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翔，1983年7月13日9点28分以9斤重的体格呱呱坠地。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取名方法是取单名、姓随父亲，再在名字里添上一个母亲的姓。我父亲叫刘学根，母亲叫吉粉花。按照这样的道理，我原本应该叫“刘吉”。显然，这个看似吉利的名字，因为与“留级”发音完全一样，被父亲极力否决掉。
　　在我印象中，我觉得自己是个需要表扬和鼓励的人，从小到大这都是我获取信心与动力的源泉。但成绩平平的我很难靠学习得到赞美，然而那时我并不甘心被忽略掉。记得在一次小学班干部选举中，我很想当个“官”，我知道“班长”和“学习委员”等官职和我沾不上边，就很识时务地自荐“体育委员”。但我除了是个子高高的小竹篙外，各方面都太不起眼了，根本没有“官相”，最终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这毕竟是件小事，但父亲当时鼓励我的那句话却至今难忘：“要想改变偏见的目光，就让自己变得耀眼起来！”在父亲的潜意识里，觉得我搞体育说不定能耀眼起来，但母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说到发急了，就“机关枪”似的冲着我爸嚷：“你想金牌想疯了，你有本事自己去拿呀！你让翔翔吃这份苦干什么？”
　　但父亲对儿子禀赋的判断无疑是对的，在区少体练了短短三年后我就顺利地升入了市少体，主练跨栏项目。然而，市少体的集体生活差点掩埋掉我的田径之梦。那时我是寝室年纪最小的，加上平时又不太爱说话，很快就沦为被欺负的对象。年纪大的室友每次训练回来，就会叫一声：“来，给我放松放松！”我就得上前，帮他按肩捶腿。到了后来，由于我成绩冒尖很快，又不怎么和别人一起疯玩，所以矛头似乎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大家都以拿我“开涮”为乐。有人会专门把我的自行车轮胎戳破，也有人会在我被子上浇水，有时候大家说好玩“世界大战”，但其实他们都约好了要一起来捉弄我，最后总是大家“叠罗汉”，而我总是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个。最过分的一次，是一个大我两岁的师兄，在一天早上，竟然把我的牙刷浸到小便池里！
　　那时候，我一周才回家一次，我嘴上虽不说，但家里人都察觉到我过得很不开心。父母就背着我去体校向年纪小的同学问明情况，然后每周等我回家就在饭桌旁给我讲一些为人处世的建议。但这种被其他队员欺负的状况一直没得到改善。
　　一个周日，父亲开车送我去市少体校，见我闷闷不乐，他手里打着方向盘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问我：“刘翔，你老实告诉爸爸，你是不是不想去？”我没有回答，只是眼含期盼地望着父亲，半晌才吱声：“你肯让我放弃训练吗？”
　　其实话一出口，已经表明我不想呆在市体校的决心。但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文化课已落下好多年，只有体育这条出路了。爸爸只要坚持让我呆在市体校，我就只能毫无反抗地继续忍受现状。
　　最终，父亲把我从体校转到了宜川中学，父亲对母亲道出良苦用心：“刘翔成才固然重要，但成人是前提。孩子继续在被压抑的环境中硬忍下去，对他的成长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甚至留下心理阴影。不如退一步，换换环境，让他缓一下，去普通中学上学读书。”
　　父亲的开明让我很感激，我在心中暗暗鼓劲：一定要為父亲争气！在宜川中学读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天6点起床，上午上课，装着满脑袋的题目头昏脑涨地去吃午饭，下午就回到区体校顾宝刚教练那儿去训练。这一练就练到傍晚六七点钟，训练完，人已经东倒西歪了。回家洗完澡，差不多晚上8点钟，这才开始做功课。让人欣喜的是，在宜川中学读书的日子里，我的文化课没落下，专项也没有荒废，比赛成绩不降反升。
　　宜川中学的这段岁月，对十五六岁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成长途中的一处心灵港湾。也正是父亲的这次“曲线战术”让我等到了孙海平教练的垂青，才会有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令世界瞩目的金牌，才会有2006年7月11日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上12秒88新世界纪录的诞生。
　　在我成长境遇中最困难、最想脱离压抑环境时，父母无比体谅的“缓一缓”，让我拥有了“柳暗花明”的新世界，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先成人后成才”的儿子。我想，我们彼此都是幸福的！（来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