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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好像已在接连不断的暴力中陷入了疯狂。
布鲁塞尔机场的硝烟似乎还未消散，致命的炮弹就钻进了南苏丹维和部队的装甲车。巴黎酒馆外的血迹似乎还未被拭净，疯狂的卡车又无情碾过了尼斯海滩上欣赏焰火的人群。从昆明火车站到《查理周刊》编辑部，从伊斯坦布尔的航站楼到巴格达的商厦，暴力似乎充斥着每个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在这册由鲜血与恐怖织成的暴力图集中，有两帧风格怪诞的画面，总格外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
第一帧画面聚焦于秋日午后一座中国城市的街头。画面中央，一个身着白衫的壮实青年正将右手紧握的钢锁狠狠砸向轿车的后窗，他身旁一米处有个路人正微笑地看着这出表演。然而，画面上的其他人都自发躲在三米开外：一个人正拿起手机拍摄，两个人在交头接耳，更多人则颇感兴趣地静观着事态的发展。
第二帧画面定格在晴空下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但这座联结欧亚两个大陆的桥梁上并无往日的车水马龙，只有一群军容涣散的士兵抱头蜷缩。画面左上方，一个留着胡子的瘦高男子把土耳其国旗像肚兜一般戴在胸前，他右手高扬起皮带抽打着沮丧的士兵。然而，除了一个光膀汉子在近旁面带嘲讽地看着被袭击的士兵，其他平民和警察似乎都只是画面的背景。
不知多少人曾目睹过这两帧画面，但说起它们背后的事件，想必许多人都有所耳闻。第一帧画面记录了二○一二年九月十五日的西安，主角名叫蔡洋；同天稍晚的时候，这个在反日游行中异常兴奋的十九岁少年脱去了上衣，在争执中用同一把钢锁击穿了一个日系车主的颅骨。第二帧画面拍摄于二○一六年七月十六日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头天晚上才经历过一场未遂政变，占领大桥的士兵此时刚刚缴械投降，正在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包围中等待接受对自己命运的裁决。
以上两个事件时隔将近四年，分别发生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各由不同的原因引起。不仅如此，我几乎可以肯定两帧画面中正在施加暴力的男子在现实中从未相遇。他们手持的武器不同，击打的对象不同，此后的人生轨迹大概也不相同：蔡洋已因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受到了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忙于清算政变的土耳其当局，恐怕难有足够的意愿与精力去追究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殴打士兵的行为。可是，我总觉得这两帧看似无关的画面之间存在某种诡异的相似，却始终难以理清它们的联系。
终结我难题的人名叫兰德尔·柯林斯。我有幸阅读到他那本名为《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的杰出著作。在这部最近由他学生翻译为中文的经典中，柯林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与传统看法不同，暴力既非人的本性，也不是社会的常态；人群中永远只有极少数参与暴力的“危险分子”，这些人制造了绝大部分暴力，但他们绝大部分时候也不会实施任何暴力行为。
通过对翔实的影像资料和民族志记录展开系统分析，柯林斯发现：虽然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总爱渲染暴力，但就本性而言，人其实非常排斥暴力。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拥抱暴力，即便他们完全具备相应的能力；而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实施暴力，并非由于他们生而特殊，而是因为他们在特定条件下克服了对暴力的天然抵触。
带着柯林斯的洞见重新审视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那两帧画面，其中的相似之处突然变得显而易见。即便两起暴力事件各不相同且毫无联系，画面中最具冲击力的施暴者却都只在人群中占绝对少数。此外，就像柯林斯准确描摹的那样，现实中的冲突并不像电影里的打斗场面那样具有传染性。当施暴者变得兴奋时，围观者既没有一拥而上，也并未加以劝阻，而大都选择退居安全距离之外，仿佛要给暴力腾出一片表演的舞台。
不过，就算暴力只是少数人的偶发行为，它却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么，暴力究竟如何产生呢？柯林斯指出，人性虽然本能地排斥暴力，却并不因此而高贵纯洁；如果一个人确信攻击对象缺乏还手的能力与意志，往往就会毫不留情地实施暴力。
换句话说，所有暴力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笼罩在情境中的冲突现场则犹如一方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必须有人底气十足地扮演施暴者，也要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受害者。博斯普鲁斯大桥上缴械投降的士兵尽管年轻力壮，但他们的意志却已经彻底崩溃；而那个高扬皮带的平民，则一定看穿了他们的眼神中的惶恐与迷茫。
我们无从知道，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扬起皮带的那个男人是否一贯歹毒，但根据媒体的报道，蔡洋显然并非生来暴虐。蔡洋确实反感日本，但此前他不过是村里喊喊口号。因此，蔡洋的朋友们无法相信这个“跟谁都乐呵呵”的人会成为暴力罪犯，而同样难以理解蔡洋行为的村民，则试图将他迸发的暴力与少年时偶尔表现出的怪异行为联系起来。
柯林斯大概不会同意这些看法。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面对蔡洋的案例，柯林斯或许会说：既然暴力是某种特定情境的产物，我们就必须首先分析蔡洋为何只在那个特定的场合陷入了疯狂。在村里高喊抗日口号的蔡洋恐怕不会得到多少关注，但高举钢锁的蔡洋却不在自娱自乐，而在一群充满热情的围观者面前进行表演。随着蔡洋成为围观者注意力的焦点，他潜意识里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形象的关注，压倒了人性中对暴力的本能排斥。
可以说，正是那种在特定情境中暂时获得的主角身份，让暴力在西安的大街上主宰了蔡洋兴奋的躯体。但蔡洋并不是需要告别常态才能拥抱暴力的特例。柯林斯通过翔实的调查研究发现：无论连环作案的冷血杀手，还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在实施暴力前都必须像蔡洋那样，通过某种方式摆脱人性中对于直面暴力的天然反感。这些人或许会在事后被贴上“生而暴虐”的标签，但当他们试图发起暴力进攻时，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刻意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创造情境、消解紧张并识别弱者。
不仅丑恶的暴力与人性背道而驰，柯林斯还富有洞见地指出，许多常被我们认为是积极与合法—因而往往未被归入“暴力”范畴—的冲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美国在“二战”中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战场上绝大多数伤亡由火炮等超视距武器造成，而并非电影导演常爱着力表现的机枪扫射或者白刃战。在面对面厮杀中，平均每六名士兵里只有一人真正会向敌军开火。证据表明，绝大部分士兵们并非因为害怕受伤而畏缩不前，他们只是因心中深植着对暴力的恐惧而无法行动。同样，在警察和战斗机飞行员这些需要直面暴力冲突的群体中，绝大部分战果也是由极小部分懂得如何克服对暴力抵触情绪的精英们所取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总结的那样：“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警察与军队中的种种纪律。”
可见，暴力虽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却不大可能在人类社会中被彻底根除。这不仅因为暴力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更由于暴力在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只要人们交往互动，就总有个别人在特定情境下会因种种原因成为暴力剧目的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情绪激昂的人群将少数异己分子团团围住，暴力情境的布景已经就位，陷入疯狂的表演者随时可能跳上舞台。还好，柯林斯已经告诉我们，人群中永远只有极少数个体会陷入这种疯狂。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美] 兰德尔·柯林斯著，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布鲁塞尔机场的硝烟似乎还未消散，致命的炮弹就钻进了南苏丹维和部队的装甲车。巴黎酒馆外的血迹似乎还未被拭净，疯狂的卡车又无情碾过了尼斯海滩上欣赏焰火的人群。从昆明火车站到《查理周刊》编辑部，从伊斯坦布尔的航站楼到巴格达的商厦，暴力似乎充斥着每个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在这册由鲜血与恐怖织成的暴力图集中，有两帧风格怪诞的画面，总格外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
第一帧画面聚焦于秋日午后一座中国城市的街头。画面中央，一个身着白衫的壮实青年正将右手紧握的钢锁狠狠砸向轿车的后窗，他身旁一米处有个路人正微笑地看着这出表演。然而，画面上的其他人都自发躲在三米开外：一个人正拿起手机拍摄，两个人在交头接耳，更多人则颇感兴趣地静观着事态的发展。
第二帧画面定格在晴空下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但这座联结欧亚两个大陆的桥梁上并无往日的车水马龙，只有一群军容涣散的士兵抱头蜷缩。画面左上方，一个留着胡子的瘦高男子把土耳其国旗像肚兜一般戴在胸前，他右手高扬起皮带抽打着沮丧的士兵。然而，除了一个光膀汉子在近旁面带嘲讽地看着被袭击的士兵，其他平民和警察似乎都只是画面的背景。
不知多少人曾目睹过这两帧画面，但说起它们背后的事件，想必许多人都有所耳闻。第一帧画面记录了二○一二年九月十五日的西安，主角名叫蔡洋；同天稍晚的时候，这个在反日游行中异常兴奋的十九岁少年脱去了上衣，在争执中用同一把钢锁击穿了一个日系车主的颅骨。第二帧画面拍摄于二○一六年七月十六日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头天晚上才经历过一场未遂政变，占领大桥的士兵此时刚刚缴械投降，正在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包围中等待接受对自己命运的裁决。
以上两个事件时隔将近四年，分别发生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各由不同的原因引起。不仅如此，我几乎可以肯定两帧画面中正在施加暴力的男子在现实中从未相遇。他们手持的武器不同，击打的对象不同，此后的人生轨迹大概也不相同：蔡洋已因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受到了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忙于清算政变的土耳其当局，恐怕难有足够的意愿与精力去追究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殴打士兵的行为。可是，我总觉得这两帧看似无关的画面之间存在某种诡异的相似，却始终难以理清它们的联系。
终结我难题的人名叫兰德尔·柯林斯。我有幸阅读到他那本名为《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的杰出著作。在这部最近由他学生翻译为中文的经典中，柯林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与传统看法不同，暴力既非人的本性，也不是社会的常态；人群中永远只有极少数参与暴力的“危险分子”，这些人制造了绝大部分暴力，但他们绝大部分时候也不会实施任何暴力行为。
通过对翔实的影像资料和民族志记录展开系统分析，柯林斯发现：虽然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总爱渲染暴力，但就本性而言，人其实非常排斥暴力。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拥抱暴力，即便他们完全具备相应的能力；而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实施暴力，并非由于他们生而特殊，而是因为他们在特定条件下克服了对暴力的天然抵触。
带着柯林斯的洞见重新审视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的那两帧画面，其中的相似之处突然变得显而易见。即便两起暴力事件各不相同且毫无联系，画面中最具冲击力的施暴者却都只在人群中占绝对少数。此外，就像柯林斯准确描摹的那样，现实中的冲突并不像电影里的打斗场面那样具有传染性。当施暴者变得兴奋时，围观者既没有一拥而上，也并未加以劝阻，而大都选择退居安全距离之外，仿佛要给暴力腾出一片表演的舞台。
不过，就算暴力只是少数人的偶发行为，它却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么，暴力究竟如何产生呢？柯林斯指出，人性虽然本能地排斥暴力，却并不因此而高贵纯洁；如果一个人确信攻击对象缺乏还手的能力与意志，往往就会毫不留情地实施暴力。
换句话说，所有暴力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笼罩在情境中的冲突现场则犹如一方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必须有人底气十足地扮演施暴者，也要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受害者。博斯普鲁斯大桥上缴械投降的士兵尽管年轻力壮，但他们的意志却已经彻底崩溃；而那个高扬皮带的平民，则一定看穿了他们的眼神中的惶恐与迷茫。
我们无从知道，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扬起皮带的那个男人是否一贯歹毒，但根据媒体的报道，蔡洋显然并非生来暴虐。蔡洋确实反感日本，但此前他不过是村里喊喊口号。因此，蔡洋的朋友们无法相信这个“跟谁都乐呵呵”的人会成为暴力罪犯，而同样难以理解蔡洋行为的村民，则试图将他迸发的暴力与少年时偶尔表现出的怪异行为联系起来。
柯林斯大概不会同意这些看法。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面对蔡洋的案例，柯林斯或许会说：既然暴力是某种特定情境的产物，我们就必须首先分析蔡洋为何只在那个特定的场合陷入了疯狂。在村里高喊抗日口号的蔡洋恐怕不会得到多少关注，但高举钢锁的蔡洋却不在自娱自乐，而在一群充满热情的围观者面前进行表演。随着蔡洋成为围观者注意力的焦点，他潜意识里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形象的关注，压倒了人性中对暴力的本能排斥。
可以说，正是那种在特定情境中暂时获得的主角身份，让暴力在西安的大街上主宰了蔡洋兴奋的躯体。但蔡洋并不是需要告别常态才能拥抱暴力的特例。柯林斯通过翔实的调查研究发现：无论连环作案的冷血杀手，还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在实施暴力前都必须像蔡洋那样，通过某种方式摆脱人性中对于直面暴力的天然反感。这些人或许会在事后被贴上“生而暴虐”的标签，但当他们试图发起暴力进攻时，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刻意采用多种技术手段来创造情境、消解紧张并识别弱者。
不仅丑恶的暴力与人性背道而驰，柯林斯还富有洞见地指出，许多常被我们认为是积极与合法—因而往往未被归入“暴力”范畴—的冲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美国在“二战”中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战场上绝大多数伤亡由火炮等超视距武器造成，而并非电影导演常爱着力表现的机枪扫射或者白刃战。在面对面厮杀中，平均每六名士兵里只有一人真正会向敌军开火。证据表明，绝大部分士兵们并非因为害怕受伤而畏缩不前，他们只是因心中深植着对暴力的恐惧而无法行动。同样，在警察和战斗机飞行员这些需要直面暴力冲突的群体中，绝大部分战果也是由极小部分懂得如何克服对暴力抵触情绪的精英们所取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总结的那样：“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警察与军队中的种种纪律。”
可见，暴力虽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却不大可能在人类社会中被彻底根除。这不仅因为暴力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更由于暴力在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只要人们交往互动，就总有个别人在特定情境下会因种种原因成为暴力剧目的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情绪激昂的人群将少数异己分子团团围住，暴力情境的布景已经就位，陷入疯狂的表演者随时可能跳上舞台。还好，柯林斯已经告诉我们，人群中永远只有极少数个体会陷入这种疯狂。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美] 兰德尔·柯林斯著，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