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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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袁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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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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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认为，正是符号使世界有了意义，人时时刻刻在观察到的现象中找出意义，也就是把世界和经验符号化，而对于意识，我们也只能通过符号才能了解。唐小林认为，建立主体符号学是当务之急，它的建构有“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人在符号袁意中的作用并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这是完成符号学奠基性事业的关键性环节。乔琦指出，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从符号学角度考察，读者能力、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了常见而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其他文献
今年4月27—28日，本刊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文学语言专题的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开得精彩生动，本刊将陆续发表部分会议论文。这里选取陈引驰、陈思和、黄维操和郜元宝诸位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做成一组笔谈，使大家可以更有现场感地了解会议的主旨和气氛，并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的话题。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客观、准确地对该年度的学术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和梳理，从而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和智力支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规范程序、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
如果用重返经典文本与面向中国问题来概括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取向，用返本开新与话语重塑来概括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向，那么，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研究则致力于立足国际视野和本土耕耘。当前国内西方哲学研究具有双重定位：一是引介、翻译、诠释和批判“西方哲学”，原则上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古往今来的哲学皆为其研究对象，可谓“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作为一项文化实践活动的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包含了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说，文化即人的创造性活动，文化创新是知识生产的本然状态，缺乏创新的学术必定不能传之久远。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由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激烈反传统的曲折，作为一种历史反拨，最近20年来古典知识传承的重要性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这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今人阐发传统，如欲真有价值，也不会简单地重复前人，而一定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创新。更何况，学术研究虽然有其自身之价值，为学术而学术也有其理由，但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事情，以学
“都市维度与思想深度的碰撞——全球时代中国城市话语的建构”系列讲座
本刊讯 作为东方讲坛学术讲座特别版之一，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以“都市维度与思想深度的碰撞——全球时代中国城市话语的建构”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分别于2011年11月17、21、24、29日，12月5、8、12、15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东部文苑楼人文与传播学院举行，宋俊岭、张鸿雁、阎克文。李孝聪、郑时龄、刘津渝、
现代性与劳动叙事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和事实关联，劳动成为现代个体自我和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现代性离不开“劳动叙事”，它需要“劳动叙事”来正当化自身，而“劳动叙事”则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全新的叙事方式。与之相区别，前现代的劳动概念更多地指涉道德和社会的涵义。当代以来，劳动叙事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吉登斯、哈贝马斯、鲍曼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超越劳动叙事，重建现代社会的新叙事。在现代性危机面前，社会理论家们基于“寻找政治”，重新寻找规范性伦理的可能性，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立场。
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出身贵族，是活跃于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政治家。他对东亚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作为“日清同盟论”“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与不同背景的清朝人物有过交往。1899年和1901年，近卫笃麿两度赴中国视察，可以说正是实践其对华政策理念的劈山开路之旅。从现存近卫往来书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圈子，也基本以这两次访华为界：最先打交道的中国人，是戊戊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1899年游历华中、江南，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建立关系；1901年访问华北，其交际圈扩展至荣禄、王文韶、瞿鸿被、袁世凯等中枢大僚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表现为一种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的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人类实际上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因此，有必要从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转向“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强调人指向未来的存在论维度，以对未来的领会来指引和改变现实，亦即从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转向可能性的思维方式或自由的思维方式。人们已变得不能忍受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因为可能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危险，意味着虚无主义，以至于人们宁愿“逃避自由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