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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披览《书屋》2005年9期，很欣喜地读到张宗刚先生的宏文《落叶满街无人扫——2000年以来的散文阅读》。
张先生在本文花了大约两千字篇幅论述李国文的散文创作，在承认李氏散文“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的同时，更多是提出严厉的批评。总其要义，焦点在于指出李氏“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既然张先生明白李国文在“借古讽今”，矛头对准的不是古圣先贤，那么就应该知道“含沙射影”是其必备的刺杀技术，就应该读懂其“心火”并非“莫名其妙”，而“怨怼之气”的“浓厚”、“澎湃”也事出有因。且不说金圣叹、陆机本身的作为确有可议，授人以讽刺之柄，从古迄今，“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搔首弄姿，引人注目”的文人与并不具备陆机一样的“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但却眼高于顶、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文人难道还少吗？相信张先生也是混迹文坛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那么对其种种丑态加以鞭笞，这样的历史观是“虚无”的吗？
不能从知人论世的视角考虑李国文的个人际遇、命运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不能反复领悟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苦心，仅凭几句刺眼的话断章取义，就容易形成很离谱的误读。比如对海瑞、李白、王安石、方孝孺的是非，文史学界本就有一定的争议，不把他们当成完人来进行审美追求本是正常现象。李国文取其一端而立论，用以说明道德原教旨主义之误事，说明“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1〕，说明“大义之外”另有“小人心胸”，“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之注定失败〔2〕，“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行为，已为智者所不取”〔3〕。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仅没有张先生所说的“虚无”和“错位”，没有“弥漫文本”的“恶俗之气”，反而是弘扬了他一直标举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峻拔、傲岸的气象和质地”的，因而无愧于某些有形的“大奖”和无形的“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之称的。
张先生还特别愤慨于李国文的《王国维之死》和《司马迁之死》两篇文章。
面对如此峻厉的斥责，相信李国文是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或者不屑的冷笑的。因为张先生在这里更加没有读懂李氏的真意就匆忙出手，飞龙在天，看似堂皇气派，其实大抵在自言自语，根本没有在同一高度与李氏对话。
先说王国维。近读蒋寅先生《金陵生小言》，其中恰好有一条说及此事：“王静安之死，或谓殉清，或谓殉文化，均发其大义，不外乎受陈寅恪影响。姜亮夫先生曾于王氏自沉前夜见之，据云神色惊惶，以为叶德辉被杀，革命军进城，己必不免，故自绝耳。时静安主清华讲习已（有）年，去清之亡盖已（有）年，其果否殉清实不足言。陈寅恪先生撰墓铭，无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实当时知识人之常谈。熊十力亦尝倡言‘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盖一时风气如此，吾人读陈寅恪之文，以为夫子自道则可，以为王静安必如此，则不免高叟之固矣。”〔4〕举此例子，是想说明，对王国维之死“消解神圣”并非李国文故作独家秘笈式的惊人之语，也不是一种“亵渎”，而更可能是还原了历史的一种真相。本来是一次平常的甚至很不值得的“自裁”，非要从中寻觅出莫须有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来，让王氏走上神坛，“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这样的神圣“消解”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李国文对王氏之死并非全是嘲弄，其“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之描述难道不是带有一种深深的同情？至于令张先生“瞠目”的那段话，其底蕴哪里是“冷嘲热讽”呢？须知李国文自己也是“被折腾得痛不欲生”而没有“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的一个呢，他有多处谈及自己想要了断而最终被强烈的求生欲望所挽救的经过，且逐渐认识到了生命的尊严。“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5〕，如此语境下的“活命哲学”其实正含有着“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与愤怒。“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市侩气”、“犬儒气”是怎样散发出来并被张先生所感知的呢？
再说司马迁。只要带着正常的思维和眼光，任何一个智商中平的读者都应该领悟到，李国文在貌似“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其实正传达出他对这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
面对“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幸灾乐祸的腔调”何在？这不是在赞颂太史公的“人格、气节和精神”又是什么？所以，张先生要求散文“应是具有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既重思想，亦重审美”本人是赞同的，但起码，应该先细心读懂文章，尤其是其中的“曲笔”和“苦心”才能进行庄严的裁判。连《从严嵩到海瑞》中的这一段：“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都不能分辨其真实立场何在，还会“引起歧义和误读”的话，那也难怪会得出这样南辕北辙的结论：
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文先生的散文创作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特别的视角、沉厚的内蕴、强烈的人文关怀及独树一帜的表述方式。在新千年交接之际，“李国文体”已经呼之欲出，成为中国白话散文创作中一朵引人瞩目与遐思的奇葩。
首先，“李国文体”着重切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现象。仅手边李氏近五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来统计，去其重出者，计有一百八十九篇，其中一百六十二篇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其中显成体系的“非正常死亡”、“ＸＸ的功能”与“楼外说红楼”系列又占六十余篇之多，精彩者比比皆是，特别值得关注。这一特征的形成，自然与作者本人的知识架构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作者意旨在于关注中国之“当下”，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为这一意旨提供了厚重的背景与言说的巨大空间。借古而议今，作者似乎更乐意为读者展现一根“传统”的链条，将美好、丑陋、鄙贱、悲壮等等众生相都置于迢遥的历史加以展示和剖析。这种选择拒绝了孤立的就事论事和肤浅平庸的有感而发，使其文字间蕴蓄强劲的文化张力，也彰显出了张宗刚先生认为李氏“缺失”了的深沉的“人文情怀”。姑举我很欣赏的《屁股的功能》一篇为例。这本是一个极难操作的题目，作者自己也感觉到“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的，不禁握笔踟蹰”，但在以“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应不该将其例外。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辈，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数句破题之后，他“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在正文中，作者由明代“廷杖”之酷刑说到《水浒传》之“杀威棒”，又说到贾宝玉之“不肖种种大受笞挞”，最后归结到的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屡次政治运动，即“这种精神上的廷杖，早将你的自尊心揉来揉去，成了一块破抹布”，进而提出“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的庄严命题〔6〕。其开阖收放，横涂竖抹皆成金霞，不借助“说古”的方式是很难表现得如此令人痛快而又辛酸的。
其次，李国文的散文被誉为“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之一〔7〕。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以讽刺的口气提到这一说法的。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学者化”的提法并不警示我们一定要去考订李氏的学术水平究竟到了怎样的专业化程度，而是提醒我们学养对于作家之重要。在李氏散文创作中，学养固然表现得不凡，可是究其根底，学养乃是作为“表情”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出现的。换句话说，“李国文体”的主旨正在于张宗刚先生指出的“借古讽今”——今，即当代之人性、文坛、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世相，合而观之，即“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借鲁迅语）的“当下性”。正因如此，一味挑剔其学术“硬伤”就显得严谨但不那么聪明了。章明先生指出在《粗疏与霸气》一文中李氏将司马迁与汉武帝算作同行为粗疏〔8〕，就学术层面而言，不能算是苛刻，可是他以及很多批评者都没有领会到李国文浮沉文坛数十年，亲身经历、也耳闻目睹了太多同行间无端的相轻与残酷的倾轧。这似乎是他心头一处很深的伤口。把这些芒角垒块不觉地散落在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愤激之际，也不免有“扩大化”的情形。李国文未必不清楚汉武帝与司马迁的“非同行”关系，他似是有意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此之谓移花接木、换影移形，恐怕是有意而为之〔9〕。
李国文以“学”／“旧学”为借镜，通向的终点乃是当代的“新知”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关怀。他的杰作《唐末食人考》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讲史”，而是想说明：“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么？”〔10〕《义和拳百年祭》当然也不是借历史表达对“草根阶层”的“身份歧视”〔11〕，他想说的不外乎“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1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是明显地划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古”，洋洋洒洒地谈王渔洋，谈《郎潜纪闻》之“长生殿”与“庄史案”的往事，第二部分就以更多篇幅谈萧也牧及其“共和国文坛第一案”了〔13〕。其“当下性”的指向是如此清晰，不容漠视，也由不得你不去陷入沉重的思索。
当然，借古讽今也不总是那么“嘴皮子痛快”，其自身被“放废”二十二年的酸楚总会不经意地兜来心头，为纵横捭阖的畅快语调涂上一抹凄惋而难堪的底色的。看他的《司马迁之死》、《解学士之死》，尤其看《李卓吾之死》谈及自己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狗”〔14〕，这样“痞腔痞调”的“活命哲学”里该有怎样的悲悯和凄凉！面对这样的一幕一幕，有些批评者，你们的“宽厚和包容”又在何处呢？
再次，李氏散文所带来的巨大阅读快感不仅与其卓绝的见地、悲悯的情怀有关，而且他老辣幽默的语言功夫亦展现出磁石般的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很难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语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不经过大量的阅读即不易获得清晰的感知的。在这中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国文对于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俗语）的重新发现，使两者都焕发出不同于已往的异彩。例如，在《耳朵的功能》里有这样一段谈耳朵在五官中所占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15〕。
冷眼看，都是趣味横生的口语，但其中搀杂“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一类文言句式，便有拗峭之致。“任君说破嘴”一句口语，下接李白“有如东风射马耳”之诗句，便有典雅之致。两相辉映，形成很奇特的语感。在白话文章中，动辄插入若干文言词汇或文言句式本不新鲜，梁实秋、张中行、郑逸梅等先生的著作中常见，此为学养的自然流露，也为行文平添几分风趣和厚重。
与上述几位先生不同的是，李国文对于口语中的方言俗语运用调遣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形成独特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引《王国维之死》文中，他形容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四个词中，“油脂麻花”为北方方言，“搅七念三”为沪上方言，置之此处皆生新而灵动，韵味浓足。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屁股的功能》里“崴泥”、“没起子”、“乍翅”等也都令人失笑醒神。《红楼非梦》则这样述说自己在难堪的困顿中阅读这部奇书的感受：
《红楼梦》，就像不沉的湖，你只要跳进去，便只有你和红楼中人溶合一起，别人休想介入的境界。此时此刻，人间的狗脸生霜，世道的客走茶凉，窗外的凄风苦雨，命运的坎坷无常，都他妈的置之度外了〔16〕。
“他妈的”三字国骂尽人皆知，但在散文随笔中则似罕见。即或有之，恐怕也不能如李先生这样一下子将硬挺的风骨、倔强的气质甚至嘴角边的冷笑都画出来的，真是妙手、妙人。
注释：
〔1〕〔2〕〔3〕〔5〕〔6〕〔13〕〔14〕〔15〕〔16〕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3、121～130、148、10、317、182～183、270、332、130页。
〔4〕蒋寅：《金陵先生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管士光：《编书人的“幸福时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6月4日。
〔8〕《出版广角》2001年11期。
〔9〕这里需要说明，“有意为之”乃是评判“作家学者化”的基本尺度，不能让某些真正的“硬伤”如余秋雨将“致仕”解作“入仕作官”之类也引此为藉口。
〔10〕《随笔》2000年第5期。
〔11〕张宗刚：《落叶满街无人扫》语。
〔12〕李国文：《大雅村言》，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10页。
近披览《书屋》2005年9期，很欣喜地读到张宗刚先生的宏文《落叶满街无人扫——2000年以来的散文阅读》。
张先生在本文花了大约两千字篇幅论述李国文的散文创作，在承认李氏散文“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的同时，更多是提出严厉的批评。总其要义，焦点在于指出李氏“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既然张先生明白李国文在“借古讽今”，矛头对准的不是古圣先贤，那么就应该知道“含沙射影”是其必备的刺杀技术，就应该读懂其“心火”并非“莫名其妙”，而“怨怼之气”的“浓厚”、“澎湃”也事出有因。且不说金圣叹、陆机本身的作为确有可议，授人以讽刺之柄，从古迄今，“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搔首弄姿，引人注目”的文人与并不具备陆机一样的“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但却眼高于顶、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文人难道还少吗？相信张先生也是混迹文坛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那么对其种种丑态加以鞭笞，这样的历史观是“虚无”的吗？
不能从知人论世的视角考虑李国文的个人际遇、命运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不能反复领悟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苦心，仅凭几句刺眼的话断章取义，就容易形成很离谱的误读。比如对海瑞、李白、王安石、方孝孺的是非，文史学界本就有一定的争议，不把他们当成完人来进行审美追求本是正常现象。李国文取其一端而立论，用以说明道德原教旨主义之误事，说明“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1〕，说明“大义之外”另有“小人心胸”，“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之注定失败〔2〕，“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行为，已为智者所不取”〔3〕。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仅没有张先生所说的“虚无”和“错位”，没有“弥漫文本”的“恶俗之气”，反而是弘扬了他一直标举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峻拔、傲岸的气象和质地”的，因而无愧于某些有形的“大奖”和无形的“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之称的。
张先生还特别愤慨于李国文的《王国维之死》和《司马迁之死》两篇文章。
面对如此峻厉的斥责，相信李国文是只能报以无奈的苦笑，或者不屑的冷笑的。因为张先生在这里更加没有读懂李氏的真意就匆忙出手，飞龙在天，看似堂皇气派，其实大抵在自言自语，根本没有在同一高度与李氏对话。
先说王国维。近读蒋寅先生《金陵生小言》，其中恰好有一条说及此事：“王静安之死，或谓殉清，或谓殉文化，均发其大义，不外乎受陈寅恪影响。姜亮夫先生曾于王氏自沉前夜见之，据云神色惊惶，以为叶德辉被杀，革命军进城，己必不免，故自绝耳。时静安主清华讲习已（有）年，去清之亡盖已（有）年，其果否殉清实不足言。陈寅恪先生撰墓铭，无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实当时知识人之常谈。熊十力亦尝倡言‘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盖一时风气如此，吾人读陈寅恪之文，以为夫子自道则可，以为王静安必如此，则不免高叟之固矣。”〔4〕举此例子，是想说明，对王国维之死“消解神圣”并非李国文故作独家秘笈式的惊人之语，也不是一种“亵渎”，而更可能是还原了历史的一种真相。本来是一次平常的甚至很不值得的“自裁”，非要从中寻觅出莫须有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来，让王氏走上神坛，“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这样的神圣“消解”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李国文对王氏之死并非全是嘲弄，其“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之描述难道不是带有一种深深的同情？至于令张先生“瞠目”的那段话，其底蕴哪里是“冷嘲热讽”呢？须知李国文自己也是“被折腾得痛不欲生”而没有“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的一个呢，他有多处谈及自己想要了断而最终被强烈的求生欲望所挽救的经过，且逐渐认识到了生命的尊严。“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5〕，如此语境下的“活命哲学”其实正含有着“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与愤怒。“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市侩气”、“犬儒气”是怎样散发出来并被张先生所感知的呢？
再说司马迁。只要带着正常的思维和眼光，任何一个智商中平的读者都应该领悟到，李国文在貌似“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其实正传达出他对这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
面对“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幸灾乐祸的腔调”何在？这不是在赞颂太史公的“人格、气节和精神”又是什么？所以，张先生要求散文“应是具有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既重思想，亦重审美”本人是赞同的，但起码，应该先细心读懂文章，尤其是其中的“曲笔”和“苦心”才能进行庄严的裁判。连《从严嵩到海瑞》中的这一段：“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都不能分辨其真实立场何在，还会“引起歧义和误读”的话，那也难怪会得出这样南辕北辙的结论：
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文先生的散文创作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特别的视角、沉厚的内蕴、强烈的人文关怀及独树一帜的表述方式。在新千年交接之际，“李国文体”已经呼之欲出，成为中国白话散文创作中一朵引人瞩目与遐思的奇葩。
首先，“李国文体”着重切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现象。仅手边李氏近五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来统计，去其重出者，计有一百八十九篇，其中一百六十二篇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七，其中显成体系的“非正常死亡”、“ＸＸ的功能”与“楼外说红楼”系列又占六十余篇之多，精彩者比比皆是，特别值得关注。这一特征的形成，自然与作者本人的知识架构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作者意旨在于关注中国之“当下”，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为这一意旨提供了厚重的背景与言说的巨大空间。借古而议今，作者似乎更乐意为读者展现一根“传统”的链条，将美好、丑陋、鄙贱、悲壮等等众生相都置于迢遥的历史加以展示和剖析。这种选择拒绝了孤立的就事论事和肤浅平庸的有感而发，使其文字间蕴蓄强劲的文化张力，也彰显出了张宗刚先生认为李氏“缺失”了的深沉的“人文情怀”。姑举我很欣赏的《屁股的功能》一篇为例。这本是一个极难操作的题目，作者自己也感觉到“对不起，当我落笔写下这个令人掩鼻的题目以后，不由得深感愧疚。好像不该把这不登大雅之堂的部位，摆到台面上来的，不禁握笔踟蹰”，但在以“奈何，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组成部分，自有其重要性，似应不该将其例外。何况，人世间尚有趴在臀下舐屎啜尿，胁肩谄笑，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辈，还有众多的龌龊肮脏，苟且卑劣，阴损缺德，下流无耻的物事，与屁股相比，恐怕更不干净”数句破题之后，他“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下去”。在正文中，作者由明代“廷杖”之酷刑说到《水浒传》之“杀威棒”，又说到贾宝玉之“不肖种种大受笞挞”，最后归结到的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屡次政治运动，即“这种精神上的廷杖，早将你的自尊心揉来揉去，成了一块破抹布”，进而提出“明朝已远去，时下又如何”的庄严命题〔6〕。其开阖收放，横涂竖抹皆成金霞，不借助“说古”的方式是很难表现得如此令人痛快而又辛酸的。
其次，李国文的散文被誉为“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之一〔7〕。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以讽刺的口气提到这一说法的。需要说明的是，“作家学者化”的提法并不警示我们一定要去考订李氏的学术水平究竟到了怎样的专业化程度，而是提醒我们学养对于作家之重要。在李氏散文创作中，学养固然表现得不凡，可是究其根底，学养乃是作为“表情”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出现的。换句话说，“李国文体”的主旨正在于张宗刚先生指出的“借古讽今”——今，即当代之人性、文坛、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世相，合而观之，即“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借鲁迅语）的“当下性”。正因如此，一味挑剔其学术“硬伤”就显得严谨但不那么聪明了。章明先生指出在《粗疏与霸气》一文中李氏将司马迁与汉武帝算作同行为粗疏〔8〕，就学术层面而言，不能算是苛刻，可是他以及很多批评者都没有领会到李国文浮沉文坛数十年，亲身经历、也耳闻目睹了太多同行间无端的相轻与残酷的倾轧。这似乎是他心头一处很深的伤口。把这些芒角垒块不觉地散落在创作中是很自然的，愤激之际，也不免有“扩大化”的情形。李国文未必不清楚汉武帝与司马迁的“非同行”关系，他似是有意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此之谓移花接木、换影移形，恐怕是有意而为之〔9〕。
李国文以“学”／“旧学”为借镜，通向的终点乃是当代的“新知”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关怀。他的杰作《唐末食人考》显然不是为了单纯的“讲史”，而是想说明：“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么？”〔10〕《义和拳百年祭》当然也不是借历史表达对“草根阶层”的“身份歧视”〔11〕，他想说的不外乎“一百年过去，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难道就已经绝迹了吗？我看，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12〕。《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是明显地划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古”，洋洋洒洒地谈王渔洋，谈《郎潜纪闻》之“长生殿”与“庄史案”的往事，第二部分就以更多篇幅谈萧也牧及其“共和国文坛第一案”了〔13〕。其“当下性”的指向是如此清晰，不容漠视，也由不得你不去陷入沉重的思索。
当然，借古讽今也不总是那么“嘴皮子痛快”，其自身被“放废”二十二年的酸楚总会不经意地兜来心头，为纵横捭阖的畅快语调涂上一抹凄惋而难堪的底色的。看他的《司马迁之死》、《解学士之死》，尤其看《李卓吾之死》谈及自己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想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狗”〔14〕，这样“痞腔痞调”的“活命哲学”里该有怎样的悲悯和凄凉！面对这样的一幕一幕，有些批评者，你们的“宽厚和包容”又在何处呢？
再次，李氏散文所带来的巨大阅读快感不仅与其卓绝的见地、悲悯的情怀有关，而且他老辣幽默的语言功夫亦展现出磁石般的魅惑之力。这是一个很难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因为“语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不经过大量的阅读即不易获得清晰的感知的。在这中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国文对于文言和口语（包括方言俗语）的重新发现，使两者都焕发出不同于已往的异彩。例如，在《耳朵的功能》里有这样一段谈耳朵在五官中所占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你毫无所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15〕。
冷眼看，都是趣味横生的口语，但其中搀杂“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一类文言句式，便有拗峭之致。“任君说破嘴”一句口语，下接李白“有如东风射马耳”之诗句，便有典雅之致。两相辉映，形成很奇特的语感。在白话文章中，动辄插入若干文言词汇或文言句式本不新鲜，梁实秋、张中行、郑逸梅等先生的著作中常见，此为学养的自然流露，也为行文平添几分风趣和厚重。
与上述几位先生不同的是，李国文对于口语中的方言俗语运用调遣得出神入化，这也是他形成独特文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引《王国维之死》文中，他形容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四个词中，“油脂麻花”为北方方言，“搅七念三”为沪上方言，置之此处皆生新而灵动，韵味浓足。信手拈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屁股的功能》里“崴泥”、“没起子”、“乍翅”等也都令人失笑醒神。《红楼非梦》则这样述说自己在难堪的困顿中阅读这部奇书的感受：
《红楼梦》，就像不沉的湖，你只要跳进去，便只有你和红楼中人溶合一起，别人休想介入的境界。此时此刻，人间的狗脸生霜，世道的客走茶凉，窗外的凄风苦雨，命运的坎坷无常，都他妈的置之度外了〔16〕。
“他妈的”三字国骂尽人皆知，但在散文随笔中则似罕见。即或有之，恐怕也不能如李先生这样一下子将硬挺的风骨、倔强的气质甚至嘴角边的冷笑都画出来的，真是妙手、妙人。
注释：
〔1〕〔2〕〔3〕〔5〕〔6〕〔13〕〔14〕〔15〕〔16〕李国文：《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3、121～130、148、10、317、182～183、270、332、130页。
〔4〕蒋寅：《金陵先生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管士光：《编书人的“幸福时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6月4日。
〔8〕《出版广角》2001年11期。
〔9〕这里需要说明，“有意为之”乃是评判“作家学者化”的基本尺度，不能让某些真正的“硬伤”如余秋雨将“致仕”解作“入仕作官”之类也引此为藉口。
〔10〕《随笔》2000年第5期。
〔11〕张宗刚：《落叶满街无人扫》语。
〔12〕李国文：《大雅村言》，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