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土壤，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仪式而言，它不仅是人类形态语言的集中反映（包括音乐），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贮存库。从音乐的“原在方式”及其形态与其他艺术方式及其形态的相似性着眼，它们都与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①作为从远古发展至今的傩仪式音乐文化，在我国仪式音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有幸拜读孟凡玉博士的著作《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对于傩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一、文化正午：研究与写作的范式
　　（一）双重属性：音乐表演与文化表演
　　 薛艺兵曾说：“仪式行为是非实用的、非常态的表现性行为，而与这种表现性特征相应的，则是仪式行为的表演性特征……因此可以说，表演是构成仪式情境的行为基础，仪式情境就是表演的情境。”②孟凡玉在观察荡里姚傩仪式时也发现了其具有文化表演与音乐表演的二重性。音乐表演是音乐的再创作活动，通过乐器的演奏，人生的歌唱以及包括指挥在内的多种艺术手段。杨民康曾将音乐表演划分为“聚合性”和“离散性”两种类型。聚合性音乐在仪式庆典中得以体现，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活动则体现为离散性音乐。聚合性音乐的一个特点是就像在交响乐奏鸣曲式的呈示部那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描述性文本也通常是以带有时序性的、“在场”的呈现方式，按照仪式及仪式音乐展演的自然情景及进程中陆续展开的。③荡里姚傩仪式乐舞展演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之间，其中极具观赏性、仪式意义较弱的唱腔部分则只出现在傩戏表演时以及仪式《五星会》之中，它在庞大的傩仪式活动中只占一个狭小的区段性位置。可见，傩仪式活动中的演唱，在结构上不是关键环节，它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娱乐性和艺术性上，并以其“秩序性”特点成为一种聚合性的音乐表演。
　　 荡里姚的傩仪式活动从舞蹈到歌唱各种表演形态又构成了既娱神又娱人的“文化表演”。在表演《舞伞》这一节目时，舞者是在打击乐器的伴奏之下，头戴童子面具，撑五色神伞，以独舞的形式演出。这种表演仪式属性极强，与之配合的打击乐不再是简单的音乐表演，而是隐藏着“赐福”意义的文化表演。作者将音乐表演与文化表演结合，看到荡里姚傩仪式的二重性，从多维的角度将薛艺兵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拓展。
　　（二）深描写作：深入研究的试金石
　　 成功的音乐事象描述是一种科学创造，不仅可以使阅读者认识到音乐事象的全貌，同时还能使读者感受到音乐事象的生命脉搏。作者于全书使用的人类学“深描”写作手法颇具亮点。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说：“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解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④作者在观看傩仪式表演时，发现荡里姚舞台和神的方向一致朝向人，而太和章的舞台和人的方向一致朝向神，由此得出前者的表演是代神向人宣谕，后者的表演是代人向祖先宣谕;前者的祭祖色彩很淡，后者的祭祖色彩很浓等一系列差异与特点。⑤作者此处使用深描写作手法与格尔茨笔下的巴厘岛斗鸡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让笔者想到杨波、陈铭道对于丽江古城四方街“甲蹉”的研究。当地人在“甲磋”演出时，为了得到其中“龙头”位置，不惜动武争抢。两位学者通过对这种争抢行为进行分析，指出甲蹉歌舞，最重要的是对阳刚之气、骄傲、丧失、愤怒等社会主题的包装和展现。而不是有些研究中所说的，认为人们参与“甲蹉”的目的在于弘扬传统音乐。⑥无论是孟凡玉还是杨波、陈铭道都是选择从微观事象进入，从而探寻其隐藏在背后的含义。从浅描到深描，正是民族音乐学家进入他者之“乡”和他者之“想”，寻找“答案”的必经之路。
　　二、博古通今：全面的材料采集
　　（一）三下江南：曲径通幽的田野之旅
　　 罗曼·罗兰说：“生活，这是一切书籍中第一本重要的书。”⑦田野中的一草一木都是生活所赋予我们的美好，是无字之书，只有“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⑧。近些年来，难以计数的田野考察报告，把星罗棋布的乡土秘密一点点揭示出来，民族音乐学家成为其中重要的“探秘者”。2005年2月作者“初下江南”，第一次來到贵池观看傩仪式表演，正式进入傩文化研究领域。同年6月，作者“再下江南”，在南昌举办的国际傩文化艺术周上又看到了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傩类艺术表演，以及国内四川、甘肃等地的傩队演出。这次的南昌之行，给予作者特别深刻的记忆与新的研究思路。2006年春节期间，作者“三下江南”，再次来到荡里姚，做了一次“跨年”的田野考察。书中所记录的种种经历，大都是这次春节期间观察傩仪式活动进程的所思、所悟。“书山有路勤为径，孟凡玉的‘勤’之路就在于拨开书山，面向田野，走进民俗生活实践中去饱览和解读草根阶层那些无字之书。”⑨田野中不一定都是康庄大道，也可能是布满荆棘的小路，最后都将“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以今溯古：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贯穿
　　 著名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说：提及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类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⑩它主要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相互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既重视运用历史学的叙述和考证方法，又采用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作者在撰写此书时便很好地运用了历史人类学方法。
　　 据作者查阅，傩仪式相关文献十分丰富，到2005年6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傩仪式专著就有63部，其中关于贵池傩仪式就有专著十余部。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作者的田野考察以及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全书开篇位置，作者使用甲骨文中的“方相词”解释傩仪式的历史渊源，真实可信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的使用为其观点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另外，作者在阐释其认为傩歌《啰哩嗹》是表达生殖崇拜的观点时，借用了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作为证明。我国南方江西、福建等地民歌中也有《啰哩嗹》，但都基本是出现在婚礼仪式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作者提出此类观点的合理性。
　　三、隐喻与象征：符号学等新兴视角的介入 　　 作者借鉴人类学、符号学等方法，使用大量笔墨，对傩仪式这个符号世界中的空间、道具、行为、时间的意义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在第四章中，通过对《孟姜女》与《月子弯弯照九州》两首乐曲的对比来看我国民歌的传播与变迁;通过对荡里姚傩仪式文化的分析，点出我国当代传统仪式活动普遍面临的问题。作者由点到面、由小见大，将所有的事象都看成符号世界中的一员，以期能够全方位向读者展现荡里姚傩仪式中的显性与隐性文化信息。
　　 在符号学理论方法基础上，作者还探索出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另一种模式。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梅氏三角”研究影响深远。而后，蒂莫西·莱斯（Timothy Rice）又在梅里亚姆（Merriam）的模式上更进一步。作者不满足于莱斯的双向平面三角研究模式，而是从中国古典哲学《易》出发，结合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变化和发展，提出立体三角模式，在原先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然的孕育与塑造这一维度。在这个立体三角中，每一个侧面上形成一个侧面三角，构建了正面与侧面同时拥有四向四维的相互关系。但是四个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历史的建构与延续”“社会的维系与支持”“自然的孕育与塑造”是共同构成立体模式的基座，是文化形成与维系的基础。任何的文化现象都处在这四个方面的交叉点上，从任意一点出发，都能形成一个历史、个人、社会、自然的立体空间。笔者认为，其自然的孕育与塑造正对应了当下所聚焦的“音乐与生态”的关系。傩仪式活动中的“五色神伞”“斩鱼妖”等都是表达对风调雨顺的殷切盼望，这些都是当时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在傩文化中的曲折反映。周雷曾说：“我们应该尝试‘听希观微’的视觉转向……寻找大量伴随性的声音与声响，它具有更为重要的‘视觉力量’，它揭示了视觉型人类学文本之外更多的整合性信息。”{11}孟凡玉从“主观视觉建构型田野”中跳出，避免了自己像影迷一样，醉心分析、预测主角的命运，他看到了文本之外的现实生活中荡里姚傩仪式所携带的深层信息与意义。
　　四、可继续开采的富矿
　　 音乐变成文字，不可避免地损失信息乃至变形，反之亦然。音符比之文字，有时更有功效，前者是诉诸心灵的体悟，后者是公之于众的表达。因为直指人心，音乐更真实;因为承担道义，文字更谨慎。{12}孟凡玉于此书谨慎地使用文字，尽可能地“还原”荡里姚傩仪式文化与音乐的面貌。“人无完人”，事物也不可能极尽完美。尽管本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民族音乐学著作，但仍然存在些许瑕疵。
　　（一）对于国际傩仪式及相关研究的缺失
　　 作者在开篇曾提到2005年到南昌参加国际傩文化艺术周，期间看到国外友人所表演的傩与傩类文化演出，例如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地的傩仪式在艺术周上都有展演，作者也对这些国际性傩类活动进行了观摩。虽然此书主要围绕的是荡里姚傩仪式表演，也涉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比较，但如能在书中加上一些关于国外傩仪式活动的描述，并且将荡里姚的傩仪式文化与其进行比较，整本著述内容将更为丰满，对于后来学者们的研究会有更大帮助，意义也更为深刻。
　　（二）现代化语境下傩文化研究待进一步延展
　　 此本著作发表时间较早，当代涌现的各种新景观、新事象等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还没有完全显现。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荡里姚傩仪式也顺应潮流，在不断改变，社会的多元力量综合建构了新型的音乐文化。因此，对于荡里姚傩仪式的研究仍留有许多未开采之处，例如与旅游业结合发展的荡里姚傩文化在当下的生存情况，或者是新的网络媒介和自媒体如微信、短视频等对他的影响。可见，荡里姚傩文化是一块仍待继续开采的富矿，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记忆，更是记忆在现实的再次发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