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6月4日晚上10点，李西安先生走了。
　　噩耗来得太突然。6月4日早上10点，我才去过李西安家。虽然弥留之际的他呼吸不畅，说话无力，但他平静、温和的眼神依然如同往常一样向我示意。
　　 但噩耗并不意外。从2016年初夏开始，为李西安、赵冬梅合著的四卷本《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到2017年该项目正式立项和我受邀担任特约编辑，以及2018年李西安郑重委托我为他写传记至今，东方太阳城就是我常去的地方。四年里，他的前列腺癌PSA值逐年上升，冠脉综合症、心衰、呼衰、慢阻肺日趋严重、恶化。
　　6月5日，我与谢大京、谢嘉幸、赵冬梅匆匆赶到李西安家。在他的遗体前，我们久久凝视着他平静、坦然，如同深眠的面容，直至泪水模糊了双眼方才明白，他与我们已经幽明永隔，生死契阔。
　　当晚，萧梅、谢嘉幸、赵冬梅我们四人怀着沉痛的心情通过网络共同编辑《李西安教授音乐学术活动大事年表》，直至次日下午定稿，萧梅才在传统音乐学会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出。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学院也发出了讣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党委书记王旭东、副书记吴武赶到李西安先生家吊唁。霎时间，中国音乐界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流泪、恸哭、心碎、合十的网络表情一次次地在朋友圈中刷屏……
　　李西安早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积累和对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扎实训练得益于他的大学时代。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他曾经想去昆曲剧院作曲。但让他留在中央音乐学院深入持续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人则是他的恩师姚锦新。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制6年。入学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先到民乐系学习一年的民族乐器演奏。从第二年起，才开始学习“四大件”作曲技术理论。由于李西安身体较弱，没能和他的同窗好友施万春一样学吹唢呐，他选修了三弦。这一切为他一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李西安从上大学起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日积月聚，铢积寸累，他善于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的独特个性亦随之养成。虽然他早年的日记不乏年轻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浪漫与幼稚。但对中国传统音乐、西方作曲技术理论以及中国音乐教育的认识却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惟德首善，唯贤是举的大时代。幸运的李西安得以在这个大时代里厚积薄发、展露才华，同时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大运之年。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建之初，身为普通教师的李西安便向中国音乐学院书面提出了《关于建设中国音乐学院的十点建议》《关于“建立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创作中心”的建议》，同时倡议发起并组织实施乐会”“古谱寻声音乐会”和在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上提出《关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五项倡议》，并和比他年长10岁但却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好友黄翔鹏根据曾侯乙编钟形制成功研发了十二平均律加中国传统音乐“二变”之音的音乐会用“华夏钟”等。如此种种既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指明了方向，更为当代中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音乐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的同时，提出了保护、传承、弘扬中国传统音乐的明确思路与具体对策。
　　李西安的音乐思想、理论构建和教育改革深得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文化部乃至中国音乐界广大同行的赞赏与支持。因而1985年，他被擢升为第四届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理论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任命为《人民音乐》主编;1987年3月，又被文化部破格提拔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半个多世纪以来，李西安始终深爱着中国音乐学院，深爱着中国和经由五千年积淀与传承的中国传统音乐和由此而创造的中国现代音乐。中国音乐界人士普遍敬重李西安，皆因他做到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说“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是真正力量无边的人。”尽管卸任《人民音乐》主编和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等职务时，他年仅54岁，春秋鼎盛，年富力强。但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国现代音乐转型、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深化改革以及国际化音乐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2018年3月28日张鸿懿老师逝世后，李西安虽然多次入院急诊救治，但出院后却始终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和毅力每天坚持写作。他深知，以旋律学和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四卷本《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既是他对恩师姚锦新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同时也是让弟子赵冬梅最好的接续。毕竟，当代民族音乐学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本体研究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何况，对中国传统音乐《八板》及其变体的研究还是姚锦新、蓝玉崧二位先生的嘱托。
　　2019年5月20日李西安82岁生日，我把之前从一位素昧平生的美国旧书商手中购买的姚锦新1943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