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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红，一位传奇的女作家，短暂的创作生涯，却让每一位读过她作品的人有着长久的记忆。无论是《生死场》中的“生”与“死”，还是《黄河》中的“阎胡子”；无论是《北中国》中的抗日英雄，还是《呼兰河传》中坚忍的“冯歪嘴子”，萧红无一例外的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个真实、鲜活而有生命的个体。试从萧红创作中呈现出的“男性观”这一角度，从其作品中由对男性的憎恶，到对男性的欣赏这一渐变的过程，来阐释萧红笔下的男性观念，来揭示萧红内心深处的男性观以及探究形成这种创作思路的原因。
关键词：鲜活；野蛮；坚韧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230-02
伊莎贝拉·阿言德《无法结束的生命》中说到：有种秘密的故事，始终隐藏在心灵的阴影后面，它们像活生生的个体，会生根，会生出触须，从头到尾覆满赘疣和寄生虫，逐渐变成噩梦的素材。要消灭这种记忆的恶魔，有时必须用故事的形式把它说出来[1]。
一、贫穷无知中带有野蛮气息的男性
在萧红的创作初期，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清楚的看到一些在贫穷无知之中带有着野蛮气息的男性形象。《生死场》中金枝的丈夫成业，在结婚之前便使金枝怀了孕，在金枝生产之后不久又摔死了自己的女儿，成业眼中的金枝不过是满足自己性欲的工具，不过是长着乌黑的长头发的能够劳动的年轻姑娘。王婆的丈夫赵三，一个一向都没有太多男子气概的人。在王婆服毒的晚上，他只顾责骂王婆吵了他睡觉，根本没有感觉到王婆的异常，当他后来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便以为王婆是躲到柴房里去的。当大家等着王婆断气的时候，赵三“捻着烟袋来回踱走，过一会他看到王婆仍少有一点气息，气息仍不断绝。他好像为了她的死等待的不耐烦似的，他困倦了，依着墙瞌睡”。在这段文字中，夫妻间起码的感情都已不复存在，赵三是在不耐烦的等待着自己的老婆断气，等得心急如焚。当王婆活动着想起来的时候，赵三却认为是死尸还魂，便借着酒劲拿过扁担，用他的大红手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压在王婆的腰间。在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动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麻木的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死的不利索而如此的气愤。如果说上述两个男性形象是带有着野蛮色彩的，那么月英的丈夫便是一个地道的缺失了人性的人物。这个渔村最美丽的女人不幸得了瘫病，起初她的丈夫替她请神、烧香，也跑到土庙前索药。后来就连城里的庙也去烧香。再后来，丈夫对她失去了耐心，还打她，不给她吃喝，撤去她的被褥，只让她依着冰冷的砖块。这种失去了人性的男人是如此的对待着自己的妻子，使得“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牙齿也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直到死去，葬在荒山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强壮男性对弱小女性实施的暴力和蔑视，对这些女人来说，瞬间的爱情享受却要付出的一生的代价。而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家庭和孩子不过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又一个过客，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是用来发泄和出气的工具。萧红在描绘老爷庙和娘娘庙的一节中用其讽刺的语言形象为读者道出了男性的粗鲁与野蛮：“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因。”两句简短的话语，辛辣而有力，形象而逼真！
《生死场》中萧红对男性的描写是充满了敌意的，是充斥着愤怒之情的，那为什么萧红笔下的男性会透视出如此的无知野蛮呢？马斯洛讲，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它们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2]。如果这些需要不曾被满足，那么便容易形成缺失性体验。与很多有着缺失体验的作家相同，萧红一直是一个生活在无爱和缺少安全境遇中的人，可以说她的作品是渴望着温暖和安全的集合体，是宣泄现实的冷酷与憧憬着美好未来的试验田。萧红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祖母都缺少着亲情观念，在萧红所写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曾经这样记述过她父亲的为人：“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于是在萧红的初期创作中，其笔下的男性是充满了无知、贪婪和野蛮的人。萧红是在用这些冷漠和粗野的个体来诠释着她的爱与安全的缺失，对于家庭人际温暖的渴望。自然在这种缺失中，作家自觉的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男性的身上，在她的初期作品中刻画的是贫穷无知中带有着野蛮气息的男权为上的男性。透过这些男人的行为与言谈来寻找造成女性生命孤寂与悲凉的根源，来揭示作家内心深处脆弱的童年伤痛。
二、亡国苦难下富有觉醒和坚韧意味的男性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本就身处风雨飘摇中的萧红，在其创作中进一步呈现出了激越的不平衡的心态。萧红准确的把握住了动荡之中人们的生存境遇，在不断拓展的艺术天地之中丰富自己的单薄的创作思路，使其作品呈现出了丰厚的创作意蕴，其作品中的男性也有了更加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了对生命意义、对生存哲学的初步探寻。创作于1938年的短篇《黄河》，开篇在湍急的黄河巨流、熙攘的风陵渡口中引出了英姿勃发的男性形象。“阎胡子”的渡船为中国军队运送军粮，是拒绝捎带搭客的。但这一天恰巧一名回家处理完妻子丧事的八路军准备渡河赶部队。当阎胡子得知是八路军，而且还是要到自己的家乡赵城一带去打日本，便热情的邀他上船，载他渡河。渡过黄河之后，阎胡子还请八路军战士吃饭，让他给家中带平安家信。在即将分别的时候还问八路军打败日本后是否有好日子过，八路军士兵的答复自然是肯定的。而《北中国》是萧红在香港时期创作的作品，萧红此时是想借《北中国》这部短篇，表达出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女儿对已沦陷家乡的思念之情。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同样设置了一位“大中华民族抗日英雄”的高大的男性形象。至此，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了她笔下男性形象由“无知”到“觉醒”的转变。由愚昧乡村的“地主恶霸”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八路军”，由粗野无知的“成业”到抗日英雄“耿振华”，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创作中真切的体味到了人间冷暖，直视到了时代动荡中的血雨腥风。在生与死的逼近与考验中，构建着足以鼓舞自身，催人奋进的精神大厦，以来安慰国人以及自身那颗滴血的心灵。于是一个又一个走出封闭、走出家园，告别蒙昧的男性形象得以展现，一个又一个懂得保卫家园、深明大义的富有民族危亡感的男性展现出来。 一个伟大的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是不会穷尽的，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对现实的思考也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在萧红的后期创作中，《呼兰河传》可以说是她要重回家乡之梦，但是现实的境遇让这位女作家归家之梦中包含更多的是对生命的追问以及对人生的深层体悟与哲学思考。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用整个一章讲述了一个在其作品中绝无仅有的男性形象——“冯歪嘴子”。这是一个勤劳、善良和坚韧的生命存在，一个忙碌而又淳朴的磨倌。他的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婚姻遭到了众人的冷嘲热讽。人们不解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大姑娘会看上一个贫穷的磨倌，于是各种流言与猜测开始在小村庄里撒播。但是萧红在她的“后花园”里表现出的是冯歪嘴子的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众人的闲言碎语中忙碌的生活着，疼惜自己的孩子，爱护自己的妻子。两三年过去了，当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王大姐便死去了。接着，这个不起眼儿的小磨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坚忍的生活着。“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当这样做。”“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于是我们看到，男人不再是蒙昧状态下缺失了人性的形象，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子的忠贞，对孩子满含深情的父爱，在生活面前誓不低头的伟大形象。他们不再漠视着身边的女人与孩子，更加满足眼前美好的幸福生活，他们懂得爱，更加懂得珍惜“家”。身在异乡的萧红，在经历了动荡与漂泊之后，渴望着能够回归到温暖的心灵港湾，期盼着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到来自男性源自家庭的久违了的幸福。可悲的是，萧红的这种追求只能付诸其创作后期的作品中的男性身上，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也只能变成一种渴望。
三、结语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受到诸多关注的话题。但是，在系统的阅读了萧红的作品之后，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却沉沉的吸引了我。当然，单凭上述两个问题的简单阐述，根本不足以把萧红这位伟大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充满着多维视角的男性形象剖析透彻。
在《后花园》这部短篇中，作家为我们呈现出了“冯二成子”这一形象，通过他的暗恋、失恋，组成家庭而后又失去家庭，这样一个人生轨迹，让读者感到一个生命个体的困惑与无奈。正像文中所写到的“人活着就是这么的，有孩子的为孩子忙，有老婆的为老婆忙，反正做一辈子牛马。年轻的时候，谁还不像是一棵小树似的，盼着自己往大了长，好像有多少黄金在前面等着。可是没有几年，体力也消耗完了，头发黑的黑，白的白……”，这几句由衷的感慨，正是萧红对生命的哲理体验，“冯二成子”这样一个坚忍的男人，注定在生活中经受着现实残缺，在希望的世界里一次又一次的经受着幻想的破灭。此时的萧红，体悟到了生活的哲理，感受到了人世的沧桑。于是，在《小城三月》中，出现了伯父的儿子，“我”的哥哥。这是一个全新的男性形象，接受的是先进的教育，有着良好的素养，是生活在新社会的进步青年。在这样的青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新社会、新生活充满的希望，是争取独立，奋起抗争的新生力量。
至此，萧红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完成了由“死”到“生”的蜕变。萧红，因其短暂而富有传奇的人生经历，包含哲理而又直面现实的创作风格，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男性，因其焕发出了生命的光辉，获得了与新时代、新生活相接续的资格，也必将拥有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曾结束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4.
[2] [美]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鲜活；野蛮；坚韧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230-02
伊莎贝拉·阿言德《无法结束的生命》中说到：有种秘密的故事，始终隐藏在心灵的阴影后面，它们像活生生的个体，会生根，会生出触须，从头到尾覆满赘疣和寄生虫，逐渐变成噩梦的素材。要消灭这种记忆的恶魔，有时必须用故事的形式把它说出来[1]。
一、贫穷无知中带有野蛮气息的男性
在萧红的创作初期，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中清楚的看到一些在贫穷无知之中带有着野蛮气息的男性形象。《生死场》中金枝的丈夫成业，在结婚之前便使金枝怀了孕，在金枝生产之后不久又摔死了自己的女儿，成业眼中的金枝不过是满足自己性欲的工具，不过是长着乌黑的长头发的能够劳动的年轻姑娘。王婆的丈夫赵三，一个一向都没有太多男子气概的人。在王婆服毒的晚上，他只顾责骂王婆吵了他睡觉，根本没有感觉到王婆的异常，当他后来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便以为王婆是躲到柴房里去的。当大家等着王婆断气的时候，赵三“捻着烟袋来回踱走，过一会他看到王婆仍少有一点气息，气息仍不断绝。他好像为了她的死等待的不耐烦似的，他困倦了，依着墙瞌睡”。在这段文字中，夫妻间起码的感情都已不复存在，赵三是在不耐烦的等待着自己的老婆断气，等得心急如焚。当王婆活动着想起来的时候，赵三却认为是死尸还魂，便借着酒劲拿过扁担，用他的大红手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压在王婆的腰间。在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动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麻木的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死的不利索而如此的气愤。如果说上述两个男性形象是带有着野蛮色彩的，那么月英的丈夫便是一个地道的缺失了人性的人物。这个渔村最美丽的女人不幸得了瘫病，起初她的丈夫替她请神、烧香，也跑到土庙前索药。后来就连城里的庙也去烧香。再后来，丈夫对她失去了耐心，还打她，不给她吃喝，撤去她的被褥，只让她依着冰冷的砖块。这种失去了人性的男人是如此的对待着自己的妻子，使得“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牙齿也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直到死去，葬在荒山下。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强壮男性对弱小女性实施的暴力和蔑视，对这些女人来说，瞬间的爱情享受却要付出的一生的代价。而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家庭和孩子不过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又一个过客，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是用来发泄和出气的工具。萧红在描绘老爷庙和娘娘庙的一节中用其讽刺的语言形象为读者道出了男性的粗鲁与野蛮：“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因。”两句简短的话语，辛辣而有力，形象而逼真！
《生死场》中萧红对男性的描写是充满了敌意的，是充斥着愤怒之情的，那为什么萧红笔下的男性会透视出如此的无知野蛮呢？马斯洛讲，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它们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2]。如果这些需要不曾被满足，那么便容易形成缺失性体验。与很多有着缺失体验的作家相同，萧红一直是一个生活在无爱和缺少安全境遇中的人，可以说她的作品是渴望着温暖和安全的集合体，是宣泄现实的冷酷与憧憬着美好未来的试验田。萧红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祖母都缺少着亲情观念，在萧红所写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曾经这样记述过她父亲的为人：“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于是在萧红的初期创作中，其笔下的男性是充满了无知、贪婪和野蛮的人。萧红是在用这些冷漠和粗野的个体来诠释着她的爱与安全的缺失，对于家庭人际温暖的渴望。自然在这种缺失中，作家自觉的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男性的身上，在她的初期作品中刻画的是贫穷无知中带有着野蛮气息的男权为上的男性。透过这些男人的行为与言谈来寻找造成女性生命孤寂与悲凉的根源，来揭示作家内心深处脆弱的童年伤痛。
二、亡国苦难下富有觉醒和坚韧意味的男性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本就身处风雨飘摇中的萧红，在其创作中进一步呈现出了激越的不平衡的心态。萧红准确的把握住了动荡之中人们的生存境遇，在不断拓展的艺术天地之中丰富自己的单薄的创作思路，使其作品呈现出了丰厚的创作意蕴，其作品中的男性也有了更加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了对生命意义、对生存哲学的初步探寻。创作于1938年的短篇《黄河》，开篇在湍急的黄河巨流、熙攘的风陵渡口中引出了英姿勃发的男性形象。“阎胡子”的渡船为中国军队运送军粮，是拒绝捎带搭客的。但这一天恰巧一名回家处理完妻子丧事的八路军准备渡河赶部队。当阎胡子得知是八路军，而且还是要到自己的家乡赵城一带去打日本，便热情的邀他上船，载他渡河。渡过黄河之后，阎胡子还请八路军战士吃饭，让他给家中带平安家信。在即将分别的时候还问八路军打败日本后是否有好日子过，八路军士兵的答复自然是肯定的。而《北中国》是萧红在香港时期创作的作品，萧红此时是想借《北中国》这部短篇，表达出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女儿对已沦陷家乡的思念之情。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同样设置了一位“大中华民族抗日英雄”的高大的男性形象。至此，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了她笔下男性形象由“无知”到“觉醒”的转变。由愚昧乡村的“地主恶霸”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八路军”，由粗野无知的“成业”到抗日英雄“耿振华”，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创作中真切的体味到了人间冷暖，直视到了时代动荡中的血雨腥风。在生与死的逼近与考验中，构建着足以鼓舞自身，催人奋进的精神大厦，以来安慰国人以及自身那颗滴血的心灵。于是一个又一个走出封闭、走出家园，告别蒙昧的男性形象得以展现，一个又一个懂得保卫家园、深明大义的富有民族危亡感的男性展现出来。 一个伟大的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是不会穷尽的，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对现实的思考也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在萧红的后期创作中，《呼兰河传》可以说是她要重回家乡之梦，但是现实的境遇让这位女作家归家之梦中包含更多的是对生命的追问以及对人生的深层体悟与哲学思考。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用整个一章讲述了一个在其作品中绝无仅有的男性形象——“冯歪嘴子”。这是一个勤劳、善良和坚韧的生命存在，一个忙碌而又淳朴的磨倌。他的没有经过明媒正娶的婚姻遭到了众人的冷嘲热讽。人们不解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大姑娘会看上一个贫穷的磨倌，于是各种流言与猜测开始在小村庄里撒播。但是萧红在她的“后花园”里表现出的是冯歪嘴子的顽强的生命力，他在众人的闲言碎语中忙碌的生活着，疼惜自己的孩子，爱护自己的妻子。两三年过去了，当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王大姐便死去了。接着，这个不起眼儿的小磨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坚忍的生活着。“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当这样做。”“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于是我们看到，男人不再是蒙昧状态下缺失了人性的形象，而是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子的忠贞，对孩子满含深情的父爱，在生活面前誓不低头的伟大形象。他们不再漠视着身边的女人与孩子，更加满足眼前美好的幸福生活，他们懂得爱，更加懂得珍惜“家”。身在异乡的萧红，在经历了动荡与漂泊之后，渴望着能够回归到温暖的心灵港湾，期盼着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到来自男性源自家庭的久违了的幸福。可悲的是，萧红的这种追求只能付诸其创作后期的作品中的男性身上，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也只能变成一种渴望。
三、结语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受到诸多关注的话题。但是，在系统的阅读了萧红的作品之后，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却沉沉的吸引了我。当然，单凭上述两个问题的简单阐述，根本不足以把萧红这位伟大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充满着多维视角的男性形象剖析透彻。
在《后花园》这部短篇中，作家为我们呈现出了“冯二成子”这一形象，通过他的暗恋、失恋，组成家庭而后又失去家庭，这样一个人生轨迹，让读者感到一个生命个体的困惑与无奈。正像文中所写到的“人活着就是这么的，有孩子的为孩子忙，有老婆的为老婆忙，反正做一辈子牛马。年轻的时候，谁还不像是一棵小树似的，盼着自己往大了长，好像有多少黄金在前面等着。可是没有几年，体力也消耗完了，头发黑的黑，白的白……”，这几句由衷的感慨，正是萧红对生命的哲理体验，“冯二成子”这样一个坚忍的男人，注定在生活中经受着现实残缺，在希望的世界里一次又一次的经受着幻想的破灭。此时的萧红，体悟到了生活的哲理，感受到了人世的沧桑。于是，在《小城三月》中，出现了伯父的儿子，“我”的哥哥。这是一个全新的男性形象，接受的是先进的教育，有着良好的素养，是生活在新社会的进步青年。在这样的青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新社会、新生活充满的希望，是争取独立，奋起抗争的新生力量。
至此，萧红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完成了由“死”到“生”的蜕变。萧红，因其短暂而富有传奇的人生经历，包含哲理而又直面现实的创作风格，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男性，因其焕发出了生命的光辉，获得了与新时代、新生活相接续的资格，也必将拥有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曾结束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4.
[2] [美]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