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一书酝酿甚早，写作有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差不多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在这“尤难为怀”的“秋冬之际”，检视厚厚一摞近40万字的书稿时，感慨当然是有的，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关于此书之缘起，拙著《世说学引论》的《后记》已约略提及，其中有这么一段：
　　最初的题目是《世说学史论》，原先的计划是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外延及系统予以学理上的界定与分疏。二，梳理《世说》的传播、接受及研究史。三，对自己较有兴趣和心得的问题，如《世说》编撰、文体和接受等进行深入研究，拿出一些带有创意和个性的成果。当时的提纲分成两大部分：上篇为《世说学综论》，下篇为《世说学史略》。但很快就发现，这其实是两部书的内容，完成任何一部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史”的写作计划，而把精力集中在“论”上。这才有了这部《世说学引论》。
　　如今，作为“世说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当初的“世说学史略”，就要冠以《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之名付梓出版了。之所以要将“史略”改作“史论”，并非借“论”以自重，而是渊源有自，水到渠成。大抵学术史的写作，不得不建基于通贯而详审的研究之上，尤其对于《世说》这样内蕴丰厚的文本，历时的、线性的“史”的梳理固然不无必要，但于揭橥其文化旨趣和学术价值而言，终究不免显得单薄而乏力。故本书的写作，颇有一些自加难度的意思，私心总想摆脱文学史或小说史的通常视域，而试图在文化史、思想史甚至心灵史的观照之下，尽可能地拓展“世说学”的认识疆域与阐释空间。这当然并不容易。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随着研究和写作的渐次深入，最初的对于“史”的描述已经不能让我满足，因而不得不诉诸更为繁难的“论”。尤其是，每当发现前人研究中的疑点和疏失时，似乎也很难做到视若无睹和无动于衷，当初在“引论”中未曾充分发挥的探索欲时常冒进，难以遏止。于是，“史”和“论”之外，又不时辅之以“考”与“辨”；而基于“史实”的“事实判断”，也不得不让位于基于“史识”的“价值判断”。尽管，有些判断实在还有继续探究的必要，但那毕竟都是后话，而眼下的事实是，“史略”不得不改作“史论”了。
　　也正因如此，本书只能算是大致对“世说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名胜”做了一番“巡礼”，眼前露出海平面的，很可能不过是“冰山一角”。正如《世说》的文本结构好比一张“纲举目张”而又“疏密有致”的大网一样，本书的谋篇布局正是要编织一张“世说学”的大网，只是在具体操作中，虽不至于“挂一漏万”，却也远未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在章节与段落的“纲目”之间，依然留下了不少可供寻绎的“网目”和尚待填充的“空白”。甚至很多情况下，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和才疏学浅，以至于遗珠弃玉，甚至“网漏吞舟”，亦未可知。别的不说，因为遵循“不录存者”的古例（也不妨说是故意偷懒），当代“世说学”的研究，本书就多未涉及；而内容或许更为丰富的域外“世说学”部分，因为力有未逮，则干脆付之阙如了。
　　这当然不无遗憾。但转念一想，如果是无法弥补，也不想弥补的遗憾，也就算不上遗憾了。说到底，学术史的书写永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方兴未艾的“世说学”来说，恐怕尤其如此。更何况，在已经心有旁骛的我看来，本书的出版，不过是为了“圆梦”，为了给当年很多人看来不无孟浪的“世说梦”，画上一个不甚工稳的句号罢了。
　　是梦总会醒。像是一个技艺并不纯熟，而想象力过剩的工匠，我的“世说学”营构之梦，做了二十余年，现在终于到了“梦醒时分”。“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人生苦短，这样旷日持久而又五迷三道的“大梦”，一生又能做几回呢？
　　大梦如痴今已醒，雪泥鸿爪尚留痕。检点一下自己的“世说学”研究，主要工作大概可以分作三块：
　　一是文献整理。先后完成了《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清世说新语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19年）三书。
　　二是理论建构、文本新评和学术史梳理。先后完成了《世说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和《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三书。
　　三是社会传播和大众普及。陆续出版了《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上下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初版、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繁体版、修订本《世说三昧》由岳麓书社2016年出版）、《竹林七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中的奇风异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修订本《魏晋风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再版）。此诸书，版本错落，名目不一，其实亦可算是“三书”。
　　记得2012年《世说学引论》出版前夕，我特意在《后记》中提到“为了告别的纪念”。不意八九年过去，不仅没能与《世说》“告别”，反而不断有新的“约会”。2017年11月，我与河南师范大学李永贤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由我筹措资金，结集出版，是为《神超形越——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8年）。2018年底，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主持《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的编写，此书现已完成大半，2020年底或可问世。而前不久，又与果麦文化达成合作协议，开启了《世说新语》简注本的编注工作。如果算上这纯属“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三书，则我的“世说学工程”，独著加编著，恰可凑足“十二”之数。
　　这么“盘点”自己的“世说梦”，其实不无汗颜。以造屋建房为喻，这其中，有多少砖瓦不够牢固，多少梁柱尚显歪斜，多少房型未必合理，多少景观贻笑方家，也许只有“得失寸心知”了。
　　好在，他人以学术为“公器”，而我治“世说学”，却不免怀揣“私心”。无他，盖以姓刘之故也。私心常想：小子虽不才，既然忝为“卯金刀氏”，则“二刘”（义庆、孝标）之事，岂非“自家事”？如此一来，此役虽苦，却属“公私兼顾”，自然勉力而为，乐此不疲。至于功过是非，冥顽如我，疏狂如我，微末如我，也只能忽略不计了。人常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在我，是只要忙忙碌碌，不教一日闲过便好，只要专注一事，不为世变所扰便好。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上文说我已心有旁骛，还真不是诳语。早在十余年前，因为教学的关系，我的兴趣便已开始转移，另一部经典向我展示了比《世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魅力，让我念兹在兹，欲罢不能。这部经典，就是《论语》，也只能是《论语》。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魏晋到先秦，从玄学到儒学，从老庄到孔孟，或者说，从“自然”到“名教”，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正如谢安所说“其间亦迩”，也如桓温所谓“咫尺玄门”。我从《世说新语》上溯至《论语》，绝非“搭错车”或“敲错门”，而完全可算是沿波讨源，振叶寻根。于我而言，从“世说学”到“论语学”，并非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一门学问到另一门学问那么简单，而是，从对于“情境”和“意境”的盘桓和迷恋，渐次转入对“理境”和“道境”的体贴和证悟。或者说，是“自家事”告一段落，转而开始关注“大家事”了。这“双语”的磨合与激荡，不仅是学术探究的进境，也是生命体验的转关，其中的万千风景与微妙愉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的求学之路，其实只是一路好奇，一路结缘，一路做梦。我就是想知道，还有哪些书、哪些人与我有缘？古典今典，古贤今贤，哪些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哪些属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许，我只能再接受一次“催眠”，并潜入另一个“造梦空间”——此时此刻，已然在“痴人说梦”了。
　　（作者系同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