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陶渊明的悲剧是从他做了所谓的隐士开始的。
　　鲁迅先生曾对陶渊明是否是隐士作了精辟的解说：“要在他们身上鉴赏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为什么呢？“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吗？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和诗翁，自称是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然自得的封翁或公子”，“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既然如此，那么陶先生在文学史上做的隐士就无非是外界无意赋予他的一道光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他的归隐。的确，陶渊明的归隐是源于他诗人气质无法与黑暗的官场融合，这显然意味着他的辞官并非为了做隐士，说得直白些，则是“不堪吏职”罢了。在辞去江州祭酒时陶渊明曾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不禁令人想到明代清官海瑞，同是职小官微的县令，同是对五斗米付之不屑，海瑞却能做到“长揖不跪”，既而“备好棺椁，为民请命”，而陶渊明却只有退隐，在自己的园子里发些“金刚怒目”的火气。据此看来，陶的退隐实在是做不来官的梯子和做不好官的口实。
　　陶渊明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能忍受“世俗久相欺”，认为自己是有羁绊的飞鸟，是囿于池中的游鱼，希望在归隐中得到解脱，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理使他的官做了辞，辞了做，文学史上记载：在写完《归去来兮辞》之后，陶渊明还出仕过刘裕的参军。由此可见，陶的归隐确是被迫——为自己所迫。这种自迫行为使他建塑了一路退去的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注定了他一生的精神悲剧。
　　陶渊明退隐田园之后，大量地写诗，大量地饮酒，希冀通过诗与酒醉倒理智与清醒，从而摆脱“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而达到一种心境的悠然与恬淡。可惜的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他最终也没能解脱自己，而只是将自己从一个囹圄搬到另一个囹圄。
　　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陶先生写诗本是为自己解愁，并未抱有传世之目的，因为没有功利目的，诗风则显得淳朴自然，没有矫饰之感，后人备加推崇，反而得以久远传世。我想，后世推崇的缘起自然也应该是其诗能解愁。这种解愁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人精神上的释然与舒放，却不会根治苦闷的症结，一旦读成了心结，便会产生释情习惯：一有愁闷便要作诗，不写则不足以舒情，只待写了才算平和，之后还要循环。不会有人因为读了田园诗而消解了愁苦，同样作了田园诗的陶渊明也不会因作了田园诗而得以超脱，苦还是苦，闷还是闷，陶渊明还是陶渊明。
　　举个简单的例子，陶诗中经常出现“鸟”的意象：“羁鸟恋旧林”、“飞鸟相与还”、“我欲因此鸟”、“望云惭高鸟”、“栖栖失群鸟”，鸟的自由飞翔牵动了诗人解脱羁绊的情愫而希望自己也能像鸟一样得到自由。若按理，陶辞官归隐后该是得到了“自由”，但他还一再慕鸟，说明诗人并未获得心灵的真正自由，他还有牵挂，还有对俗务的不能忘弃。他的忧虑有因光阴流逝的（《荣木》），有因儿子不肖的（《责子》），有因人生无常的（《形影神》），有因世间生死的（《拟挽歌辞》），更有因功名不遂的（《杂诗·白日沦西河》）。怀着如此之多的忧虑，诗人又怎么能够超脱、悠然、恬淡？又怎么能够成为飞鸟呢？实际上陶渊明始终未能以一只自由鸟儿的心态飞翔过，如果说诗人的确有一段飞翔期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只风筝。
　　太多的凄苦与不平让诗人走出官场却走不出心灵的孤独。在他著名的田园诗《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中，作者在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一幅劳动者晚归的美好图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写得清幽质朴，悠然陶然，但诗的结尾诗人却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升华了情感，超越了生活的画面，令人在他绝妙的劝慰中感受飘逸，感受超脱，感受从中飘散出来的悠长的叹息。“但使愿无违”，多么淡然的希望！多么沉重的叹息！
　　出世的不能出世，这正是陶渊明的悲剧。
　　也许，陶渊明的悲剧还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