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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增长了6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快地增长。如今，大学入学率已达80%。这些成就当然值得肯定，但大学的扩招同时伴随着矛盾、焦虑及各种反对声音。随着每年大学入学总人数的持续攀升，这种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
人们常常听到如下的议论：公立学院允许那些没有达到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入学，毕业率很低，学生花费了很多时间还不能毕业，大学毕业生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等等。由美国教育部秘书处提供的“高等教育未来”最近的秋季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使学生尽快毕业并且减少成本。
政策制定者们提出的很多问题被概念不明者扭曲了，今天对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的评估标准与早期的标准相违背，从前学生高中毕业后就立即进入大学进行全日制学习，住在集体宿舍里，很少有人工作，他们的开销完全来自父母。尽管这样的传统学生的需求和经历依然影响着公共政策，但目前他们的人数还不到在校生的1/4。显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它从前是什么样子的。
毫无疑问，在对不同类型学生的行为测试中，今天的本科生感到不那么公平。通常走读的学生，身上还兼有家庭或工作的压力，有的甚至两者都有。有许多本科生在学校内外轮转，有时他们会停止一段时间的学业，或者为了从事兼职工作，挣取足够的金钱来缴付下一学期的学费，或者为了租房子，或者为了生小孩，或者为了接受一个颇有前途的工作机会。目前这样的学生占本科生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讲，大学教育是用来填补业余生活的。因此，大学已不再是年轻人开始其真正生活前享受的一段时光了。
在对女子学院的学生及她们的子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了。我们跟踪研究了在1970~1972年间被纽约城市大学录取的女生和她们的子女（因为纽约城市大学从那时开始接收所有纽约市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来获取学位。在她们入学30年之后，只有70%的女生获取了学位，其中至少有3/4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另一项研究的对象是截止到2000年20年来全美范围内所跟踪研究的学生，研究发现其毕业率是61%。依据最新的全美统计数据，高中平均成绩为C或者更低的学生入学后，约有一半的人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毕业的。
怎样才能解释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对高等教育的缺陷充满叹息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之间的差异呢？
令人烦恼的低毕业率只是批评家们特定收集的学生在其入学后六年的数据。他们的感觉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特别是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无法从大学获益。这种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方法太片面了。虽然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花费了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大学学习，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这个数据要比批评家们给出的短期毕业率高得多。最近官方给出的数据表明，28%以上的学生在入学六年以后才获取他们的学士学位。女生、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获取学位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平均时间长一些。
尽管延迟毕业，大学教育还是使蓝领阶层的学生及其子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急剧增长，但大学文凭的价值并没有贬值或者过时。特别对妇女来讲，它还更有意义了。尽管那些成绩不好或家庭贫困的学生没有成绩优秀或者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挣得多，但这些学生每年的收入仍然比那些相同背景却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每年多13%。再有，在排除了智商、高中阶段的表现、家庭背景等因素以后，我们发现，即使那些接受了大学教育但没能毕业的人的收入也要明显高于同样背景下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因此，当高中辅导员们鼓励那些家境贫困、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进入大学时，他们并没有误导学生。第二，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但却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好处是，能够给下一代提供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我们发现，来自蓝领阶层的贫困母亲在接受了大学教育以后，会改变养育下一代的方法，她们对子女受教育的预期要提高很多。而且比起那些与她们背景相似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她们与子女交流的方式也会改变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更关注其子女的在校表现并且更会鼓励孩子。她们带孩子去博物馆、动物园、戏院或者其他有文化氛围的地方，更多地把他们融入到社区和教会组织中。结合起来看，母亲接受大学教育能够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并有更好的结果。这里不仅指其子女在校的考试成绩，也包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总之，母亲走进大学打破了贫困的循环。
本研究所探讨的并不是一种无瑕疵的成功。种族和阶层的不利因素会影响到下一代，即使接受了大学的教育，那些少数民族和贫穷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比不上那些白人和富裕孩子所受的教育。大学的录取机制无法抹煞每个人的不利因素。然而，在各种劣势群体中，母亲走入大学对其下一代的发展仍然有着积极的影响。
如果要对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有一个解释和基准尺度，首先考虑的就是其影响社会的因素，即教育准入制度对高等学校的学生及其子女有长期的冲击。所采用的测试系统认为，那些处于名利地位劣势的学生是失败的，他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毕业，不可避免地使得那些批评家认为，服务于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机构是缺乏效能的，同时又确认那些录取了更多富裕学生的大学看起来更有成效。这样说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它只是进一步消减对公立学校财政支持的借口，也是掩饰并否定从大学教育已经得到的效益的借口。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教育政策中那些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不公正的诸多方面。虽然本研究报告了许多这样的学生取得成功的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公立大学飙升的学费减弱了蓝领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学生的支付能力。据报道，在最近30年中，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百分比已经下降了近一半，减轻了对贫困大学生的压力。
政府的暧昧态度促使学生在学校里打工。有时兼职学生并不具有相应的资格来承担学校中的某些助理岗位，而经济的压力又迫使这些学生选择比较少的学分以适应较长的工作时间。当受迫于经济压力的学生走出校园，到外面挣钱来缴学费时，又使得他们因为有了临时的收入而减弱了下一年获得资助的资格。
中央政府认定大多数学生属于大致23岁以前依靠父母的一类，从而减少了对他们的帮助。对于来自比较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学生自18、19岁开始就只能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了，他们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金钱（即使得到，他们的父母也会要求他们干活），然而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这种完全不合理的资助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具代表性的大学生活的例子越来越多。统计数据表明，那些拥有更多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根本达不到权威们的标准。我们必须承认，适用于大多数高等教育的评价系统及影响院校发展方向的发展策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参考资料：Paul Attewell and David E.Lavin，Distorted Statistics on Graduation Rate，The Chronicle Review，2007-7-6.
作者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编译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 石 炯
人们常常听到如下的议论：公立学院允许那些没有达到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入学，毕业率很低，学生花费了很多时间还不能毕业，大学毕业生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等等。由美国教育部秘书处提供的“高等教育未来”最近的秋季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使学生尽快毕业并且减少成本。
政策制定者们提出的很多问题被概念不明者扭曲了，今天对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的评估标准与早期的标准相违背，从前学生高中毕业后就立即进入大学进行全日制学习，住在集体宿舍里，很少有人工作，他们的开销完全来自父母。尽管这样的传统学生的需求和经历依然影响着公共政策，但目前他们的人数还不到在校生的1/4。显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它从前是什么样子的。
毫无疑问，在对不同类型学生的行为测试中，今天的本科生感到不那么公平。通常走读的学生，身上还兼有家庭或工作的压力，有的甚至两者都有。有许多本科生在学校内外轮转，有时他们会停止一段时间的学业，或者为了从事兼职工作，挣取足够的金钱来缴付下一学期的学费，或者为了租房子，或者为了生小孩，或者为了接受一个颇有前途的工作机会。目前这样的学生占本科生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讲，大学教育是用来填补业余生活的。因此，大学已不再是年轻人开始其真正生活前享受的一段时光了。
在对女子学院的学生及她们的子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了。我们跟踪研究了在1970~1972年间被纽约城市大学录取的女生和她们的子女（因为纽约城市大学从那时开始接收所有纽约市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来获取学位。在她们入学30年之后，只有70%的女生获取了学位，其中至少有3/4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另一项研究的对象是截止到2000年20年来全美范围内所跟踪研究的学生，研究发现其毕业率是61%。依据最新的全美统计数据，高中平均成绩为C或者更低的学生入学后，约有一半的人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毕业的。
怎样才能解释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对高等教育的缺陷充满叹息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之间的差异呢？
令人烦恼的低毕业率只是批评家们特定收集的学生在其入学后六年的数据。他们的感觉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特别是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无法从大学获益。这种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方法太片面了。虽然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花费了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大学学习，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这个数据要比批评家们给出的短期毕业率高得多。最近官方给出的数据表明，28%以上的学生在入学六年以后才获取他们的学士学位。女生、少数民族学生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获取学位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平均时间长一些。
尽管延迟毕业，大学教育还是使蓝领阶层的学生及其子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急剧增长，但大学文凭的价值并没有贬值或者过时。特别对妇女来讲，它还更有意义了。尽管那些成绩不好或家庭贫困的学生没有成绩优秀或者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挣得多，但这些学生每年的收入仍然比那些相同背景却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每年多13%。再有，在排除了智商、高中阶段的表现、家庭背景等因素以后，我们发现，即使那些接受了大学教育但没能毕业的人的收入也要明显高于同样背景下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因此，当高中辅导员们鼓励那些家境贫困、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进入大学时，他们并没有误导学生。第二，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但却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好处是，能够给下一代提供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我们发现，来自蓝领阶层的贫困母亲在接受了大学教育以后，会改变养育下一代的方法，她们对子女受教育的预期要提高很多。而且比起那些与她们背景相似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她们与子女交流的方式也会改变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更关注其子女的在校表现并且更会鼓励孩子。她们带孩子去博物馆、动物园、戏院或者其他有文化氛围的地方，更多地把他们融入到社区和教会组织中。结合起来看，母亲接受大学教育能够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并有更好的结果。这里不仅指其子女在校的考试成绩，也包括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总之，母亲走进大学打破了贫困的循环。
本研究所探讨的并不是一种无瑕疵的成功。种族和阶层的不利因素会影响到下一代，即使接受了大学的教育，那些少数民族和贫穷孩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比不上那些白人和富裕孩子所受的教育。大学的录取机制无法抹煞每个人的不利因素。然而，在各种劣势群体中，母亲走入大学对其下一代的发展仍然有着积极的影响。
如果要对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有一个解释和基准尺度，首先考虑的就是其影响社会的因素，即教育准入制度对高等学校的学生及其子女有长期的冲击。所采用的测试系统认为，那些处于名利地位劣势的学生是失败的，他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毕业，不可避免地使得那些批评家认为，服务于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机构是缺乏效能的，同时又确认那些录取了更多富裕学生的大学看起来更有成效。这样说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它只是进一步消减对公立学校财政支持的借口，也是掩饰并否定从大学教育已经得到的效益的借口。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教育政策中那些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不公正的诸多方面。虽然本研究报告了许多这样的学生取得成功的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公立大学飙升的学费减弱了蓝领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学生的支付能力。据报道，在最近30年中，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百分比已经下降了近一半，减轻了对贫困大学生的压力。
政府的暧昧态度促使学生在学校里打工。有时兼职学生并不具有相应的资格来承担学校中的某些助理岗位，而经济的压力又迫使这些学生选择比较少的学分以适应较长的工作时间。当受迫于经济压力的学生走出校园，到外面挣钱来缴学费时，又使得他们因为有了临时的收入而减弱了下一年获得资助的资格。
中央政府认定大多数学生属于大致23岁以前依靠父母的一类，从而减少了对他们的帮助。对于来自比较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学生自18、19岁开始就只能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了，他们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金钱（即使得到，他们的父母也会要求他们干活），然而他们却不得不面对这种完全不合理的资助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具代表性的大学生活的例子越来越多。统计数据表明，那些拥有更多蓝领阶层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学根本达不到权威们的标准。我们必须承认，适用于大多数高等教育的评价系统及影响院校发展方向的发展策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参考资料：Paul Attewell and David E.Lavin，Distorted Statistics on Graduation Rate，The Chronicle Review，2007-7-6.
作者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编译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 石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