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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通过研究和分析，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规避“陷阱”的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规避“陷阱”的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规避“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规避“陷阱”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规避“陷阱”的强大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包容性增长”；思考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03-04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没有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其中讲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讲到了国内外环境的各种制约。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 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76美元~3 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 856美元~11 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已经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止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 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 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 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十二年时间，韩国仅用八年时间。
而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 123美元，考虑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 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 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 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升到了8 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 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 236美元。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常把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国家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或矛盾集中归纳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方面。2010年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受到网友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参与调查的网友达6 575名；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分领域调查了50名知名专家学者，得出了如下的调查结果。
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60%的网友认为在0.5以上（风险系数设置为0~1），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从网民和专家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和判断来看，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加快增长”的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既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又是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二、中国发展困境的成因透视
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将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或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一）经济原因
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轻工、纺织等八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近年来，中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十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社会原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毁灭性的一面。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障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近年来，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十个行业与最低的后十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险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工业化比重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偏低，这种产业结构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小，造成资本收益占比相对较高，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很容易形成其他要素挤占劳动报酬的情况。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由2001年的53.3%，下降到2008年的47.5%。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政治原因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来越难，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不断扶持、壮大增量，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随着体制增量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逐步带动存量改革。这种从体制外改起的增量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在不调整既得利益前提下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在改革初期，增量改革不仅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避开改革“最难啃的骨头”，而且可以使改革即时收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但是，这种改革模式也潜伏着许多问题：一是制度变革具有程度不等的不彻底性，旧的矛盾解决的同时，新的问题相应出现；二是容易形成体制复归，加剧政治、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造成各种额外的损失和浪费；三是所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往往成为政治发展更进一步的阻力。因此，增量改革永远不是改革的全部。一方面，单纯的增量改革只是避开了存量部分，这决定了它“始终无法解决存量部分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存量的发展困境，而且必将受到来自存量部分的越来越大的牵制”。另一方面，增量改革总会转向存量改革，体制外改革总会倒逼体制内改革，而当改革进入体制内，对既有利益进行分配时，其难度和阻力会加大，引发的矛盾会更多，这种分配结构调整的“阵痛”不加以吸纳和化解必然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强烈冲击，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四）国际原因
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方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虽然已经过去，世界经济的全面、持续复苏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预期。虽然世界经济步入了复苏进程，但基础依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发酵，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加剧波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很多。因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革和调整，各种国际力量博弈更加激烈，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因而，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压力、要求、期望、挑战都比过去大大增加；近期外界对中国自主创新、人民币汇率、投资环境等问题关注和议论不断，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困境或“陷阱”。关键是我们能否及时发现“陷阱”，准确识别陷阱，智慧避开“陷阱”。
三、中国规避“陷阱”的“包容性增长”对策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面临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无论是学理性的研究还是国际国内的实践，都将中国发展困境的解决指向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立足于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深刻反思，它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实质性的权利，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为此，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规避“陷阱”的主攻方向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规避“陷阱”的重要支撑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必须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坚实人力资源基础。尤其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共性、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把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在生命科学、空间海洋、地球科学、纳米科技等领域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规避“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规避“陷阱”的重要着力点
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资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度减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全面实行资源利用总量控制、供需双向调节、差别化管理。强化生态保护和防灾体系建设，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五）改革开放是规避“陷阱”的强大动力
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研究和分析，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规避“陷阱”的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规避“陷阱”的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规避“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规避“陷阱”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规避“陷阱”的强大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 蔡昉.“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J].青海社会科学，2011，(1):1.
[2]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中国投资，2011，(3):25-29.
[3]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J].人民论坛，2010，(7):15-25.
[4] 吴敬琏.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5-212.
[5] 凌之敏.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N].北京青年报，2008-05-12.
[6] 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9.
[7] 本书编写组.解读“十二五”党员干部学习辅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9.
[8] 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人民论坛，2010，(7)：29.
[9] 张卓元.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J].新视野，2011，(2).
[10] 李建兵.经济政治良性互动视阈下的“包容性增长”[J].湖北社会科学，2011，(3).
[11] 张峰，冯海波.“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吉首大学学报，2011，(1).
[12] 王新建，唐灵魁.“包容性增长”研究综述[J].管理学刊，2011，(1).
How to Breakthrough “Middle Income Trap”：In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Growth”
PU Wen-bin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is important strategy opportunity，is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 also，especially how to breakthrough “Middle Income Trap”.Through studying，We think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leading；the advanced and produ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ustain；ensure and improve public profit is basic；control resourc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is acting point；reform and open up is power，that can realize “Inclusive Growth”，avoid “Middle Income Trap”.
Key words：“middle income trap”；“inclusive growth”；think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包容性增长”；思考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03-04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没有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其中讲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讲到了国内外环境的各种制约。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人均GDP 975美元以下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976美元~3 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 856美元~11 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已经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止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 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 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 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十二年时间，韩国仅用八年时间。
而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 123美元，考虑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 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 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 000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升到了8 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 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 236美元。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常把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国家所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或矛盾集中归纳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方面。2010年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做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受到网友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参与调查的网友达6 575名；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分领域调查了50名知名专家学者，得出了如下的调查结果。
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60%的网友认为在0.5以上（风险系数设置为0~1），90%以上的专家认为风险系数在0.5以下；跨越陷阱的最大忧虑，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从网民和专家学者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和判断来看，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加快增长”的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既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又是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二、中国发展困境的成因透视
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将从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发展困境的显现或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一）经济原因
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轻工、纺织等八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近年来，中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十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社会原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毁灭性的一面。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障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近年来，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十个行业与最低的后十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险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工业化比重明显提高，服务业比重偏低，这种产业结构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小，造成资本收益占比相对较高，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很容易形成其他要素挤占劳动报酬的情况。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由2001年的53.3%，下降到2008年的47.5%。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政治原因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来越难，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不断扶持、壮大增量，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随着体制增量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逐步带动存量改革。这种从体制外改起的增量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在不调整既得利益前提下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在改革初期，增量改革不仅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避开改革“最难啃的骨头”，而且可以使改革即时收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但是，这种改革模式也潜伏着许多问题：一是制度变革具有程度不等的不彻底性，旧的矛盾解决的同时，新的问题相应出现；二是容易形成体制复归，加剧政治、经济过程的不确定性，造成各种额外的损失和浪费；三是所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往往成为政治发展更进一步的阻力。因此，增量改革永远不是改革的全部。一方面，单纯的增量改革只是避开了存量部分，这决定了它“始终无法解决存量部分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存量的发展困境，而且必将受到来自存量部分的越来越大的牵制”。另一方面，增量改革总会转向存量改革，体制外改革总会倒逼体制内改革，而当改革进入体制内，对既有利益进行分配时，其难度和阻力会加大，引发的矛盾会更多，这种分配结构调整的“阵痛”不加以吸纳和化解必然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强烈冲击，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四）国际原因
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方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虽然已经过去，世界经济的全面、持续复苏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预期。虽然世界经济步入了复苏进程，但基础依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发酵，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加剧波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很多。因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革和调整，各种国际力量博弈更加激烈，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因而，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压力、要求、期望、挑战都比过去大大增加；近期外界对中国自主创新、人民币汇率、投资环境等问题关注和议论不断，进一步扩大开放面临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困境或“陷阱”。关键是我们能否及时发现“陷阱”，准确识别陷阱，智慧避开“陷阱”。
三、中国规避“陷阱”的“包容性增长”对策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面临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无论是学理性的研究还是国际国内的实践，都将中国发展困境的解决指向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立足于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当前经济增长的深刻反思，它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实质性的权利，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公平、正义、平等与效率基础上的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为此，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规避“陷阱”的主攻方向
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规避“陷阱”的重要支撑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人才队伍，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必须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坚实人力资源基础。尤其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增强共性、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工程。把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在生命科学、空间海洋、地球科学、纳米科技等领域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规避“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规避“陷阱”的重要着力点
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资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度减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全面实行资源利用总量控制、供需双向调节、差别化管理。强化生态保护和防灾体系建设，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五）改革开放是规避“陷阱”的强大动力
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研究和分析，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规避“陷阱”的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规避“陷阱”的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规避“陷阱”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规避“陷阱”的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规避“陷阱”的强大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 蔡昉.“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J].青海社会科学，2011，(1):1.
[2]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中国投资，2011，(3):25-29.
[3]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J].人民论坛，2010，(7):15-25.
[4] 吴敬琏.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5-212.
[5] 凌之敏.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N].北京青年报，2008-05-12.
[6] 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9.
[7] 本书编写组.解读“十二五”党员干部学习辅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9.
[8] 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人民论坛，2010，(7)：29.
[9] 张卓元.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J].新视野，2011，(2).
[10] 李建兵.经济政治良性互动视阈下的“包容性增长”[J].湖北社会科学，2011，(3).
[11] 张峰，冯海波.“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吉首大学学报，2011，(1).
[12] 王新建，唐灵魁.“包容性增长”研究综述[J].管理学刊，2011，(1).
How to Breakthrough “Middle Income Trap”：In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Growth”
PU Wen-bin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is important strategy opportunity，is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 also，especially how to breakthrough “Middle Income Trap”.Through studying，We think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leading；the advanced and produ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ustain；ensure and improve public profit is basic；control resources and protect environment is acting point；reform and open up is power，that can realize “Inclusive Growth”，avoid “Middle Income Trap”.
Key words：“middle income trap”；“inclusive growth”；think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