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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作视角的选择反映着作者叙述的智慧，也极大地影响着一部叙事作品的整体建构。儿童视角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叙述策略，观照下的小说文本价值不言而喻。儿童视角小说篇目在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小说选文中占比较大，并就其本身而言，儿童视角小说的教学价值在于独特的儿童叙述语调以及所营造的情感风貌，教师应该把儿童视角作为教学抓手，重视和发掘儿童视角小说独有的教学价值。结合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编的儿童视角小说篇目，通过对文本叙事特征和编者编排特点的分析，得出该类文本的教学建议，以期为语文教师的解读提供帮助。
一、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儿童视角小说叙事特征分析
“儿童视角”一般意义上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儿童视角小说使儿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以其独有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及言语表达等去观察和诠释成人世界，营造了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调和情感风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入的儿童视角教读小说包括《最后一课》《社戏》《故乡》《我的叔叔于勒》《孔乙己》、自读小说有《台阶》《孤独之旅》。
（一）兩种形态的叙事主体
叙事主体作为叙事过程中内容的讲述者，其选择影响着小说的叙事建构和内在意蕴，也指引着叙事接受者（即读者）对叙事主体形象的把握。儿童视角小说的叙事主体“依据儿童所‘视’不同，将运用儿童视角现代小说分为两类：一种类型是向内看，着重对儿童生活以及儿童特有体验的反映。一种类型是向外看，由儿童来看千奇百怪人生，揭示社会问题。”[2]“内”与“外”两种姿态叙事主体的呈现，反映出该类文本叙述的不同侧重点。“内在形态”的儿童视角小说主要以儿童自身的经历为出发点，着重突出儿童的童年生活以及特有体验。《社戏》塑造了天真活泼的儿童形象来实现作者对自身童年的回忆抒写;《最后一课》则通过写“我”在特定情境下的“成长转变”来体现作者独特的创作构思。作家在对童年的朦胧回忆中，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生存世界，完成了对生命的重构。这类文本往往以“我”为中心，带有自述的特征，儿童成为被着力表现的对象。“外在形态”的儿童视角小说则要深沉得多，其立足点于社会现实，作者操纵儿童形象充当故事的“见证者”或是“旁观者”，采用儿童的思维及话语特征来审视成人世界，通过儿童的眼睛揭示社会问题，真实鲜明地折射生存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有了“回环”的叙述意味。钱理群认为鲁迅选择“小伙计”充当《孔乙己》的叙述者，意味是丰富的。“这一选择形成了小说三个层次‘被看/看’结构：先是‘孔乙己’与‘酒客、掌柜’，再是‘叙述者’与‘小说人物’，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3]外在形态叙述者的选择构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叙述“网络”，展现不同形态的社会现实，反映出真实的生存世界，还使文本呈现出“回环”特征和美学意味。
（二）双重叙事话语系统的交织
文本中的儿童视角展现的是成人世界，是成人的写作意图依附儿童叙事文本用以观察和反映的载体，但把儿童作为文本的叙述者来审视成人的世界，以他者的眼光建构和审视成人的世界，便存在着儿童与成人双重世界的对立与互染，必然会建构起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系统：“成人与儿童两重世界的明暗交织、双重话语的显微错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复。”[4]构成了作品中的复调叙事，即儿童叙述者显性的话语特征作为主体形式呈现在小说的表层， 而在叙述中还夹杂着成人隐性审视、批判的眼光，呈现出双重审美意味。《故乡》里儿童的“我”关于故乡的记忆停留在“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5]一幅神异的图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故乡和闰土都是美好的、有生命力的;如今的故乡在成年的“我”看来，故乡已经“没有一些活气”，闰土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成人与儿童叙事话语的交错，使得悲凉、无奈的情感得到了有力的宣泄，闰土的那一句“老爷”才有如此撼人心魄的作用。同样， 《社戏》中“我”若没有儿童时期和小伙伴们愉快的看戏经历，便不会将成年后的看戏经历视作“冬冬喤喤之灾”，这也构成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复，文本呈现出丰厚的意蕴。
（三）儿童思维和话语特征的叙事方式
儿童视角建构的小说文本，叙述者一般来说是儿童本身或是操纵儿童形象的成人，但无论是哪种身份，小说的叙述都是以儿童的思维特征来进入叙事系统的。在思维特征上，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非理性、原始思维的局限，儿童对世界的把握也仅停留在直观认知阶段，较于成人多了几分纯粹和清晰。正如《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菲利普夫妇对亲弟弟于勒从“坏蛋、流氓”到“正直、有良心、有办法的人”再到“这个贼”三次的称呼转变，展现了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冷酷，揭露了成人社会的丑陋现实，而“我”眼里的于勒只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在“我”有限的直观认知中，于勒就是“我的叔叔”、我的亲人而已，相较于成人而言，审视世界的角度多了几份单纯、清晰。在话语特征上，儿童视角小说叙述话语主要以陈述为主的简短句运用， 拙于句式的灵活变换， 勤于运用句子的反复。《社戏》中，六一公公问“戏可好？豆可中吃？”“我”都只说了“好，很好”，以及文中“钓虾”一事被反反复复写道;《孔乙己》里一再被提及的“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无一不体现了简短、反复的儿童话语特征。儿童语言能力弱导致缠夹不清的重复，却促成了某种节奏和韵律，使文本空间的重要表达工具——语言不至于呈现零散的态势，便于叙事接受者对文本的整体把握。
（四）片段式的叙事结构
儿童视角小说叙事结构所呈现的样式契合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提出的“断片理论”，他认为：“在我们同过去相逢时，通常有某些断片存在于其间，它们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是布满裂纹的透镜，既揭示所要观察的东西，也掩盖他们。”[6]由于这类小说一般都带有回忆性质，而记忆又总是以碎片形式存在，导致小说的故事情节经常有意无意被淡化，逻辑线索也不明晰，以回忆为机制的文本必然包含着“断裂的碎片”，且儿童思维单纯薄弱的特征，是一种以细节来审视生活的方式，使得他们难以构建起宏大复杂的叙事结构体系。如《孤独之旅》中没有设置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感受不到激烈的矛盾，故事发展沿着杜小康心理变化，在“一场暴风雨后”战胜了恐惧和孤独，觉得自己“突然地长大了，坚强了”。儿童视角的参与，使得故事的呈现失去了外在的张力，变成了娓娓道来的讲述。《孔乙己》一文也不存在情节环环相扣的发展，关于孔乙己的事情都是被“片段式”地进行叙述，如“孔乙己被取笑;孔乙己和孩子说话;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叙述过程中的时间词总是带着不确定性，如“一到店”“有机会”以及“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等不确切的表达，不能组构成有线性的时间顺序。因此，在儿童视角的限制下，一切在成人叙事下可能会出现的情节硬度都被似有若无地淡化，只是在娓娓的讲述中，使得情节趋向于零散、平稳，呈现出一个温情平缓而又有文化意味的小说世界。 （五）深刻、严肃的叙事主题
儿童视角作为成人写作的一种叙事策略，成人运用该策略来模仿儿童，不仅仅是为展示儿童生活情趣，更重要的是实现对现实世界进行有力的揭示，隐喻着成年人的写作意图。王黎君对此有过论述：“儿童视角都并非专写儿童生活， 最终呈现的依然是成人的形象成人的故事， 其中隐喻的主题也是严肃而深刻的。”[7]作者设置儿童作为外在世界的观察者，其意图是借助儿童内部几乎未受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侵染的生命原生体验，展现着儿童视野下成人的世态人生，儿童承担的只是观察者的责任，建构起的仍是严肃、深刻的社会主题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借用“我”所看到的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三次大转变，讽刺了虚伪冷漠的人情社会以及对金钱至上主义的批判。《社戏》《故乡》也在儿童与成人世界的不对等中表达对成年人生存世界的思考与批判。因此，儿童视角小说中成人眼光的隐匿并不意味着作家试图规避小说创作的文学主题（即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运用儿童的视角这一种边缘化的叙事，以儿童“去蔽”的眼光来呈现斑驳杂陈的成人世界，达成更为深刻的叙事主题。
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儿童视角小说编排特点解读
（一）儿童视角小说总体编排情况分析
通过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小说文本的梳理，儿童视角小说共入选七篇。
注：七年级下册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一、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儿童视角小说叙事特征分析
“儿童视角”一般意义上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儿童视角小说使儿童充当小说的叙述者，以其独有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及言语表达等去观察和诠释成人世界，营造了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调和情感风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入的儿童视角教读小说包括《最后一课》《社戏》《故乡》《我的叔叔于勒》《孔乙己》、自读小说有《台阶》《孤独之旅》。
（一）兩种形态的叙事主体
叙事主体作为叙事过程中内容的讲述者，其选择影响着小说的叙事建构和内在意蕴，也指引着叙事接受者（即读者）对叙事主体形象的把握。儿童视角小说的叙事主体“依据儿童所‘视’不同，将运用儿童视角现代小说分为两类：一种类型是向内看，着重对儿童生活以及儿童特有体验的反映。一种类型是向外看，由儿童来看千奇百怪人生，揭示社会问题。”[2]“内”与“外”两种姿态叙事主体的呈现，反映出该类文本叙述的不同侧重点。“内在形态”的儿童视角小说主要以儿童自身的经历为出发点，着重突出儿童的童年生活以及特有体验。《社戏》塑造了天真活泼的儿童形象来实现作者对自身童年的回忆抒写;《最后一课》则通过写“我”在特定情境下的“成长转变”来体现作者独特的创作构思。作家在对童年的朦胧回忆中，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生存世界，完成了对生命的重构。这类文本往往以“我”为中心，带有自述的特征，儿童成为被着力表现的对象。“外在形态”的儿童视角小说则要深沉得多，其立足点于社会现实，作者操纵儿童形象充当故事的“见证者”或是“旁观者”，采用儿童的思维及话语特征来审视成人世界，通过儿童的眼睛揭示社会问题，真实鲜明地折射生存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有了“回环”的叙述意味。钱理群认为鲁迅选择“小伙计”充当《孔乙己》的叙述者，意味是丰富的。“这一选择形成了小说三个层次‘被看/看’结构：先是‘孔乙己’与‘酒客、掌柜’，再是‘叙述者’与‘小说人物’，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3]外在形态叙述者的选择构建起了错综复杂的叙述“网络”，展现不同形态的社会现实，反映出真实的生存世界，还使文本呈现出“回环”特征和美学意味。
（二）双重叙事话语系统的交织
文本中的儿童视角展现的是成人世界，是成人的写作意图依附儿童叙事文本用以观察和反映的载体，但把儿童作为文本的叙述者来审视成人的世界，以他者的眼光建构和审视成人的世界，便存在着儿童与成人双重世界的对立与互染，必然会建构起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系统：“成人与儿童两重世界的明暗交织、双重话语的显微错杂、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复。”[4]构成了作品中的复调叙事，即儿童叙述者显性的话语特征作为主体形式呈现在小说的表层， 而在叙述中还夹杂着成人隐性审视、批判的眼光，呈现出双重审美意味。《故乡》里儿童的“我”关于故乡的记忆停留在“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5]一幅神异的图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故乡和闰土都是美好的、有生命力的;如今的故乡在成年的“我”看来，故乡已经“没有一些活气”，闰土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成人与儿童叙事话语的交错，使得悲凉、无奈的情感得到了有力的宣泄，闰土的那一句“老爷”才有如此撼人心魄的作用。同样， 《社戏》中“我”若没有儿童时期和小伙伴们愉快的看戏经历，便不会将成年后的看戏经历视作“冬冬喤喤之灾”，这也构成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往复，文本呈现出丰厚的意蕴。
（三）儿童思维和话语特征的叙事方式
儿童视角建构的小说文本，叙述者一般来说是儿童本身或是操纵儿童形象的成人，但无论是哪种身份，小说的叙述都是以儿童的思维特征来进入叙事系统的。在思维特征上，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儿童非理性、原始思维的局限，儿童对世界的把握也仅停留在直观认知阶段，较于成人多了几分纯粹和清晰。正如《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菲利普夫妇对亲弟弟于勒从“坏蛋、流氓”到“正直、有良心、有办法的人”再到“这个贼”三次的称呼转变，展现了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冷酷，揭露了成人社会的丑陋现实，而“我”眼里的于勒只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在“我”有限的直观认知中，于勒就是“我的叔叔”、我的亲人而已，相较于成人而言，审视世界的角度多了几份单纯、清晰。在话语特征上，儿童视角小说叙述话语主要以陈述为主的简短句运用， 拙于句式的灵活变换， 勤于运用句子的反复。《社戏》中，六一公公问“戏可好？豆可中吃？”“我”都只说了“好，很好”，以及文中“钓虾”一事被反反复复写道;《孔乙己》里一再被提及的“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无一不体现了简短、反复的儿童话语特征。儿童语言能力弱导致缠夹不清的重复，却促成了某种节奏和韵律，使文本空间的重要表达工具——语言不至于呈现零散的态势，便于叙事接受者对文本的整体把握。
（四）片段式的叙事结构
儿童视角小说叙事结构所呈现的样式契合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提出的“断片理论”，他认为：“在我们同过去相逢时，通常有某些断片存在于其间，它们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是布满裂纹的透镜，既揭示所要观察的东西，也掩盖他们。”[6]由于这类小说一般都带有回忆性质，而记忆又总是以碎片形式存在，导致小说的故事情节经常有意无意被淡化，逻辑线索也不明晰，以回忆为机制的文本必然包含着“断裂的碎片”，且儿童思维单纯薄弱的特征，是一种以细节来审视生活的方式，使得他们难以构建起宏大复杂的叙事结构体系。如《孤独之旅》中没有设置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感受不到激烈的矛盾，故事发展沿着杜小康心理变化，在“一场暴风雨后”战胜了恐惧和孤独，觉得自己“突然地长大了，坚强了”。儿童视角的参与，使得故事的呈现失去了外在的张力，变成了娓娓道来的讲述。《孔乙己》一文也不存在情节环环相扣的发展，关于孔乙己的事情都是被“片段式”地进行叙述，如“孔乙己被取笑;孔乙己和孩子说话;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叙述过程中的时间词总是带着不确定性，如“一到店”“有机会”以及“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等不确切的表达，不能组构成有线性的时间顺序。因此，在儿童视角的限制下，一切在成人叙事下可能会出现的情节硬度都被似有若无地淡化，只是在娓娓的讲述中，使得情节趋向于零散、平稳，呈现出一个温情平缓而又有文化意味的小说世界。 （五）深刻、严肃的叙事主题
儿童视角作为成人写作的一种叙事策略，成人运用该策略来模仿儿童，不仅仅是为展示儿童生活情趣，更重要的是实现对现实世界进行有力的揭示，隐喻着成年人的写作意图。王黎君对此有过论述：“儿童视角都并非专写儿童生活， 最终呈现的依然是成人的形象成人的故事， 其中隐喻的主题也是严肃而深刻的。”[7]作者设置儿童作为外在世界的观察者，其意图是借助儿童内部几乎未受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侵染的生命原生体验，展现着儿童视野下成人的世态人生，儿童承担的只是观察者的责任，建构起的仍是严肃、深刻的社会主题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借用“我”所看到的菲利普夫妇对于勒态度的三次大转变，讽刺了虚伪冷漠的人情社会以及对金钱至上主义的批判。《社戏》《故乡》也在儿童与成人世界的不对等中表达对成年人生存世界的思考与批判。因此，儿童视角小说中成人眼光的隐匿并不意味着作家试图规避小说创作的文学主题（即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运用儿童的视角这一种边缘化的叙事，以儿童“去蔽”的眼光来呈现斑驳杂陈的成人世界，达成更为深刻的叙事主题。
二、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儿童视角小说编排特点解读
（一）儿童视角小说总体编排情况分析
通过统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小说文本的梳理，儿童视角小说共入选七篇。
注：七年级下册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