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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师范大学黄济教授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出版发行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教育领域的资深专家及学者、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校长以及媒体朋友，围绕“经典价值的传承与文化自觉”这一主题，结合《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一、追根溯源：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是文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当今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自尊心得以恢复，民族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对本国历史和文化抱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与会学者和专家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按《决定》的要求，“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钱逊指出：“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新文化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不可能另起炉灶。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好比树木的成长，一棵大树在成长过程中，有的枝条会枯死，或遭到病虫害，需要修剪、施肥，而它的根是不变的，变了就不是这棵树了。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变革，要建设新文化，必须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不能割断历史，民族的根不能丢。”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唯有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才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养料和智力支持。
二、教育使命：培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决定》要求：“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的公民，必须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困境，中国教育长期忽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致使相当一部分国人的人文素养堪忧，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的人文素养也有待提高。就青少年而言，有的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对中华优秀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有的则对真善美的价值缺乏执著与追求，甚至不知道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道理。因此，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培养有根的中国人，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黄济教授在向大会介绍编纂这套“丛书”的起因过程和要求时提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数典忘祖，不能丢掉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国是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而且从未中断的古国，中国出了一位孔夫子及其他大师，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要有根基。尽管古典文化不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中国古典文化是重要的基础。我经常同研究生讲，作为一个文科的博士或硕士，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应当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所了解。知道得很多很全虽不可能，但至少要知道一些脉络，而且要把古今中外的关系处理好。”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认为：“我们热爱中华民族，就必须珍惜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学校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培养中国人；同时，在现代的国际背景下，也还要培养世界的人。所谓世界的人，不是没有国别的、没有民族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因此，尊重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当前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培养我们中国人、造就中国未来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认为：“教育是承传文明的主要载体，文化兴衰教育也是有责任的。现在40岁以下，甚至50岁以下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生疏了，不是这几代人的责任，是我们过去的教育没有有效地承传这些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需要提倡，而且应该大大加强。中国的教育必须承担起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
三、求其本意：从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中探究价值资源
弘扬民族文化的前提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如果不能首先为承继者所接受和喜爱，无论这一文化有多么辉煌的历史，都不可能为人们世代传承下去。一个人只有深切了解和感知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才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才会真正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潜夫论》）。传统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资源，学习和普及文化经典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的内容。基于此，以黄济教授为主编的学术团队，历数年潜心研读，精心选编与阐发，推出了《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包括《国学十讲》（黄济著）、《蒙学新读》（吴宇清、武薇主编）、《四书解读》（于建福主编）、《诸经品读》（李永贤、冯建超主编）、《诸子选读》（石中英、涂元玲主编）、《文赋释讲》（郭睿、丛立新主编）、《小说别裁》（丛立新、郭睿主编）、《诗词赏析》（檀传宝、陈苗苗主编）、《曲剧品评》（檀传宝、陈苗苗主编），经史子集无不涉及。丛书的编纂原则是“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所收录的文献，其时限上起尧舜，下至清末民初，将中华五千年的主要文化经典呈现在读者眼前，是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小学师生不能不读的国学常识。黄济教授认为：“我们每个人在中国文化面前，要敢当小学生，而且就是小学生。学习典籍时，首先要求其本意，回归原意，努力站在古人的环境和角度里了解古人的思想。对古典文献一定要把握准确，注释和解读时要考虑古人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对的具体对象。”对此，顾明远教授十分赞同，主张“要还原原来文化的本来面目，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方法来曲解当时的内容。”钱逊教授也强调：“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要求其本意。朱熹谈到读经典时说：‘不先立意’，这很重要。第一步我们先要了解经典。现在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人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就容易满足于用西方的或其他的观点去理解事情。” 经典传承价值，经典滋养人生，必须从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中探究价值资源。石中英教授指出，“为了培养文化上有根的人，培养有文化内涵、文化品位的中国人，我们的未来一代应该熟知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应该能汲取文化传统中有营养的东西，应该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学习发展的强有力的资源。如何让学生走近经典、学习经典，是教育工作者要好好研究、认真思考的问题。”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华在谈到丛书的创意时指出：“酝酿才能芬芳，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不需要我们刻意做什么评价或评论，更不需要做争执，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我们能将其放在枕边经常读一读，常读常新，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就会得到滋养，这也是建设新文化的明智选择。”
四、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及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历史文化领域，创新应该是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传统有了一种全面认识、清晰了解之后的创新。“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没有对所继承传统的了解，就不存在继承性创新。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开新”应以“反本”作为其逻辑前提。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普遍而有益的创新。而要“反本”，首要的是如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正如顾明远教授所指出：“受历史和现实的许多因素影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还不是很透，创造新文化还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新文化建设还任重道远。”钱逊教授也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只有从学习经典入手。了解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分析今天我们如何发展，才能对传统的文化做新的诠释，使其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使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文化需要发展，这件事很重要。”
“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明确要求的。为此，需要对传统文化内容做出取舍，精心选编合适的读本。顾明远教授指出：“教育对文化应该有选择的功能，应选择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老师对不太懂传统文化的青少年，就有一个把最好的东西选择给他们的任务。经史子集内容很多，不可能全部授给青少年，这就有精选的问题。这套丛书很有意义，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材料，我也在不断地补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裴娣娜教授也认为：“《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对中小学学校改革和课程改革具有指导意义，它为中小学选择国学课程提供了借鉴，其落脚点是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选择、重整、分析和创制的能力。”
教材和师资培训是文化传承的当务之急。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教授认为：“若没有学校教育的文化主体性的回归，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不可能做到的。为此，建议要加强师范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大广大教师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尽力形成一套师范院校培训教师的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
教师和媒体是文化传承发展中值得特别重视的要素。朝阳教委副主任刘丽彬先生认为：“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要素很重要，比如教师、家长、媒体、媒介等。教师没有的，学校就没有，课堂上绝对没有，学生也就很难有。我们对教师培训，不仅是文化知识，还有一个文化建构的能力问题，意识里需要有一个文化归属，了解文化脉络。在新的时代，经典文化应该借用现代传播的渠道，并且占领现代平台，以吸引我们的读者。这就是文化阵地的占领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好东西用更现代的东西、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传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和影响力，在主流社会的引导力也就会随之增强。”
系统思考和建构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俞家庆教授认为：“按照费孝通关于文化对话交流中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一个文化构想来讲，中国人在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方面还是美之不够、爱之不够的，是缺乏系统的传承的。中华文化体系是什么、话语结构是什么，它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我们研究也不够、宣传也不够，也没有进到学校教材的指导思想里。”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同样需要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在哈佛演讲时讲：“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培养国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自觉传承中华文化命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正开智的价值，是21世纪中国教育必须担当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
一、追根溯源：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是文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当今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自尊心得以恢复，民族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对本国历史和文化抱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与会学者和专家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按《决定》的要求，“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钱逊指出：“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新文化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不可能另起炉灶。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好比树木的成长，一棵大树在成长过程中，有的枝条会枯死，或遭到病虫害，需要修剪、施肥，而它的根是不变的，变了就不是这棵树了。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变革，要建设新文化，必须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不能割断历史，民族的根不能丢。”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唯有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才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养料和智力支持。
二、教育使命：培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决定》要求：“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的公民，必须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困境，中国教育长期忽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致使相当一部分国人的人文素养堪忧，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的人文素养也有待提高。就青少年而言，有的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对中华优秀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有的则对真善美的价值缺乏执著与追求，甚至不知道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道理。因此，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培养有根的中国人，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黄济教授在向大会介绍编纂这套“丛书”的起因过程和要求时提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数典忘祖，不能丢掉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国是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而且从未中断的古国，中国出了一位孔夫子及其他大师，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要有根基。尽管古典文化不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中国古典文化是重要的基础。我经常同研究生讲，作为一个文科的博士或硕士，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应当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所了解。知道得很多很全虽不可能，但至少要知道一些脉络，而且要把古今中外的关系处理好。”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认为：“我们热爱中华民族，就必须珍惜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学校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培养中国人；同时，在现代的国际背景下，也还要培养世界的人。所谓世界的人，不是没有国别的、没有民族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因此，尊重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当前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培养我们中国人、造就中国未来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认为：“教育是承传文明的主要载体，文化兴衰教育也是有责任的。现在40岁以下，甚至50岁以下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生疏了，不是这几代人的责任，是我们过去的教育没有有效地承传这些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需要提倡，而且应该大大加强。中国的教育必须承担起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
三、求其本意：从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中探究价值资源
弘扬民族文化的前提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如果不能首先为承继者所接受和喜爱，无论这一文化有多么辉煌的历史，都不可能为人们世代传承下去。一个人只有深切了解和感知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才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才会真正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潜夫论》）。传统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资源，学习和普及文化经典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的内容。基于此，以黄济教授为主编的学术团队，历数年潜心研读，精心选编与阐发，推出了《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
《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包括《国学十讲》（黄济著）、《蒙学新读》（吴宇清、武薇主编）、《四书解读》（于建福主编）、《诸经品读》（李永贤、冯建超主编）、《诸子选读》（石中英、涂元玲主编）、《文赋释讲》（郭睿、丛立新主编）、《小说别裁》（丛立新、郭睿主编）、《诗词赏析》（檀传宝、陈苗苗主编）、《曲剧品评》（檀传宝、陈苗苗主编），经史子集无不涉及。丛书的编纂原则是“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所收录的文献，其时限上起尧舜，下至清末民初，将中华五千年的主要文化经典呈现在读者眼前，是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小学师生不能不读的国学常识。黄济教授认为：“我们每个人在中国文化面前，要敢当小学生，而且就是小学生。学习典籍时，首先要求其本意，回归原意，努力站在古人的环境和角度里了解古人的思想。对古典文献一定要把握准确，注释和解读时要考虑古人写作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对的具体对象。”对此，顾明远教授十分赞同，主张“要还原原来文化的本来面目，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方法来曲解当时的内容。”钱逊教授也强调：“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要求其本意。朱熹谈到读经典时说：‘不先立意’，这很重要。第一步我们先要了解经典。现在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人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就容易满足于用西方的或其他的观点去理解事情。” 经典传承价值，经典滋养人生，必须从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中探究价值资源。石中英教授指出，“为了培养文化上有根的人，培养有文化内涵、文化品位的中国人，我们的未来一代应该熟知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应该能汲取文化传统中有营养的东西，应该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学习发展的强有力的资源。如何让学生走近经典、学习经典，是教育工作者要好好研究、认真思考的问题。”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华在谈到丛书的创意时指出：“酝酿才能芬芳，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不需要我们刻意做什么评价或评论，更不需要做争执，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我们能将其放在枕边经常读一读，常读常新，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就会得到滋养，这也是建设新文化的明智选择。”
四、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及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历史文化领域，创新应该是基于传统之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传统有了一种全面认识、清晰了解之后的创新。“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没有对所继承传统的了解，就不存在继承性创新。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开新”应以“反本”作为其逻辑前提。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普遍而有益的创新。而要“反本”，首要的是如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正如顾明远教授所指出：“受历史和现实的许多因素影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还不是很透，创造新文化还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新文化建设还任重道远。”钱逊教授也认为：“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只有从学习经典入手。了解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分析今天我们如何发展，才能对传统的文化做新的诠释，使其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使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文化需要发展，这件事很重要。”
“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明确要求的。为此，需要对传统文化内容做出取舍，精心选编合适的读本。顾明远教授指出：“教育对文化应该有选择的功能，应选择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老师对不太懂传统文化的青少年，就有一个把最好的东西选择给他们的任务。经史子集内容很多，不可能全部授给青少年，这就有精选的问题。这套丛书很有意义，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材料，我也在不断地补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裴娣娜教授也认为：“《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对中小学学校改革和课程改革具有指导意义，它为中小学选择国学课程提供了借鉴，其落脚点是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选择、重整、分析和创制的能力。”
教材和师资培训是文化传承的当务之急。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教授认为：“若没有学校教育的文化主体性的回归，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不可能做到的。为此，建议要加强师范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大广大教师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尽力形成一套师范院校培训教师的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
教师和媒体是文化传承发展中值得特别重视的要素。朝阳教委副主任刘丽彬先生认为：“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要素很重要，比如教师、家长、媒体、媒介等。教师没有的，学校就没有，课堂上绝对没有，学生也就很难有。我们对教师培训，不仅是文化知识，还有一个文化建构的能力问题，意识里需要有一个文化归属，了解文化脉络。在新的时代，经典文化应该借用现代传播的渠道，并且占领现代平台，以吸引我们的读者。这就是文化阵地的占领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好东西用更现代的东西、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传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和影响力，在主流社会的引导力也就会随之增强。”
系统思考和建构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俞家庆教授认为：“按照费孝通关于文化对话交流中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一个文化构想来讲，中国人在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方面还是美之不够、爱之不够的，是缺乏系统的传承的。中华文化体系是什么、话语结构是什么，它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我们研究也不够、宣传也不够，也没有进到学校教材的指导思想里。”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同样需要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在哈佛演讲时讲：“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培养国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自觉传承中华文化命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正开智的价值，是21世纪中国教育必须担当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