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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非洲黑人作家索因卡后，我的心里曾起了一阵遗憾，因我认为此奖应属南非女作家娜婷·戈迪默(NadineGordimer)。戈迪默是白人，为了避免给人指摘为有种族偏见，我觉得我应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当然并不是因为索因卡是黑人而予以藐视。如果要在非洲作家中找寻一个整体作品卓越杰出的人选，戈迪默应是首屈一指。不幸戈迪默是白人，因此，我相反地要指控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种族歧视。据说他们认为这次诺贝尔奖应该轮到非洲地区了，而非洲地区应由黑人作代表。
所幸戈迪默不但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常为南非受压迫的黑人仗义执言。她的良心，她的正义，她的不屈的精神反而有助于我这篇文章：没有人会说在黑白种族区别之间我有偏向白人的趋势。我一向认为，在南非那种以种族隔离为官方政策的社会中，为受压迫者伸言的白人的勇气，其实更为不易。后者是势所必然，前者则完全是为正义感与良心所驱使。
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那些深思的创造天才，都是敏感的、讲道理的、遵守逻辑的、思想进步的。戈迪默也不例外。她自幼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中生长，在过去半世纪内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都是细致地描绘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各种不同现实的。她自己这么说过：“远在我初次创作之时，我就利用我自己的生活背景。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我所熟悉的。”
戈迪默共写过九部长篇，她的许多短篇小说经常在《纽约人》杂志发表，她的名字对美国读者是很熟悉的。她曾好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次次落选。不过我认为她的提名，不会中断，总有一天她会获取国际文坛这一荣誉的。由于南非近来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白人政府在国际的臭名昭著，戈迪默的作品更受注意。她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七月的人民》(July′sPeople)中，描绘了可怕的内战情况，好象预言这种恐怖在不久的将来即会实现。她的新作《大自然的游戏》(ASportofNature)新近在美国出版，已被选为“每月读书会”的月书。小说以过去几十年来的非洲与南非的历史作背景，描述了一位女主角智力与毅力的发展，终而成为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作者也预言了南非必然走向黑人多数统治之途。已阅过此书者认为《大自然的游戏》可能是戈迪默的最佳作。
戈迪默对南非社会不平，对现状不满，她很有机会移民出国，在其他较为安全地区中定居。(多少文明国家会开怀欢迎这位人物的降临！)可是她甘愿留在约翰内斯堡，因为她要“继续努力反对种族隔离。”由于她的国际声誉，南非政府显然不敢对她加以政治迫害。她经常周游世界各地。一九八六年初国际笔会在纽约开会时，她也出席发言(她是国际笔会副会长)。近年来她曾在西德讲学，也曾来美国接受哈佛与耶鲁所颁的名誉博士学位。今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哈逊评论》文学杂志将向她颁发一九八六年度裴乃特文学奖，奖金一万五千元。
这样的活动并未使她荒疏了写作。《大自然的游戏》一书花了她三年半功夫。去年她与一摄影家合作，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整个一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Lifetimes：UnderApartheid)，文字是节录自她的小说的，解释了每一张含有故事的实事照片。在南非，由于政府对文艺与新闻的控制越来越紧，她与友人创组了“反检查行动委员会”。同时，她正在参加筹划一个于今年七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会议，主题是“南非——陈词滥调以外”。
戈迪默赢得国际文坛声誉，当然是因她能利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殊情况——白人统治阶级与黑人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她的创作题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南非的政治条件之外，她的著作的重心却是集中在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紧张情绪。文学艺术应描写生活经验，不然便只成为肤浅的宣传品。她的小说的长处是在于敏感、深见、而不具感伤主义。她以尖锐精确的文笔描画了南非的地理景色与不公平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困势。她所形容的黑人文化别具新见，而她对书中角色的描写是用冷静观察的态度，不是只表主观同情的。有人批评她的作品缺乏感情，但是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类写法反而更能博得读者对受压迫者的同情。
娜婷·戈迪默于一九二三年出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小镇，父亲是自幼出逃的沙皇时代立陶宛的犹太裔，母亲则是来自伦敦的犹太女子。她从少年时代即意识到南非社会的种族不平等制度，于十岁开始写故事在当地报纸的儿童园地版发表，成天在图书馆中看书。十四岁时她购了一架旧打字机，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一份周刊发表她的第一篇成人小说。此后她就不断发表短篇小说，反映她的社会意识，批评警察的权威，替受压迫者抱不平。
戈迪默在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FaceToFace)。两年以后，她的短篇开始在美国小型文学杂志发表。一九五一年，她初次出现于《纽约人》，立即引起美国出版界的注意。一九五二年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巨蛇细语》(TheSoftVoiceoftheSerpent)出版。此后她在美国文艺界的声望就青云直上，《纽约人》不断的采用她的稿件。《巨蛇细语》很受到书评界的好评。她那不是大声疾呼的含蓄笔法，特别使读者对不熟悉的南非情况有了亲切感。
一九五三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TheLyingDays)在美国出版。她的故事常是有关在种族隔离社会中受庇护的舒适的白人中产阶级，受到外来现实打扰后的突然惊觉。《说谎的日子》也不例外，主角是一位白人少女，在成年期间逐渐理解了社会的现实。当时的《纽约时报书评》把它称扬为“成熟、洞悉人性，笔法不做作、不陈腐，具有独特性，写得犹如弗及尼亚·伍尔芙作品一样的美好。”另一书评家把她相比于著名南非作家亚仑·配顿(Alan Paton)。一部处女作小说受到这种称扬是很罕见的。
戈迪默的第二部长篇《一世界的陌生人》(A World of Strangers)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所形容的是在一个隔绝、分层的社会中的人如何变得相互陌生。一个英国人来到南非，想在同时与享特权的白人阶级和受压迫的黑人阶层维持友好关系，才发现自己是在陌生的世界。一部分书评家把它与第一部小说作比，认为没有达到作者以前所立的水准。但是《纽约时报书评》仍认为这是一部佳作。《陌生人》曾在南非被禁出售。戈迪默说，那时南非政府仍在希望能保持那种人与人之间不能平等相接触的不正常情况；而小说中所形容的一个黑白人之间的亲切关系，完全衬托出了种族隔离的残酷与荒谬。此书于十年后始解禁，因政府已认识了社会的趋势。
一九六三年的《爱的时机》(Occa-sionforLoving)是戈迪默的第三部长篇，又描绘了白人与黑人(基本上是善良的)如何在肤色隔离的局势下损害了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她的第四部小说《晚了的资产阶级世界》(TheLateBourgeoisWorld)故事主题是白人中产阶级在隔离政策下，也成为同黑人一样的牺牲者。此书于一九六六年出版，也曾被禁十二年。当时恰是非洲各地民族运动活跃之时，白人中有的大学生，知识青年，左倾学者都望能与黑人合作掀起一个反种族隔离的运动。青年的热诚引起中产阶级父母的担忧，造成此书的被禁。上述二书都未受到一致的好评，可是到了她的第五部小说《贵宾》(AGuestofHonor)于一九七○年出版时，她又恢复了起初的声誉，书评家公认此乃戈迪默的佳作。《贵宾》的背景是一个新近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故事的主题不是黑白之间的冲突，而是黑人与黑人之间的相争。主角却是曾在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当过行政官的英国上校。他曾对黑人独立运动表同情，现在以“贵宾”身份应邀回访。可是两派黑人势力的相争，把他夹在中间，处境为难。戈迪默借这个故事形容解释一般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上、经济上、人事上的各种难关。许多前殖民地显然不能达到它们于获得自由独立后的理想世界。此小说不但见识深邃，而且故事情节动人，把当代的非洲现实，用小说形式明晰表出，因而获得多方的赞誉。《纽约时报书评》把它称为一部“长、广、包罗万象的小说，具有传统小说精密的情节、细致的背景描写。……作者富于自信。《贵宾》是一部有见识、有说服力的政治小说，具有历史本身的挑战性与必然性。”这位书评家甚至把《贵宾》与马尔罗的《人的命运》、与柯斯勒的《正午黑暗》相比。后二者都是以描述人在革命期間的复杂思想过程著名。
一九七四年的《自然资源保护者》(TheConservaTionist)的主角是一个南非大地主。作者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这个自大的白人如何以“自然资源保护者”自居，经营他的农场。人物塑造的鲜明与南非乡下美丽景色描写的出色，相衬而形成一部富有感染力的小说。在这里，戈迪默的文笔与书中角色性格刻划特别受到赞赏。
戈迪默的作品有三部曾被禁。除了上述的《一世界的陌生人》与《爱的时机》以外，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堡格的女儿》也曾被禁四个月，政府的迅速解禁乃是由于国际文坛的抗议。这是她的第七部小说，主角名罗莎·堡格，乃是南非白人共党领袖的女儿。这位遭受牺牲的革命者职业是医生，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女儿要继续为父亲所遗下的社会责任努力，为了扩大眼界，她到了欧洲去。有人以为她要避免南非的困难，可是她回到南非继续父亲的工作，终被逮捕入狱。故事主题显然是说，一个人不能轻易摆脱出生地(根)的密切联系。罗莎·堡格的性格显然有一部分是出于作者自己。成名之后，有多少国家邀请戈迪默移居，可是她决意留在祖国南非。她曾这么说过，她虽反对南非政府，但不愿离开本土，因她可以以自己的写作才能起些作用，反抗种族隔离政策。不过她坚持从不将她的小说写成为“宣传品”。《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热爱的政治小说。作者对南非景色与人物(黑、白)以及黑人苦况的描写又受到一致的赞扬。
正如书评家指出，我们如果读了过去三十年来戈迪默所有的作品，便会注意她的主题的发展与南非种族关系的恶化有密切关系。她对南非黑白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悲观。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七月的人民》便是一例。小说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未来，在发生了黑人革命与流血内战以后，一个白人家庭不得不依靠过去一个黑人男仆给他们保护。戈迪默在这部预言未来的小说中，把黑白、主仆的局势倒转过来。她细致的刻划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白人优越感，即使最开明、最同情黑人的白人也不能避免。
最近的著作是刚于本年四月出版的《大自然的游戏》，主角是一个名叫希莉拉的犹太裔女子，故事是她从少女时代直到中年的遭遇。希莉拉尚未成长时，母亲即与一情夫私奔，逃到邻国。她与父亲在罗得西亚居住一时，后来被寄宿的女校开除。此后她就在两位姨妈家轮流居住。成熟为少女后，她突然对时局发生兴趣。她的思想逐渐激化，对黑人产生同情，因而成为一个革命领导人物。
正在目前南非局势紧张之时，戈迪默的著作恰逢其时，使读者们亦可借此熟悉南非内情。所谓南非文学，实际上只有戈迪默可以代表。不过黑人作家也在慢慢的出现，惟尚未能在国际文坛成名。关于南非的创作自由问题，戈迪默说局势与东欧国家不同，黑人从未因为写作内容而入狱。即使有作家因政治活动而被捕，他的作品仍在市上出售。她相信自己的书不会再受禁，因为无论如何，南非政府仍不愿掀起国际的议论纷纷。我们可以想像，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后，戈迪默更不会受南非政府的骚扰。为了这个原因，我认为戈迪默应先索因卡而得奖。
最令人欣慰者是戈迪默读者群的成分。她不但拥有与她意见类似的读者群众，而且也吸引了对她的种族态度不以为然的人们。南非亲政府的报纸往往有严肃的文艺副刊，书评标准很高，从不错过戈迪默的著作。这话是她自己说的。对一个作家，著作的受评论，无论是好是坏，乃是一项荣誉。在世界文坛上，娜婷·戈迪默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公民”，虽然尚未登上诺贝尔宝座，她的荣誉是不朽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于紐约
所幸戈迪默不但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常为南非受压迫的黑人仗义执言。她的良心，她的正义，她的不屈的精神反而有助于我这篇文章：没有人会说在黑白种族区别之间我有偏向白人的趋势。我一向认为，在南非那种以种族隔离为官方政策的社会中，为受压迫者伸言的白人的勇气，其实更为不易。后者是势所必然，前者则完全是为正义感与良心所驱使。
一般说来，文学家、艺术家——那些深思的创造天才，都是敏感的、讲道理的、遵守逻辑的、思想进步的。戈迪默也不例外。她自幼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中生长，在过去半世纪内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都是细致地描绘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各种不同现实的。她自己这么说过：“远在我初次创作之时，我就利用我自己的生活背景。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我所熟悉的。”
戈迪默共写过九部长篇，她的许多短篇小说经常在《纽约人》杂志发表，她的名字对美国读者是很熟悉的。她曾好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次次落选。不过我认为她的提名，不会中断，总有一天她会获取国际文坛这一荣誉的。由于南非近来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白人政府在国际的臭名昭著，戈迪默的作品更受注意。她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七月的人民》(July′sPeople)中，描绘了可怕的内战情况，好象预言这种恐怖在不久的将来即会实现。她的新作《大自然的游戏》(ASportofNature)新近在美国出版，已被选为“每月读书会”的月书。小说以过去几十年来的非洲与南非的历史作背景，描述了一位女主角智力与毅力的发展，终而成为一个重要领导人物。作者也预言了南非必然走向黑人多数统治之途。已阅过此书者认为《大自然的游戏》可能是戈迪默的最佳作。
戈迪默对南非社会不平，对现状不满，她很有机会移民出国，在其他较为安全地区中定居。(多少文明国家会开怀欢迎这位人物的降临！)可是她甘愿留在约翰内斯堡，因为她要“继续努力反对种族隔离。”由于她的国际声誉，南非政府显然不敢对她加以政治迫害。她经常周游世界各地。一九八六年初国际笔会在纽约开会时，她也出席发言(她是国际笔会副会长)。近年来她曾在西德讲学，也曾来美国接受哈佛与耶鲁所颁的名誉博士学位。今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的《哈逊评论》文学杂志将向她颁发一九八六年度裴乃特文学奖，奖金一万五千元。
这样的活动并未使她荒疏了写作。《大自然的游戏》一书花了她三年半功夫。去年她与一摄影家合作，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整个一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Lifetimes：UnderApartheid)，文字是节录自她的小说的，解释了每一张含有故事的实事照片。在南非，由于政府对文艺与新闻的控制越来越紧，她与友人创组了“反检查行动委员会”。同时，她正在参加筹划一个于今年七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会议，主题是“南非——陈词滥调以外”。
戈迪默赢得国际文坛声誉，当然是因她能利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殊情况——白人统治阶级与黑人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作为她的创作题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南非的政治条件之外，她的著作的重心却是集中在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紧张情绪。文学艺术应描写生活经验，不然便只成为肤浅的宣传品。她的小说的长处是在于敏感、深见、而不具感伤主义。她以尖锐精确的文笔描画了南非的地理景色与不公平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困势。她所形容的黑人文化别具新见，而她对书中角色的描写是用冷静观察的态度，不是只表主观同情的。有人批评她的作品缺乏感情，但是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类写法反而更能博得读者对受压迫者的同情。
娜婷·戈迪默于一九二三年出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小镇，父亲是自幼出逃的沙皇时代立陶宛的犹太裔，母亲则是来自伦敦的犹太女子。她从少年时代即意识到南非社会的种族不平等制度，于十岁开始写故事在当地报纸的儿童园地版发表，成天在图书馆中看书。十四岁时她购了一架旧打字机，不久就在约翰内斯堡一份周刊发表她的第一篇成人小说。此后她就不断发表短篇小说，反映她的社会意识，批评警察的权威，替受压迫者抱不平。
戈迪默在二十五岁时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FaceToFace)。两年以后，她的短篇开始在美国小型文学杂志发表。一九五一年，她初次出现于《纽约人》，立即引起美国出版界的注意。一九五二年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巨蛇细语》(TheSoftVoiceoftheSerpent)出版。此后她在美国文艺界的声望就青云直上，《纽约人》不断的采用她的稿件。《巨蛇细语》很受到书评界的好评。她那不是大声疾呼的含蓄笔法，特别使读者对不熟悉的南非情况有了亲切感。
一九五三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TheLyingDays)在美国出版。她的故事常是有关在种族隔离社会中受庇护的舒适的白人中产阶级，受到外来现实打扰后的突然惊觉。《说谎的日子》也不例外，主角是一位白人少女，在成年期间逐渐理解了社会的现实。当时的《纽约时报书评》把它称扬为“成熟、洞悉人性，笔法不做作、不陈腐，具有独特性，写得犹如弗及尼亚·伍尔芙作品一样的美好。”另一书评家把她相比于著名南非作家亚仑·配顿(Alan Paton)。一部处女作小说受到这种称扬是很罕见的。
戈迪默的第二部长篇《一世界的陌生人》(A World of Strangers)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所形容的是在一个隔绝、分层的社会中的人如何变得相互陌生。一个英国人来到南非，想在同时与享特权的白人阶级和受压迫的黑人阶层维持友好关系，才发现自己是在陌生的世界。一部分书评家把它与第一部小说作比，认为没有达到作者以前所立的水准。但是《纽约时报书评》仍认为这是一部佳作。《陌生人》曾在南非被禁出售。戈迪默说，那时南非政府仍在希望能保持那种人与人之间不能平等相接触的不正常情况；而小说中所形容的一个黑白人之间的亲切关系，完全衬托出了种族隔离的残酷与荒谬。此书于十年后始解禁，因政府已认识了社会的趋势。
一九六三年的《爱的时机》(Occa-sionforLoving)是戈迪默的第三部长篇，又描绘了白人与黑人(基本上是善良的)如何在肤色隔离的局势下损害了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她的第四部小说《晚了的资产阶级世界》(TheLateBourgeoisWorld)故事主题是白人中产阶级在隔离政策下，也成为同黑人一样的牺牲者。此书于一九六六年出版，也曾被禁十二年。当时恰是非洲各地民族运动活跃之时，白人中有的大学生，知识青年，左倾学者都望能与黑人合作掀起一个反种族隔离的运动。青年的热诚引起中产阶级父母的担忧，造成此书的被禁。上述二书都未受到一致的好评，可是到了她的第五部小说《贵宾》(AGuestofHonor)于一九七○年出版时，她又恢复了起初的声誉，书评家公认此乃戈迪默的佳作。《贵宾》的背景是一个新近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故事的主题不是黑白之间的冲突，而是黑人与黑人之间的相争。主角却是曾在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当过行政官的英国上校。他曾对黑人独立运动表同情，现在以“贵宾”身份应邀回访。可是两派黑人势力的相争，把他夹在中间，处境为难。戈迪默借这个故事形容解释一般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上、经济上、人事上的各种难关。许多前殖民地显然不能达到它们于获得自由独立后的理想世界。此小说不但见识深邃，而且故事情节动人，把当代的非洲现实，用小说形式明晰表出，因而获得多方的赞誉。《纽约时报书评》把它称为一部“长、广、包罗万象的小说，具有传统小说精密的情节、细致的背景描写。……作者富于自信。《贵宾》是一部有见识、有说服力的政治小说，具有历史本身的挑战性与必然性。”这位书评家甚至把《贵宾》与马尔罗的《人的命运》、与柯斯勒的《正午黑暗》相比。后二者都是以描述人在革命期間的复杂思想过程著名。
一九七四年的《自然资源保护者》(TheConservaTionist)的主角是一个南非大地主。作者以第一人称手法，叙述这个自大的白人如何以“自然资源保护者”自居，经营他的农场。人物塑造的鲜明与南非乡下美丽景色描写的出色，相衬而形成一部富有感染力的小说。在这里，戈迪默的文笔与书中角色性格刻划特别受到赞赏。
戈迪默的作品有三部曾被禁。除了上述的《一世界的陌生人》与《爱的时机》以外，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堡格的女儿》也曾被禁四个月，政府的迅速解禁乃是由于国际文坛的抗议。这是她的第七部小说，主角名罗莎·堡格，乃是南非白人共党领袖的女儿。这位遭受牺牲的革命者职业是医生，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女儿要继续为父亲所遗下的社会责任努力，为了扩大眼界，她到了欧洲去。有人以为她要避免南非的困难，可是她回到南非继续父亲的工作，终被逮捕入狱。故事主题显然是说，一个人不能轻易摆脱出生地(根)的密切联系。罗莎·堡格的性格显然有一部分是出于作者自己。成名之后，有多少国家邀请戈迪默移居，可是她决意留在祖国南非。她曾这么说过，她虽反对南非政府，但不愿离开本土，因她可以以自己的写作才能起些作用，反抗种族隔离政策。不过她坚持从不将她的小说写成为“宣传品”。《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充满热爱的政治小说。作者对南非景色与人物(黑、白)以及黑人苦况的描写又受到一致的赞扬。
正如书评家指出，我们如果读了过去三十年来戈迪默所有的作品，便会注意她的主题的发展与南非种族关系的恶化有密切关系。她对南非黑白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悲观。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七月的人民》便是一例。小说内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未来，在发生了黑人革命与流血内战以后，一个白人家庭不得不依靠过去一个黑人男仆给他们保护。戈迪默在这部预言未来的小说中，把黑白、主仆的局势倒转过来。她细致的刻划了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与白人优越感，即使最开明、最同情黑人的白人也不能避免。
最近的著作是刚于本年四月出版的《大自然的游戏》，主角是一个名叫希莉拉的犹太裔女子，故事是她从少女时代直到中年的遭遇。希莉拉尚未成长时，母亲即与一情夫私奔，逃到邻国。她与父亲在罗得西亚居住一时，后来被寄宿的女校开除。此后她就在两位姨妈家轮流居住。成熟为少女后，她突然对时局发生兴趣。她的思想逐渐激化，对黑人产生同情，因而成为一个革命领导人物。
正在目前南非局势紧张之时，戈迪默的著作恰逢其时，使读者们亦可借此熟悉南非内情。所谓南非文学，实际上只有戈迪默可以代表。不过黑人作家也在慢慢的出现，惟尚未能在国际文坛成名。关于南非的创作自由问题，戈迪默说局势与东欧国家不同，黑人从未因为写作内容而入狱。即使有作家因政治活动而被捕，他的作品仍在市上出售。她相信自己的书不会再受禁，因为无论如何，南非政府仍不愿掀起国际的议论纷纷。我们可以想像，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后，戈迪默更不会受南非政府的骚扰。为了这个原因，我认为戈迪默应先索因卡而得奖。
最令人欣慰者是戈迪默读者群的成分。她不但拥有与她意见类似的读者群众，而且也吸引了对她的种族态度不以为然的人们。南非亲政府的报纸往往有严肃的文艺副刊，书评标准很高，从不错过戈迪默的著作。这话是她自己说的。对一个作家，著作的受评论，无论是好是坏，乃是一项荣誉。在世界文坛上，娜婷·戈迪默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公民”，虽然尚未登上诺贝尔宝座，她的荣誉是不朽的。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于紐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