塑造了一个侠义、矫健的女英雄形象。可以说,《红线》是把历史人物置于历史事件中加以传奇化的一种艺术创作,它来源具体,但又以奇异、奇行、奇人、奇事取胜。凌濛初的《韦十一娘》叙写了徽商程元玉和侠妇韦十一娘的故事。小说具体时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也有具体的人物,但是都不是历史人物,而是浓缩了许多凡人生活气息的人。韦十一娘的最初身份是灾难深重的普通妇女,她先是父亡母嫁,自己遇人不淑惨遭抛弃,更被大伯戏弄,生活际遇和封建专制下的无数封建妇女一样不幸,直到赵道姑的出现,处境才得以改变。程元玉是一个忠厚老成的商人形象,有重德的特征,但又为利而身陷险境,是明代特有的商贾普遍现象中的一个较为理想代表。可以说,韦十一娘和程元玉分别代表着明代敢于反抗压迫的妇女阶层和重德重利的商贾阶层。他们虽然不是历史人物,但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历史阶层,这就富于独特的时代内涵。蒲松龄的《女侠》旗帜鲜明叙写女侠,根据女性的特点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较为奇特的女侠。小说中的侠女始终没出现过名字,通篇以“女”贯之,采用报恩和报仇两线,明线为书生顾生生子以报养母之德,暗线为杀官报父仇。侠女特立独行,独力奉养母亲,报父仇以尽孝,为顾生诞子以报德,不为人、情、物、事所滞,恩怨分明。而顾生只为一穷困书生,具体名字亦不可知。蒲氏此处以侠的本质来塑造小说人物,不滞于人物来由,只以事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为论断。
从小说人物身份和由唐之线红由历史人物传奇化,到明韦十一娘阶层艺术化,至清侠女重意忘形,文学色彩见显,艺术虚构日渐成熟。从小说主题而言,红线可谓为国而侠行天下,做侠事而闻名朝野,留芳千古;韦十一娘则为独定区域,行侠一地,隐于背后;侠女则张扬自身的恩怨分明,回归人性的侠行本质。同时,这三位侠女的侠有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刻内蕴。红线为道家侠女,其神行要“额上书太乙神名”,所追求的是“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这都是典型的道家法术和追求。韦十一娘得道姑指点修道,亦为道家侠女。而《侠女》中的侠女则不贴任何标签,但其养母报父仇,为顾生诞儿,皆为重孝,可见为儒家侠女。
二、女侠小说的创作艺术发展
女侠小说由唐经明,迨及清,其创作艺术日渐发展。追本溯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时期女侠小说创作艺术的传承以及发展规律。具体而言,有如下方面。
(一)离奇的情节逐渐减退,生活现实日渐彰显。
《红线》中有诸多离奇情节,一者红线盗盒,额上书“太乙神名”,就能一夜之间往返七百里,且深入敌营盗盒而回;二者红线能知自己前世今生,身世离奇。至《韦十一娘》有了不同的变化和偏重,只是叙说商贾程元玉仗义为一位陌生侠妇韦十一娘偿还店家饭钱,后遇劫得到救护,并于云冈庵上听韦十一娘畅谈侠道。小说中的事件不过是比较常见的一般事件,处理的方式也就是“晓谕”一下盗匪就解决了问题,没有红线盗盒的惊心动魄和神异。《侠女》中虽有奇行,但主体还是侠女为报养母之德而为书生产子。前者事件离奇重大,以一盒而牵动两城数万人性命;后两者为日常生活事情,虽异,但见贴近事实。如果红线是为国之侠者,那么韦十一娘就是维护一地的侠者,侠女则是为一家之侠者。作为女性而言,做出能对国家、地方有意义的行侠仗义大事,是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特质,但在另外一方面则有失作为女性的侠义特点和本身特点,而蒲氏则根据女性自身特点对侠女作了具体的叙述。
(二)叙述的方式由对话式逐渐转向具体事件记叙。
在三个文本中,《红线》中除去交待缘由,通篇主体为红线自述二块:其一,叙述盗盒的神奇经历;其二,叙说自身不平凡的身份。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具体生动,但自叙的方式在可信度上削弱了主题,毕竟读者相信眼见为实。《韦十一娘》的主体也是通过韦十一娘与程元玉的一问一答为架构,以程元玉的问为发起,以韦十一娘的回答为归依,叙说了侠的术和道以及韦十一娘自身的不幸和成长。这两者都以自叙为主,整个篇章结构不甚严谨,简单的自叙,也削弱了小说的可信度和读者的阅读兴趣,只见其言不见其行。《侠女》则记叙具体,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合理发展,更具小说情节要素特点,把人物的语言与行动自然结合起来。无论是从文章结构还是从小说的本身特点来看,前两者的自叙奇事为主体的安排都不及后者来得具体、深刻。
(三)行侠的方式不断变化。
女侠的行侠方式较之男侠而言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女侠独特的群体有自身的特点,在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红线》中的红线先是采用“隐”的方式,默默守在薛嵩的身边忠心办事,时时分忧,后来遇到了大事不得不站出来采用“盗”的方式震慑贪得无厌的田承嗣,接着以“退”的方式拒绝薛嵩的馈赏和挽留,突出了有恩必报、施恩不求图报的侠义精神。韦十一娘则通过她严厉的侠道法则来威镇当地盗匪贪官,程元玉被劫尽财物后,她只用“谕”就解决了问题,以为侠的法则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同为震慑,红线震慑不过一人,韦十一娘震慑当地,兵不血刃就解决了问题,有鲜明的女性侠客特点。小说借程元玉赠银于群盗不敢受,道出“韦家娘子有命,虽千里之外,不敢有违反”的事实真象,说明了这一点。同时,韦十一娘也严于律己,自身作则,不用侠术行私仇、私事,连杀一个兔子都要依照常人生活。可以说,韦十一娘在势力范围内,以术为基础,建立了以道为规则的行侠方式,一丝不苟按侠道法则办事,从这方面来说,是以“法”行侠。侠女在遭仇人陷害父死母盲的情况下,以一女子之身负起为母亲养老送终的责任,报父亲的血海深仇,从两者来看,是以“孝”为根本的。她对顾生母亲曾言:“郎子大孝,胜我寡母孤女什百矣。”与顾生两次交欢也是“相报不在床第”,而是“为君延一线之续”,解顾生母亲“深以祧续为忧”,报顾生奉养其母之德。这里侠女行侠以身体为媒介,为恩人产子继承香火,采用的是“床第”方式,如此行侠可谓女性专有的特殊方式。
综上所述,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侠女形象和不同的创作艺术方式。但是,文学的变化是以发展为基础的,因而,女侠小说也在不断发展、丰富。
参考文献:
[1]周先慎.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欣来.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
[3]袁良骏.唐代侠义小说简论.北京大学报社科版,1983.
[4]白岚玲,虚舟.聊斋志异·高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5]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范国思,陈行慧译.情爱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