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不仅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记者、作家，还是一位思想十分活跃的学者。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人类的真理而寻觅、思考。他不断地拷问社会、拷问历史，也拷问自己。直至他生命终结的前夜，这种思考仍然没有停止。
　　作为晚辈，我有幸在他的晚年经常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也常向他请教关于写作、关于思想、关于文化、关于哲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和观念。记得在1996—97年之际，当时国内的文化界和学术界正在热烈地展望新世纪，讨论新世纪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趁赴京看望他的机会，向他请教这方面的观点，于是就有了一次与他关于新世纪的长谈。谈话结束时，我建议先生将这些观点写出来，以作为对青年一代的寄语。但先生当时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已不允许他写长文章，因此，他让我来表达。当时我考虑到这些思想大部分是先生的观点，所以不敢偷天之功，就用先生的口气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在沪写完后，我拿到北京给先生审读。先生读了十分高兴，夸我已在思想上比以前成熟了许多；但同时考虑到文章的观点与一位他一向十分尊敬友好的老朋友当时发表的文章有点相左，为郑重起见，他又将此文交给了自己的一位密友徐老仔细阅读。这位徐老友、我的前辈对此也有些犹豫，文章就搁了下来。不久，先生的健康进一步恶化，住进了协和医院，并且从此没能出院。1998年元旦我去北京探望他又谈及此文，他还是顾及友情，不愿与人争论；一年之后，他病危，我又赴京与老人诀别，当然再也没机会讨论文章的事了。
　　这篇文章就一直放在我处。至今，先生驾鹤西去已整十年了。抚今追昔，与先生交往的旧事历历在目。在寒风冷雨的冬夜里，我不由得又找出这篇文章来阅读，先生的音容笑貌重又浮现在我眼前。对先生的思念无以表达，就决定将此文拿出来，以作一瓣心香，祭奠在先生的灵前。(以下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篇文章)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作为一个地球人，我的人生经历几乎与即将逝去的世纪同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人生脚步曲曲折折、踉踉跄跄，可以说是历尽了千锤百炼。这些，我在以往的许多文章中陆陆续续地已经讲了不少。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人生旅途终于能够跋涉到世纪之交的门槛上，这不能不说是命运对我的极大的惠顾。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地球人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生灵涂炭，数十亿人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两个阵营的冷战热战，差一点将世界推向濒于毁灭的核灾难的深渊。另外，人世间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生态破坏、疾病肆虐、毒品泛滥、人权丧失等等问题也日趋严重，大有使那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成真的势头。
　　然而，悲观的乌云在二十世纪的末叶开始散开，希望的阳光照向了人类。人们终于看到了冷战的结束和科学的突飞猛进；同时人类也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了为眼前的利益而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恶果，并开始着手补救；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与开发使人们相信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对付地球自身灾变和来自外星球的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生物工程的巨大进展使人类战胜癌症、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等严重威胁其生存的疾病的愿望成为可能；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息大革命，使人们看到了创建人类新的科学文明的前景与希望。于是，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终于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那个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了。
　　现在，关于未来世纪的悲观论调已经减弱，而关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是什么样子的争论，则越来越热烈了。我是文化人，当然首先关心的还是在文化方面。据说在这方面，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提出了“东西文化冲突论”，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冲突，将不再像以往那样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而将是东西方两个文化集团，即东方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他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我国学术界几乎一致的谴责与反对。就我看到的文章而言，我们中国的学者大都认为，新世纪的世界文化，将不是亨廷顿说的“对立”，应该是东西文化的交通和融合。大家似乎还从物理学和哲学的角度，驳斥了“冲突”和“分裂”论，并且对物质的永远可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基本粒子到了“夸克”似乎不一定再能分下去了(即“夸克禁闭”)，而与此相反，认为新世纪的物理学应该向寻求整合和统一的方向发展，并提出“混沌学”将是继二十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成就之后在科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的许多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其中心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因为我国的儒家文化思想一向是主张“和为贵”，主张融合而不是分裂的。因此，我们的儒家文化将统治世界。
　　说到这里，令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联想：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叶起，我国的学术思想实际上已经被“阶级斗争”和“一分为二”完全统治了，人们主张“斗争哲学”，而将“合二而一”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现在却正好来了个倒转：资产阶级学者(比如亨廷顿)在提倡斗争哲学，而由我们来批判他!我们自己却主张“合二而一”。
　　我不太懂自然科学和哲学，怛“分”和“合”的辨证统一我是赞成的。一部《三国演义》开篇时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它说的是历史，但也有普遍的哲学意义。其实，无论是从物理学还是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以为“分”也没有分够，“合”也没有到头。这两方面的东西，在新世纪里，我们还都大大地需要它，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难道我们真的能断定基本粒子到了“夸克”就不能再分?难道我们能说染色体是组成生命的最小单位?其实目前一些宇宙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了所谓“超弦理论”，他们认为夸克是由宇宙大爆炸初始状态中的没有质量的辐射能(光子等以光的速度运动的粒子)冷却后碰撞而生成的；而光子则又是由一种粗细只有10的负33次方公分的线状的东西组成的。它们在不断地进行闭合、回旋等运动，不同的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粒子——光子、轻子、电子等。
　　现代分子生物学早已弄清楚染色体是一些大分子的集合体，它上面承载着无数的遗传密码(基因)。据最近报道，科学家已经将线虫的染色体上的基因全部破译出来了。看来，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和排列出生物体染色体上的数以百万计以上的基因，从而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我们只能说，分析的科学还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当美国的生物学家摩尔根教授在孟德尔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遗传基因的学说，并且证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时，我国的权威领导人却只准宣传经验主义的米丘林学说，而将摩尔根的学说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神秘的基因说，而且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阻止其学说在我国传播。这种做法的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我国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水平大大地落后了一步。
　　当孟德尔、摩尔根提出“基因说”的时候，大约他们也以为这种能决定生物遗传性状的东西是生物最小(也就是不能再分)的生命单位了，所以他给它定名为“基因”(最基本的因素)。然而，基因真的不能再分了吗?这也未必。现代研究已经知道，组成基因的是一些带有活性的化学物质。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这些化学物质的结构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分析下去……
　　其实，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人们在微观世界(分子、原子)里分析得越细，对于宏观世界(宇宙)的认识也就越深。我们早已知道，原子的结构(外层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与宇宙中太阳系的结构(行星围绕恒星旋转)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当然，我们在“分析”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融合”和“统一”，正如我国的中医，它的药方既要发挥每味中药的“寒凉温热辛”的功用，又要强调各味中药之间互相补充和协调的“君臣佐使”。我以为。中医的这种用药理论是可以推而广之并有其哲学意义的。
　　总之，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浮想联翩。我想，新世纪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我们去努力实现，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和文化奇景需要我们去创造。而这样的重担，主要地将落在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身上了。尤其是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年轻的中国人，你们有太多的责任、事业和机遇，你们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刚好是九十足岁。我在心里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在此，我还要衷心地祝愿我的大姐冰心和老大哥、老友巴金健康长寿，让我们一起满怀信心地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吧。
　　
　　本文编辑　陈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