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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置秘书监，促进了明初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自洪武中期废黜秘书监后，只设置两员典籍掌管宫廷的藏书，由此造成明代宫廷藏书管理力量的极大削弱，带来了征书活动减少、书目编排混乱、藏书楼屡次被火、图籍失窃及损毁严重等后果，致使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
关键词 明代，秘书监，宫廷藏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10-05
我国古代藏书之风盛行，宫廷藏书与私家藏书构成整个古代藏書史的两大主流。尤其是宫廷藏书，对古籍文献的典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秘书监制度的形成，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明初由于政治斗争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大力改革官僚体制，秘书监一职也遭到废黜，由此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一、秘书监的设置及废黜
秘书监制度，是我国古代为适应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及典籍文献管理需要，形成的职官制度之一，“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①在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②三国时期官制承袭东汉，在秘书监之下，配置秘书丞等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职官；晋惠帝时，将其设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增配工作人员，扩大职权范围；隋朝科举取士制度的实行推动藏书事业的发展，“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后又改监、少监并为令”，③这一时期秘书监由职官名称演变为官署名称，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唐代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图书大量刊行，藏书文化事业呈现出兴盛繁荣景象，唐代借此进一步完善图书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秘书监的选任标准也得到了提高；宋元时期基本沿袭前代，但馆阁、翰林院与秘书监并立，使得秘书监职能发生一些变化；明初沿袭元制，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④后因左丞相胡惟庸之案发，致使朱元璋对明代官制进行改革，废除中书省，洪武十三年七月又革除秘书监一职，“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⑤秘书监废黜后，虽置典籍掌管图书，但相对于秘书监专事管理图书之职能，其对图书的管理能力大大削弱，明代宫廷藏书建设由此受到重创。
二、秘书监废黜对明代宫廷藏书管理的影响
秘书监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正式设立，直至明朝洪武十三年罢废，历经一千二百多年。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秘书监全面负责典籍文献的搜求、典藏、校勘、编目等工作，充分发挥其管理藏书的显著作用，从而促进宫廷藏书事业的健康发展。明初废黜秘书监后，宫廷藏书长期处于无专人管理的状态，自然原因以及人为因素都给明代宫廷藏书带来巨大损失。
朱元璋废黜正六品的秘书监后，设从八品的典籍二员，掌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不但品级大为降低，人数上更是减少为两人，致其对于宫廷藏书管理的能力大幅下降，而典籍“中史传宣索书即启钥，以上时时得燕见”，①其听命于翰林院官员调遣差使的职责，更是让他们无暇管理图书。明人丘濬指出：“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②文渊阁乃明代官府的主要藏书之处。而自明代永乐后内阁制度逐渐形成，文渊阁几乎成为内阁的办公楼，原来的藏书更谈不上得到尽心管理了。
（一）搜书活动减少
我国古代藏书虽特别丰富，但在管理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自然原因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国家为扩充宫廷藏书，会组织征书活动，秘书监作为掌管国家图书的职官自然肩负此重任。北魏秘书丞孙惠蔚上任后，建议宣武帝“广加推寻，搜求令足”，③征书效果显著，北魏在北朝诸国中藏书业最为发达；隋代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④隋代嘉则殿三十七万卷藏书被公认为我国历史最高纪录；唐太宗时，“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⑤使唐代宫廷藏书呈现兴盛之象。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在扩充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开创者是太祖朱元璋。他虽是布衣出身的天子，但却意识到书籍对于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后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⑥同时“命苏、松、江、浙等处取前省院诸司在库书籍解京”。⑦明初收到的最大一笔藏书来源于元廷。洪武二年，“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⑧关于这批书籍的数量，周应宾《旧京词林志》称：“二年克燕，又令取北平府前元书籍数万卷（凡二千余部）解京。”大将军徐达在攻克大都后，完好地保存了这批宫廷密藏，并将其全部运往南京。稍后，朱元璋再一次下诏收求图书，“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⑨以上是朱元璋政权建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求书活动。可见当时统治者十分注重藏书的收集，负责征书的秘书监也充分履行其职能。
永乐时期，秘书监一职虽不复存在，但由于撰写《永乐大典》的需要，朝廷仍广泛地开展征书活动，此时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并未十分凸显。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求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⑩
正是朱棣以书为宝、“积书亦欲遗子孙”的观念，使得永乐朝的征书活动成效显著。但自此次求书后，有关明廷征书的记载明显减少。弘治时丘濬指出：“数十年来……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輥？輯？訛于慎行认为“汉、唐、宋开国之初，皆尝博求遗书”，而“本朝则不及远矣”。？輥？輰？訛这一时期不少士大夫曾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收书的请求，如“大学士丘濬奏请访求遗书”，？輥？輱？訛竟无任何结果。嘉靖时御史徐九皋亦曾提出搜书建议，明人沈德符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赉。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旨。时夏贵溪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从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咈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贮板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①
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一心向玄的嘉靖皇帝认为读书无甚用处，征书是迂缓不急之事，这同明初二祖求书若渴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就不难理解明中叶宫廷藏书的衰败之势了。明末梁维枢“尝请下献书之令，以备典章缺失”，②但这些请求基本都无疾而终或半途而废，这固然与明朝那些不嗜读书的统治者有很大关系，但无专职人员的组织也逃脱不了干系。
（二）图书分类编目混乱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藏书的分类编目，将分类编目作为图书管理的首要工作。西晋秘书监荀勖编撰的《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编次，成为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四部分类官修目录；南齐秘书郎王俭撰《元徽四部书目》；唐秘书监马怀素著《群书四部录》；南宋秘书监陈骙编《中兴馆阁书目》等。自秘书监设立以来，所组织的校书编目活动：魏吴两晋六次、南北朝十次、隋唐七次、宋代五次，所主持修撰的官录：魏晋南北朝九部、隋有三部。不难看出，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均有计划有措施地对宫廷藏书进行分类编目。
但有明一代对于图书的编目管理等事宜颇显懈怠。自洪武兴建文渊阁等藏书机构至正统前，未见有官府藏书目录问世。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主持编定的《文渊阁书目》是明代最早的宫廷藏书目录。该目录虽独创千字文编号，但其缺点也非常显著。明人评价“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③近人张升认为《文渊阁书目》缺点有三：著录的藏书有遗漏、编制方法过于简单、分类不尽合理。④这些反映出秘书监的废除对藏书的分类整理有一定消极影响。此次编定书目后，数十年间宫廷藏书又处于无人整理的状态，故丘濬称：“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⑤他忆及二祖时期宫廷藏书的盛况，对当时官府藏书无人打理的现状深感忧虑，要求对藏书进行整理，“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⑥明孝宗对其意见虽“嘉纳之”，而究“未能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大理寺孙传能、中书舍人张萱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清理，编成《内阁书目》八卷。将该书与撰于一百多年前的《文渊阁书目》进行对比，原有的藏书散亡之比例竟至“十无二三”的程度了，尤其是珍贵的宋元旧版丢失殆尽，其所著录者多为成化、弘治时人刻印的书籍。由此可见在明代废黜秘书监后，无专人管理的宫廷藏书损失之惨烈程度。
（三）图书出借管理制度松懈，偷窃成风
古代藏书虽以藏为主，但亦具有供人阅读的功能。宫廷藏书除了为皇帝阅览提供方便外，也供其他皇室成员、大臣阅览和使用，甚至可能被带离文渊阁和皇宫。北宋中期以后，藏书出借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明确了借阅图书“先批薄，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遗”⑦的严格程序，而且秘书监还需定期检查清点馆藏图书。元代秘书监“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⑧没有皇帝圣旨或中书省指示不能随便调阅，调阅重要的书籍图画要实行两人开封制度，防止其丢失。秘书监在图书保存与流通管理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秘书监在洪武时期被撤销后，导致专职人员缺乏，对图书的保存与流通疏于管理，各种损毁图书的现象非常严重。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揭示了明后期宫廷藏书管理的严重混乱局面：
文渊阁藏书皆宋元秘阁所遗，虽不甚精，然无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赀生，既不知爱重，阁老亦漫不检省，往往为人取去。余尝于溧阳马氏楼中见种类甚多，每册皆有文渊阁印。乙丑既入馆阁，师王荆石先生谓余与焦弱侯曰：“君等名为读中秘书，而不读中秘书，何为？吾命典籍以书目来，有欲观者，可列其目以请。”少倾典籍果以书目来，仅四册；见余所见马氏书，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则又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讯之，则曰：“丙戊馆中诸公领出未还故也。”时馆长彭肯亭烊已予告归，无从核问。试以讯院吏，院吏曰：“今在库中。”余大喜，亟命出诸库，视之，则皆易以时刻人事书，非复秘阁之旧矣。余亟令交还典籍，典籍亦朦胧收入。今所存千万分之一，然犹日销月耗，无一心留心保护者。不过十年，必至无片纸只字乃已。①
该书所记乃万历时宫廷藏书的状况。作者明确将文渊阁珍本图书的流失，归之于典籍“不知爱重”和阁老“亦漫不检省”。其所描述的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真是触目惊心，印有“文渊阁印”的图书公然陈列于私家藏书楼中，载录馆阁藏书的书目仅区区四册，即便如此，被录入书目者也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一些珍贵的典籍甚至被人采用调包计以时人所刻之书冒充，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当然，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不只限于万历时期，明清时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如《茶余客话》记嘉靖时朝廷要员借书不还，管理官员监守自盗的现象：“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宋刻精本。”②明末史家张岱亦曾以身边亲属为例，记录了获取官书之易：其三叔张炳芳，号三峨，“天启丁卯，不携寸镪走京师，以一席言，取内阁秘书如取诸寄”。③可见，明初废除秘书监后，设典籍隶属于翰林院，其专业性和责任心都大为削弱，偷盗图书，借阅不还的状况几成常态。
（四）藏书条件恶劣，损毁严重
我国古代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很早就修造坚固的石室金匮作为藏书之所。石室指用石头修筑的房子，金匮指用金属封缄的柜子。《汉书·高帝纪》谓：“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释为“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④此后，以石室金匮保管档案文书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明代虽亦沿袭前代设立藏书之所，但在明人看来，由于管理不到位，所建立的藏书设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丘濬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尽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木土比又能扞格水火，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所谓后世，当指其生活的明代。沈德符也称，明代文渊阁“其地既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⑤恶劣的条件加速了明代宫廷藏书的衰败。
曝书是古代防止典籍潮湿霉变和生虫的有效方法，宋元时期即已立制定期曝书，而到明代竟也不得施行。随着明廷图书管理日益失序，专门晾晒书籍之地也被占用，“或占空地为圃，以致板无晒处，湿损模糊，甚或劈经板以御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水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片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⑥书籍不能得到晾晒，致其霉湿虫蛀，长期积累下来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明晚期谢肇淛曾描述了受虫鼠之害与管理不善的内府藏书：“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蟫之腹，入胠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⑦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宫廷藏书，竟衰颓以至于不及私家藏書，可见其衰落之甚！
此外，明宫殿回禄之祸频繁，对藏书造成的损害不可谓不大。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①所幸大学士杨荣指挥侍卫搬书至东华门外，藏书未全部烧毁。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南内火灾，文渊阁所藏之书，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戍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③而万历一朝尤甚，万历二十五年三殿灾，致修史之事暂停。频繁的火灾并没让统治者警醒，未深究起火原因，而是将之归于象纬，火灾经常发生就不足为怪了。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掌管国家图书的官职，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初朱元璋废黜秘书监后，只设立隶属于翰林院的典籍二名，使得明代宫廷藏书的管理力量遭到削弱，管理的专业性降低，这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而宫廷藏书事业并没有随之出现兴旺发达的景象，在藏书的质量和数量上得到提升，反而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衰颓之势，许多珍贵的典籍散佚损毁，藏书的数量也大为下降，这固然与纷争祸乱等不可抗因素有直接关系，但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吴德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史、中国史学史研究。
单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明代，秘书监，宫廷藏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10-05
我国古代藏书之风盛行，宫廷藏书与私家藏书构成整个古代藏書史的两大主流。尤其是宫廷藏书，对古籍文献的典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秘书监制度的形成，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明初由于政治斗争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大力改革官僚体制，秘书监一职也遭到废黜，由此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一、秘书监的设置及废黜
秘书监制度，是我国古代为适应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及典籍文献管理需要，形成的职官制度之一，“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①在我国藏书事业的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始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②三国时期官制承袭东汉，在秘书监之下，配置秘书丞等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的职官；晋惠帝时，将其设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增配工作人员，扩大职权范围；隋朝科举取士制度的实行推动藏书事业的发展，“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后又改监、少监并为令”，③这一时期秘书监由职官名称演变为官署名称，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唐代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图书大量刊行，藏书文化事业呈现出兴盛繁荣景象，唐代借此进一步完善图书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秘书监的选任标准也得到了提高；宋元时期基本沿袭前代，但馆阁、翰林院与秘书监并立，使得秘书监职能发生一些变化；明初沿袭元制，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④后因左丞相胡惟庸之案发，致使朱元璋对明代官制进行改革，废除中书省，洪武十三年七月又革除秘书监一职，“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⑤秘书监废黜后，虽置典籍掌管图书，但相对于秘书监专事管理图书之职能，其对图书的管理能力大大削弱，明代宫廷藏书建设由此受到重创。
二、秘书监废黜对明代宫廷藏书管理的影响
秘书监自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正式设立，直至明朝洪武十三年罢废，历经一千二百多年。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秘书监全面负责典籍文献的搜求、典藏、校勘、编目等工作，充分发挥其管理藏书的显著作用，从而促进宫廷藏书事业的健康发展。明初废黜秘书监后，宫廷藏书长期处于无专人管理的状态，自然原因以及人为因素都给明代宫廷藏书带来巨大损失。
朱元璋废黜正六品的秘书监后，设从八品的典籍二员，掌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不但品级大为降低，人数上更是减少为两人，致其对于宫廷藏书管理的能力大幅下降，而典籍“中史传宣索书即启钥，以上时时得燕见”，①其听命于翰林院官员调遣差使的职责，更是让他们无暇管理图书。明人丘濬指出：“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②文渊阁乃明代官府的主要藏书之处。而自明代永乐后内阁制度逐渐形成，文渊阁几乎成为内阁的办公楼，原来的藏书更谈不上得到尽心管理了。
（一）搜书活动减少
我国古代藏书虽特别丰富，但在管理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自然原因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国家为扩充宫廷藏书，会组织征书活动，秘书监作为掌管国家图书的职官自然肩负此重任。北魏秘书丞孙惠蔚上任后，建议宣武帝“广加推寻，搜求令足”，③征书效果显著，北魏在北朝诸国中藏书业最为发达；隋代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④隋代嘉则殿三十七万卷藏书被公认为我国历史最高纪录；唐太宗时，“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⑤使唐代宫廷藏书呈现兴盛之象。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在扩充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开创者是太祖朱元璋。他虽是布衣出身的天子，但却意识到书籍对于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早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即“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后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⑥同时“命苏、松、江、浙等处取前省院诸司在库书籍解京”。⑦明初收到的最大一笔藏书来源于元廷。洪武二年，“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⑧关于这批书籍的数量，周应宾《旧京词林志》称：“二年克燕，又令取北平府前元书籍数万卷（凡二千余部）解京。”大将军徐达在攻克大都后，完好地保存了这批宫廷密藏，并将其全部运往南京。稍后，朱元璋再一次下诏收求图书，“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⑨以上是朱元璋政权建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求书活动。可见当时统治者十分注重藏书的收集，负责征书的秘书监也充分履行其职能。
永乐时期，秘书监一职虽不复存在，但由于撰写《永乐大典》的需要，朝廷仍广泛地开展征书活动，此时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并未十分凸显。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求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⑩
正是朱棣以书为宝、“积书亦欲遗子孙”的观念，使得永乐朝的征书活动成效显著。但自此次求书后，有关明廷征书的记载明显减少。弘治时丘濬指出：“数十年来……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輥？輯？訛于慎行认为“汉、唐、宋开国之初，皆尝博求遗书”，而“本朝则不及远矣”。？輥？輰？訛这一时期不少士大夫曾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收书的请求，如“大学士丘濬奏请访求遗书”，？輥？輱？訛竟无任何结果。嘉靖时御史徐九皋亦曾提出搜书建议，明人沈德符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嘉靖中叶，御史徐九皋上议，欲查历代艺文志书目参对，凡经籍不备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誊写，原本给还，且加优赉。又乞上御便殿，省阅章奏，处分政事，赐见讲读诸臣，辨析经旨。时夏贵溪为礼卿，议覆，谓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备开书目，收采藏贮，所请召见侍从讲官，亦仰体皇上圣学备顾问之意。上曰：“书籍充栋，学者不用心，亦从虚名耳。苟能以经书躬行实践，为治有余裕矣。此心不养以正，召见亦虚应也。”因命俱已之。盖上已一心玄教，朝讲渐稀，乃欲不时赐见侍臣，已咈圣意，故求访遗书，一并寝罢。惜哉！按古来求书者，无过赵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赐进士出身。即故元起沙漠，尚立经籍所，又设兴文署，以编集经史，收贮板刻。当此全盛之世，反视为迂缓不急之事。①
通过这段史料可以看出，一心向玄的嘉靖皇帝认为读书无甚用处，征书是迂缓不急之事，这同明初二祖求书若渴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就不难理解明中叶宫廷藏书的衰败之势了。明末梁维枢“尝请下献书之令，以备典章缺失”，②但这些请求基本都无疾而终或半途而废，这固然与明朝那些不嗜读书的统治者有很大关系，但无专职人员的组织也逃脱不了干系。
（二）图书分类编目混乱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藏书的分类编目，将分类编目作为图书管理的首要工作。西晋秘书监荀勖编撰的《晋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编次，成为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四部分类官修目录；南齐秘书郎王俭撰《元徽四部书目》；唐秘书监马怀素著《群书四部录》；南宋秘书监陈骙编《中兴馆阁书目》等。自秘书监设立以来，所组织的校书编目活动：魏吴两晋六次、南北朝十次、隋唐七次、宋代五次，所主持修撰的官录：魏晋南北朝九部、隋有三部。不难看出，历朝历代的秘书监均有计划有措施地对宫廷藏书进行分类编目。
但有明一代对于图书的编目管理等事宜颇显懈怠。自洪武兴建文渊阁等藏书机构至正统前，未见有官府藏书目录问世。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主持编定的《文渊阁书目》是明代最早的宫廷藏书目录。该目录虽独创千字文编号，但其缺点也非常显著。明人评价“杨文贞正统间所存《文渊书目》，徒存其名耳”。③近人张升认为《文渊阁书目》缺点有三：著录的藏书有遗漏、编制方法过于简单、分类不尽合理。④这些反映出秘书监的废除对藏书的分类整理有一定消极影响。此次编定书目后，数十年间宫廷藏书又处于无人整理的状态，故丘濬称：“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⑤他忆及二祖时期宫廷藏书的盛况，对当时官府藏书无人打理的现状深感忧虑，要求对藏书进行整理，“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⑥明孝宗对其意见虽“嘉纳之”，而究“未能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大理寺孙传能、中书舍人张萱对文渊阁藏书进行清理，编成《内阁书目》八卷。将该书与撰于一百多年前的《文渊阁书目》进行对比，原有的藏书散亡之比例竟至“十无二三”的程度了，尤其是珍贵的宋元旧版丢失殆尽，其所著录者多为成化、弘治时人刻印的书籍。由此可见在明代废黜秘书监后，无专人管理的宫廷藏书损失之惨烈程度。
（三）图书出借管理制度松懈，偷窃成风
古代藏书虽以藏为主，但亦具有供人阅读的功能。宫廷藏书除了为皇帝阅览提供方便外，也供其他皇室成员、大臣阅览和使用，甚至可能被带离文渊阁和皇宫。北宋中期以后，藏书出借管理制度逐步完善，明确了借阅图书“先批薄，以凭请取，俟还本库，随与点收。或借出已久，亦须检举，以察隐遗”⑦的严格程序，而且秘书监还需定期检查清点馆藏图书。元代秘书监“所藏御览图籍、禁秘天文、历代法书名画”，⑧没有皇帝圣旨或中书省指示不能随便调阅，调阅重要的书籍图画要实行两人开封制度，防止其丢失。秘书监在图书保存与流通管理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秘书监在洪武时期被撤销后，导致专职人员缺乏，对图书的保存与流通疏于管理，各种损毁图书的现象非常严重。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揭示了明后期宫廷藏书管理的严重混乱局面：
文渊阁藏书皆宋元秘阁所遗，虽不甚精，然无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赀生，既不知爱重，阁老亦漫不检省，往往为人取去。余尝于溧阳马氏楼中见种类甚多，每册皆有文渊阁印。乙丑既入馆阁，师王荆石先生谓余与焦弱侯曰：“君等名为读中秘书，而不读中秘书，何为？吾命典籍以书目来，有欲观者，可列其目以请。”少倾典籍果以书目来，仅四册；见余所见马氏书，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则又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讯之，则曰：“丙戊馆中诸公领出未还故也。”时馆长彭肯亭烊已予告归，无从核问。试以讯院吏，院吏曰：“今在库中。”余大喜，亟命出诸库，视之，则皆易以时刻人事书，非复秘阁之旧矣。余亟令交还典籍，典籍亦朦胧收入。今所存千万分之一，然犹日销月耗，无一心留心保护者。不过十年，必至无片纸只字乃已。①
该书所记乃万历时宫廷藏书的状况。作者明确将文渊阁珍本图书的流失，归之于典籍“不知爱重”和阁老“亦漫不检省”。其所描述的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真是触目惊心，印有“文渊阁印”的图书公然陈列于私家藏书楼中，载录馆阁藏书的书目仅区区四册，即便如此，被录入书目者也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一些珍贵的典籍甚至被人采用调包计以时人所刻之书冒充，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当然，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乱象不只限于万历时期，明清时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如《茶余客话》记嘉靖时朝廷要员借书不还，管理官员监守自盗的现象：“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宋刻精本。”②明末史家张岱亦曾以身边亲属为例，记录了获取官书之易：其三叔张炳芳，号三峨，“天启丁卯，不携寸镪走京师，以一席言，取内阁秘书如取诸寄”。③可见，明初废除秘书监后，设典籍隶属于翰林院，其专业性和责任心都大为削弱，偷盗图书，借阅不还的状况几成常态。
（四）藏书条件恶劣，损毁严重
我国古代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很早就修造坚固的石室金匮作为藏书之所。石室指用石头修筑的房子，金匮指用金属封缄的柜子。《汉书·高帝纪》谓：“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释为“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④此后，以石室金匮保管档案文书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明代虽亦沿袭前代设立藏书之所，但在明人看来，由于管理不到位，所建立的藏书设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丘濬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尽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木土比又能扞格水火，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所谓后世，当指其生活的明代。沈德符也称，明代文渊阁“其地既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暗，虽白昼亦须列炬，故抽阅甚难”。⑤恶劣的条件加速了明代宫廷藏书的衰败。
曝书是古代防止典籍潮湿霉变和生虫的有效方法，宋元时期即已立制定期曝书，而到明代竟也不得施行。随着明廷图书管理日益失序，专门晾晒书籍之地也被占用，“或占空地为圃，以致板无晒处，湿损模糊，甚或劈经板以御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水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片者，放失亏缺，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⑥书籍不能得到晾晒，致其霉湿虫蛀，长期积累下来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明晚期谢肇淛曾描述了受虫鼠之害与管理不善的内府藏书：“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蟫之腹，入胠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⑦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宫廷藏书，竟衰颓以至于不及私家藏書，可见其衰落之甚！
此外，明宫殿回禄之祸频繁，对藏书造成的损害不可谓不大。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①所幸大学士杨荣指挥侍卫搬书至东华门外，藏书未全部烧毁。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南内火灾，文渊阁所藏之书，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戍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③而万历一朝尤甚，万历二十五年三殿灾，致修史之事暂停。频繁的火灾并没让统治者警醒，未深究起火原因，而是将之归于象纬，火灾经常发生就不足为怪了。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掌管国家图书的官职，对我国古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初朱元璋废黜秘书监后，只设立隶属于翰林院的典籍二名，使得明代宫廷藏书的管理力量遭到削弱，管理的专业性降低，这对明代宫廷藏书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而宫廷藏书事业并没有随之出现兴旺发达的景象，在藏书的质量和数量上得到提升，反而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衰颓之势，许多珍贵的典籍散佚损毁，藏书的数量也大为下降，这固然与纷争祸乱等不可抗因素有直接关系，但秘书监被废黜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吴德义，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史、中国史学史研究。
单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