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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尚旭提出了关于改进“出国审批”制度的提案。
“像我们搞科研的，经常要出国交流，可现在实在是太被动了。”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王尚旭在为我们解读这一提案时，显得感触颇深，“之前的政协会议上也有人提这个事，所以我想今年还是以书面形式给相关人员提出来，供他们考虑。”
出国前审批手续过于繁琐
“咱们国家与国外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在大概十年前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在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太理想的现象，比如利用出国的机会到处游玩、探亲等等。所以大概前二三年开始，国家对出国的事限制就比较严了。”
为遏制腐败现象，各级行政单位在近些年相继出台严格的公费出国限制措施，审批过程繁冗，限制颇多。“前两年还有对一个单位中的人员一年内出国次数的限制，”王尚旭说，“比如一个学校的校长，可能一年就给你一次的出国机会。”
抽取某个党政门户网站点开，可以看到，在其“因公出国审批”条例下，许可条件细化到6条。除了对出国人员身份的从属规定、对其公务目的的规定外，还有“要与其公职身份相称及任务相符，出国费用要严格控制在本单位年度经费预算之内”“不得擅自增加出境国家和地区”“不得擅自延长在境外时间”等要求。
“对防止乱出国肯定是有效果，但负面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王尚旭如此评价如今的出国审批条款，“举个例子，是我前不久从我国某高校的一名老教授那里听的。”
俄罗斯莫斯哥大学是俄罗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于1755年创办，距今已有260年的历史。一次，莫斯哥大学举办校庆活动，这名教授与一行人等受邀参加。
莫斯科大学那次的校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庆祝活动，以共同联欢为主；第二个阶段则是学术活动——以校庆为契机，组织各界学者前来进行学术演讲、学术讨论。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这位教授较之陪同人员的出境期限有所放宽。“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完了整个校庆的所有活动，而其他人只参与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未参加就急着回国了。”其他陪同人员，由于上层审批下来的时间所限，加之政策中“不得擅自延长在境外时间”这一要求，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活动。
遇见类似情况，审批人员能够随事制宜、灵活变通是理想情况，然而可行性却几乎为零。
“北京市那么多学校、那么多专业、那么多要出国交流的人，每个人的出国事宜、工作性质都不一样，逐一个性化处理，实在困难。”王尚旭解释道。
为了效率，审批人员只能严格按照规章中的条框制定时限。“无论你出国做什么，给你几天时间就是几天，不得逾时。”
实行“阳光化出国”政策
为了解释如何改进出国前审批政策过于繁琐的问题，王尚旭引申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制度上、思路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王尚旭说，“美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而中国的大学正好相反，是‘严进宽出’。”
在美国，进入高等院校求学并非难事，然而若想在4年内修得全部学分并取得毕业证，却变得不再容易。《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调查了1200余所美国高校后发现，这些学校本科学生4年毕业率平均下来只有40%。
与之相对，在中国，高考对广大考生来讲，是一道非常严格的关卡，然而通过了这道“难关”后，一切都变得轻松，在中国广大高等院校中，入学而不能毕业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像我们学校，比如一年录取了3000多名学生，4年下来不给毕业证的能有几个？我估计不会超过1%。”王尚旭说道。
两者的区别会导致什么样的差异？
“光凭借入学考试的分数，无法知道这个人是否适合在这一专业进行深入研究。你是否能成为人才？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入学考试那一刹便能得到答案，这是需要四年的学习过程才能回答的问题，”王尚旭说，“所以美国那边的判断机制更客观。”
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王尚旭提出的出国审批制度改进方案与美国高校的“宽进严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将这一方案也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即“管理后移”。
“比如我现在要申请出国，相关部门出来一个人说我这个事行还是不行，或整个路线对还是不对，这些是很难判断的，”王尚旭说，“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管得那么严。”
宽松审批，并非意味着放任腐败现象的发生。“我的建议是，改变一种管理方式。”
“比如这个人申请出国十天，既然是公费，那么钱属于公家、属于老百姓，因此他就有义务把这次出国所有的行程、所有的费用、取得的成果等，全部公开。”
王尚旭认为，放宽出国审批步骤，公开详细旅程、费用及其取得成果的好处有三点。第一，可以极大减少前期审批工作量，提高效率；第二，可让出国人员灵活掌握行程，避免出现错过学术交流等情况；第三，则是有利于让出国人员接受单位职工及各级纪检部门监督。
“在这样的监督下，还敢不敢造假，就看你的胆量了，”王尚旭笑说，“我估计一般人不敢。”相关部门的审查人员不一定对申请（出国）所涉业务熟悉，但内行一看便可一目了然。众目睽睽之下，造假确为难事。
“而且每年要抽查一批人，”王尚旭接着说，“如果发现了造假情况，严惩不贷，接下来的造假率还会降低。这样下来几年，我国的公费出国就会变得很规范。”
王尚旭介绍，从今年开始至刚刚下发文件这段时间，对学术交流有所放宽，但对官员出国的限制依然严格。“我的提案里为此专门写明，对出国政策的放宽不应该分专业、工作性质及其是否是领导干部。”
“就拿校长来说，你限制他干什么？现在都说要国际化大学，如果校长都不跟国外打交道、不国际化怎么能行？”王尚旭说，“实事求是说，交流越频繁越好。所以，只要有胆量把行程、费用、成果等等都公布出来，那么对官员也不要限制。” “可能会有人觉得麻烦”，谈及这一提案的可操作性，王尚旭谈道，“这是避免不了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国人员的自觉。”
曾感慨“农村孩子进城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落实到提案上短短几行字，是王尚旭在最近几年与同行们聊天中一些思维碎片汇总的结果。
“就我所知，别的国家很少有这么严格的审查制度，”王尚旭说，“有的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制度。”
国外对造假打击严厉，这是其一。“他们的公开透明度我不敢说有多少，但就我所知，无论在什么方面，只要敢造假，不管学术造假还是偷税漏税，一旦被发现，就全完了。”
其二便是社会环境。“国外的教授思想境界多数很高，”王尚旭感慨，“国外的教授来我们学校交流，有时候会带上夫人，但他们绝不会把夫人的机票用公费报销。”王尚旭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协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体制。
作为科研人员，王尚旭对学术交流有话说；作为教授，他同样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感触颇深。
三年前的政协会议上，王尚旭曾向农村城市教育差距“开火”。
“农村的教育质量和城市的简直没法比。农村偏远地区考上大学的人数与城市的相比，在急剧下降。该是还上从农村拿走的资源的时候了。”那次会议他说出这句话，某媒体评论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个公平是指，不应该从一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这个人的机会比另一个人的机会多。”王尚旭告诉我们。
然而这种不公平，却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教育界。“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王尚旭说，要改进这个问题，就要改变教育投资的方向。
反向投资，原为金融术语，指根据过去一段时间的股票收益率情况排序，买入过去表现较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较好的股票，从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策略。王尚旭说，为了教育公平，也应进行反向投资——“教育拨款、教育经费，越是艰苦的地方应该越多。”
“为什么中国出不来真正的大师？”提到教育对科研领域的影响，王尚旭忽然抛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然后，话题一转，他向记者问道：“你们看NBA吗？”
NBA选秀（NBA Draft）为一年一度的NBA球队挑选新球员的盛会。在选秀大会上，30支NBA球队都可以挑选想加入NBA的年轻球员。
“NBA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届打完比赛，下一届的NBA选秀是按球队的排名倒过来的次序选，就是最后一名的球队有先选的资格，”王尚旭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球队的实力差距不至于太悬殊，竞争更加激烈，比赛也能更加精彩。”
更重要的是，在各球队激烈的竞争下，涌现了一批迈克尔·乔丹、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篮球巨星。
“人都是有惰性的，”王尚旭说，“一个社会想要出人才，最好的方式是竞争，而且是公平竞争。”努力，便能胜出；不努力，便被淘汰，这是社会最初的形态。
很显然，现在的教育资源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很容易获取到优质资源，有的人用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什么出不来大师？有人觉得，要有伯乐去选择人才，然后加以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会成为大师。” 王尚旭说。
春秋战乱，涌现诸子百家；三国烽烟，出现遍地枭雄。当生存成为唯一法则，便回归了社会的最初状态，王尚旭认为，在这种努力便可得到回报的世界上，才能出现真正的英雄。
“我会为我的学生和科研团队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可这点力量太弱了。”他说，“需要大环境的形成。”
王尚旭指出，在他提出农村城市教育差距问题的三年来，对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政府开始有一些倾斜政策，即指标数目有所上升，而教育投资方向并无变化。
“像我们搞科研的，经常要出国交流，可现在实在是太被动了。”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王尚旭在为我们解读这一提案时，显得感触颇深，“之前的政协会议上也有人提这个事，所以我想今年还是以书面形式给相关人员提出来，供他们考虑。”
出国前审批手续过于繁琐
“咱们国家与国外的交往越来越多，特别在大概十年前到现在的这段时间。在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太理想的现象，比如利用出国的机会到处游玩、探亲等等。所以大概前二三年开始，国家对出国的事限制就比较严了。”
为遏制腐败现象，各级行政单位在近些年相继出台严格的公费出国限制措施，审批过程繁冗，限制颇多。“前两年还有对一个单位中的人员一年内出国次数的限制，”王尚旭说，“比如一个学校的校长，可能一年就给你一次的出国机会。”
抽取某个党政门户网站点开，可以看到，在其“因公出国审批”条例下，许可条件细化到6条。除了对出国人员身份的从属规定、对其公务目的的规定外，还有“要与其公职身份相称及任务相符，出国费用要严格控制在本单位年度经费预算之内”“不得擅自增加出境国家和地区”“不得擅自延长在境外时间”等要求。
“对防止乱出国肯定是有效果，但负面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王尚旭如此评价如今的出国审批条款，“举个例子，是我前不久从我国某高校的一名老教授那里听的。”
俄罗斯莫斯哥大学是俄罗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于1755年创办，距今已有260年的历史。一次，莫斯哥大学举办校庆活动，这名教授与一行人等受邀参加。
莫斯科大学那次的校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庆祝活动，以共同联欢为主；第二个阶段则是学术活动——以校庆为契机，组织各界学者前来进行学术演讲、学术讨论。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这位教授较之陪同人员的出境期限有所放宽。“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完了整个校庆的所有活动，而其他人只参与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未参加就急着回国了。”其他陪同人员，由于上层审批下来的时间所限，加之政策中“不得擅自延长在境外时间”这一要求，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活动。
遇见类似情况，审批人员能够随事制宜、灵活变通是理想情况，然而可行性却几乎为零。
“北京市那么多学校、那么多专业、那么多要出国交流的人，每个人的出国事宜、工作性质都不一样，逐一个性化处理，实在困难。”王尚旭解释道。
为了效率，审批人员只能严格按照规章中的条框制定时限。“无论你出国做什么，给你几天时间就是几天，不得逾时。”
实行“阳光化出国”政策
为了解释如何改进出国前审批政策过于繁琐的问题，王尚旭引申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制度上、思路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王尚旭说，“美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而中国的大学正好相反，是‘严进宽出’。”
在美国，进入高等院校求学并非难事，然而若想在4年内修得全部学分并取得毕业证，却变得不再容易。《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调查了1200余所美国高校后发现，这些学校本科学生4年毕业率平均下来只有40%。
与之相对，在中国，高考对广大考生来讲，是一道非常严格的关卡，然而通过了这道“难关”后，一切都变得轻松，在中国广大高等院校中，入学而不能毕业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像我们学校，比如一年录取了3000多名学生，4年下来不给毕业证的能有几个？我估计不会超过1%。”王尚旭说道。
两者的区别会导致什么样的差异？
“光凭借入学考试的分数，无法知道这个人是否适合在这一专业进行深入研究。你是否能成为人才？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入学考试那一刹便能得到答案，这是需要四年的学习过程才能回答的问题，”王尚旭说，“所以美国那边的判断机制更客观。”
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王尚旭提出的出国审批制度改进方案与美国高校的“宽进严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将这一方案也用了四个字来概括，即“管理后移”。
“比如我现在要申请出国，相关部门出来一个人说我这个事行还是不行，或整个路线对还是不对，这些是很难判断的，”王尚旭说，“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管得那么严。”
宽松审批，并非意味着放任腐败现象的发生。“我的建议是，改变一种管理方式。”
“比如这个人申请出国十天，既然是公费，那么钱属于公家、属于老百姓，因此他就有义务把这次出国所有的行程、所有的费用、取得的成果等，全部公开。”
王尚旭认为，放宽出国审批步骤，公开详细旅程、费用及其取得成果的好处有三点。第一，可以极大减少前期审批工作量，提高效率；第二，可让出国人员灵活掌握行程，避免出现错过学术交流等情况；第三，则是有利于让出国人员接受单位职工及各级纪检部门监督。
“在这样的监督下，还敢不敢造假，就看你的胆量了，”王尚旭笑说，“我估计一般人不敢。”相关部门的审查人员不一定对申请（出国）所涉业务熟悉，但内行一看便可一目了然。众目睽睽之下，造假确为难事。
“而且每年要抽查一批人，”王尚旭接着说，“如果发现了造假情况，严惩不贷，接下来的造假率还会降低。这样下来几年，我国的公费出国就会变得很规范。”
王尚旭介绍，从今年开始至刚刚下发文件这段时间，对学术交流有所放宽，但对官员出国的限制依然严格。“我的提案里为此专门写明，对出国政策的放宽不应该分专业、工作性质及其是否是领导干部。”
“就拿校长来说，你限制他干什么？现在都说要国际化大学，如果校长都不跟国外打交道、不国际化怎么能行？”王尚旭说，“实事求是说，交流越频繁越好。所以，只要有胆量把行程、费用、成果等等都公布出来，那么对官员也不要限制。” “可能会有人觉得麻烦”，谈及这一提案的可操作性，王尚旭谈道，“这是避免不了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国人员的自觉。”
曾感慨“农村孩子进城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落实到提案上短短几行字，是王尚旭在最近几年与同行们聊天中一些思维碎片汇总的结果。
“就我所知，别的国家很少有这么严格的审查制度，”王尚旭说，“有的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制度。”
国外对造假打击严厉，这是其一。“他们的公开透明度我不敢说有多少，但就我所知，无论在什么方面，只要敢造假，不管学术造假还是偷税漏税，一旦被发现，就全完了。”
其二便是社会环境。“国外的教授思想境界多数很高，”王尚旭感慨，“国外的教授来我们学校交流，有时候会带上夫人，但他们绝不会把夫人的机票用公费报销。”王尚旭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协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体制。
作为科研人员，王尚旭对学术交流有话说；作为教授，他同样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感触颇深。
三年前的政协会议上，王尚旭曾向农村城市教育差距“开火”。
“农村的教育质量和城市的简直没法比。农村偏远地区考上大学的人数与城市的相比，在急剧下降。该是还上从农村拿走的资源的时候了。”那次会议他说出这句话，某媒体评论其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个公平是指，不应该从一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这个人的机会比另一个人的机会多。”王尚旭告诉我们。
然而这种不公平，却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教育界。“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王尚旭说，要改进这个问题，就要改变教育投资的方向。
反向投资，原为金融术语，指根据过去一段时间的股票收益率情况排序，买入过去表现较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较好的股票，从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策略。王尚旭说，为了教育公平，也应进行反向投资——“教育拨款、教育经费，越是艰苦的地方应该越多。”
“为什么中国出不来真正的大师？”提到教育对科研领域的影响，王尚旭忽然抛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然后，话题一转，他向记者问道：“你们看NBA吗？”
NBA选秀（NBA Draft）为一年一度的NBA球队挑选新球员的盛会。在选秀大会上，30支NBA球队都可以挑选想加入NBA的年轻球员。
“NBA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届打完比赛，下一届的NBA选秀是按球队的排名倒过来的次序选，就是最后一名的球队有先选的资格，”王尚旭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球队的实力差距不至于太悬殊，竞争更加激烈，比赛也能更加精彩。”
更重要的是，在各球队激烈的竞争下，涌现了一批迈克尔·乔丹、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篮球巨星。
“人都是有惰性的，”王尚旭说，“一个社会想要出人才，最好的方式是竞争，而且是公平竞争。”努力，便能胜出；不努力，便被淘汰，这是社会最初的形态。
很显然，现在的教育资源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很容易获取到优质资源，有的人用尽一生也无法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什么出不来大师？有人觉得，要有伯乐去选择人才，然后加以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会成为大师。” 王尚旭说。
春秋战乱，涌现诸子百家；三国烽烟，出现遍地枭雄。当生存成为唯一法则，便回归了社会的最初状态，王尚旭认为，在这种努力便可得到回报的世界上，才能出现真正的英雄。
“我会为我的学生和科研团队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可这点力量太弱了。”他说，“需要大环境的形成。”
王尚旭指出，在他提出农村城市教育差距问题的三年来，对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政府开始有一些倾斜政策，即指标数目有所上升，而教育投资方向并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