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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00八年为《南方周末》的“自由谈 ”栏目写一些小文字，忽忽已近八年，文字也有百篇之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首先，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个人并无确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面向大众的写作为服务社会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 “近现代 ”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读书人徘徊踯躅于天下衍生出的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颇感无所适从。澄清天下的责任，于是渐行渐远，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了。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 ”，而且 “文章存佚关兴废 ”。正如清儒沈垚所说：
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不绝于野，则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犹在也。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还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 ”。可知在新时代里，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反会被社会所融化。顾先生提出的方案是，学者若真想改革社会，就应当 “快些去努力求学 ”。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五四 ”时代，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 “为己”的意味，今日则越来越向 “为人”倾斜。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 “博士之学 ”压得喘气不匀；尽管还不敢忘他所说的 “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 ”，却也离 “士大夫之学 ”越来越远。
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的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此前给报纸副刊写的，都是数千字的长文）。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 “心存忐忑和困惑 ”，的确不是 “客气话 ”，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报刊编者动员我这类人写作的理由，便是先问对目前报刊文字是否满意。答曰不满意，则曰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都不参与。譬如小人当道，多因君子退缩。只有人人出力，才能改变现状。话似有理，惟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 “本职工作 ”，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为面向广大观众的报刊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 “分心 ”，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 “提高 ”呢，还是 “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菁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甚至更低。还在“五四 ”时代，“提高与普及 ”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 “读者 ”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 “言公 ”。而言论的 “是非失得 ”，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喟叹，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也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 ”。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
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 “下笔大惭 ”，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 ”。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 ”。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 ”。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存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唯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 “五四 ”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则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 —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 “引经据典 ”，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 “史家运用之功 ”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 “惟恐人不知其所本 ”。盖若 “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 ”。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 “造化炉锤之妙用 ”；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唯多点到为止，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有“小骂大帮忙 ”之嫌。其实我的本意连 “小骂 ”也没有。在这样的时候，既然选择说话，也只能尽量多说 “建设性 ”的话，不给编辑和报纸添麻烦。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 “近现代 ”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读书人徘徊踯躅于天下衍生出的世界与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颇感无所适从。澄清天下的责任，于是渐行渐远，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了。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 ”，而且 “文章存佚关兴废 ”。正如清儒沈垚所说：
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不绝于野，则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犹在也。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还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 ”。可知在新时代里，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反会被社会所融化。顾先生提出的方案是，学者若真想改革社会，就应当 “快些去努力求学 ”。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五四 ”时代，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 “为己”的意味，今日则越来越向 “为人”倾斜。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 “博士之学 ”压得喘气不匀；尽管还不敢忘他所说的 “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 ”，却也离 “士大夫之学 ”越来越远。
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的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此前给报纸副刊写的，都是数千字的长文）。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 “心存忐忑和困惑 ”，的确不是 “客气话 ”，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报刊编者动员我这类人写作的理由，便是先问对目前报刊文字是否满意。答曰不满意，则曰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都不参与。譬如小人当道，多因君子退缩。只有人人出力，才能改变现状。话似有理，惟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 “本职工作 ”，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为面向广大观众的报刊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 “分心 ”，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 “提高 ”呢，还是 “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菁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甚至更低。还在“五四 ”时代，“提高与普及 ”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 “读者 ”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 “言公 ”。而言论的 “是非失得 ”，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喟叹，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也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 ”。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
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 “下笔大惭 ”，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 ”。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 ”。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 ”。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存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唯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 “五四 ”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则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 —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 “引经据典 ”，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 “史家运用之功 ”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 “惟恐人不知其所本 ”。盖若 “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 ”。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 “造化炉锤之妙用 ”；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唯多点到为止，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有“小骂大帮忙 ”之嫌。其实我的本意连 “小骂 ”也没有。在这样的时候，既然选择说话，也只能尽量多说 “建设性 ”的话，不给编辑和报纸添麻烦。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