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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在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省滕县发动进攻，开始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烈战斗。这时，守卫津浦线地区的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衔中将。白祟禧临赴徐州前，邀请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以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他俩促膝长谈，深入分析眼前战况。白崇禧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他紧张地望着这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几乎哽咽地说“不管打硬仗、打死仗，中国人在这一时刻要打垮日军啊!”
“说得对”周恩来用坚定的眼神望着白崇禧，说：“日军现在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将军言之有理!”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过程中，白崇禧基本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有战斗力，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又可提高广两军队在民众中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他感动了，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回去后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周恩来的建议，促成了李宗仁打大仗的信心。
1938年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在历时近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序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2)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众多的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一切爱国军民和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张，是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但以往的抗日电影，多为表现国民党消极抗日。因此，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中的作为，无疑是一个考验。史诗影片《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能不说是题材领域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首先来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深切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序》这个剧本时，杨少毅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序》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3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为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6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较大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爆发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々而且还打了胜仗呢?”、“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通过。”
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其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八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 后十七次修改定稿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惟 的儿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飞机落地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咖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后，他观看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他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影片审查顺利通过了。习仲勋同志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序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到了中央的高层领导，可见它的分量。
另外，在其他一些场合确曾有人提过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军委一位领导所说的：“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道挂共产党的旗不成?”
(4)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和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于是，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做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早在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总理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省滕县发动进攻，开始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烈战斗。这时，守卫津浦线地区的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衔中将。白祟禧临赴徐州前，邀请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以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他俩促膝长谈，深入分析眼前战况。白崇禧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他紧张地望着这位早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几乎哽咽地说“不管打硬仗、打死仗，中国人在这一时刻要打垮日军啊!”
“说得对”周恩来用坚定的眼神望着白崇禧，说：“日军现在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将军言之有理!”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过程中，白崇禧基本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去见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有战斗力，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又可提高广两军队在民众中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他感动了，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回去后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周恩来的建议，促成了李宗仁打大仗的信心。
1938年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在历时近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序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2)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众多的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一切爱国军民和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张，是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但以往的抗日电影，多为表现国民党消极抗日。因此，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评价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中的作为，无疑是一个考验。史诗影片《血战台儿庄》的上马，不能不说是题材领域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首先来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深切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序》这个剧本时，杨少毅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序》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3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为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6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较大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爆发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々而且还打了胜仗呢?”、“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通过。”
11月1日，电影局石方禹局长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其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八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 后十七次修改定稿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达4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政协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惟 的儿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飞机落地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咖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后，他观看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他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影片审查顺利通过了。习仲勋同志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序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一部电影，居然惊动到了中央的高层领导，可见它的分量。
另外，在其他一些场合确曾有人提过影片中“国民党的旗出现太多了”、“看不到共产党抗战的力量”等等。但正如中央军委一位领导所说的：“台儿庄这仗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道挂共产党的旗不成?”
(4)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和纪实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从总指挥李宗仁到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在当时强调曲折情节的故事片里是少见的。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于是，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谢忠侯马上带着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做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