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由于总书记考察“东北粮仓”之后，更因为中美关系问题，农业成了大家闲聊的话题，更是媒体聚焦的热点。证券市场的农业股也闻声而动，一度集体大涨。粮食问题或者说农业问题又引起热议。或者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国”的定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大家都以为，农业国就是落后、传统的象征，而发达、先进的国家一定是工业国，只能是工业国。很少有人想到，美国本来就是个农业国！美国不但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国，还是一个科技水平超高的农业强国。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之一，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近代美国高度重视高等农业教育，形成了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相结合的办学体制有密切的联系。至少在一百年前，美国就有发达的农学教育科研体系。这也是清末民初许多胸怀“教育救国”“农业救国”志向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农学专业的原因。比如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的即是农科。再如《一片初心能对月》（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书中的主人公严家显，1934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也是向往的农学院。
　　坦率地说，严家显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是他所从事的农业教育向来不为大众关注，二是他在建国之初就英年早逝了。不过他有两位大名鼎鼎的亲人，一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女儿严隽琪，二是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堂兄严家淦。

壹

　　去过苏州木渎古镇人，应该知道当地有一处精湛的私家园林——严家花园。它便是严家显祖父、当时木渎四大富翁之一的严国馨从他人手中购置。由此可见，严家显出身吴门望族，属于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所以他长大后就读东吴大学法律系也就名正言顺了，毕业后便可像其堂兄严家淦一样走从政之路，或者去经商继承祖业也行。可他偏偏产生了农业救国的想法，一年后转入金陵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在这里，他受农林先辈的影响，立志投身教育、改造农村。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叛逆”思想和抉择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其父不惜斥巨资在自家花园中给儿子建设昆虫实验室。
　　金陵大学毕业后，严家显继续北上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这样他就成了当年少有的就读过三所知名教会大学的人。但是，严家显并不满足于此，他把眼光投放到遥远的大洋彼岸。他深深地知道我国千百年来，虽然尊重土地尊重农事，却于技术上少有研究改进。他对父亲表达内心的农业救国理想，希望提升中国农业科研水平，通过发展中国农业生产，以挽救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让老百姓在极短的未来都能过上美好的日子。“孩儿这辈子志在学问，昆虫学这门专业，就属美国领先世界，要学就学最先进的！”儿子的直抒胸臆，做父亲的也触动了：“你就放心去吧，不拿个博士帽就别回来，钱不够我来供！”
　　三年之后，严家显果真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农学博士，并于抗战爆发之际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受聘于武汉大学农学院教授、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广西省政府技正、福建省立农学院院长兼福建省粮食增产督导、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并担任该院昆虫系主任。1952年初，严家显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因查出罹患胃癌而作罢，旋即病故。他为我国的农业教育沥尽一生心血，培养了众多农业科技人才，为新中国的农业教育奠定良好基础。
　　在严家显47年的短暂人生历程中，最让人铭记的一段当属福建时期。1940年夏，在时任福建省财政厅长的堂兄严家淦举荐下，应福建省政府之聘，自桂入闽，于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县黄历村筹办福建省立农学院（福建农林大学前身），任首任院长。他把美国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办学体制，结合福建具体实际推出“研究、教学、推广为三大任务，必须兼顾并重”的办学理念。其中，“研究”为学科的发展服务，“教学”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推广”为社会的进步服务。严家显对“本院”提出如下要求：
　　使在学时熟悉本省农业之所地，出校后能以合理解决本省农业病症……更须注重深入农场，服务田间，广布新智，指导改良，以增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思想，应养成刻苦耐劳之精神，与乎强健体魄，坚决意志，来改革农业，建设农村。
　　1941年暑期开始，严家显奉令兼任福建省粮食增长督导。敏锐的他立刻察觉到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遂组织农学院数十名师生参与了福建粮食增长督导工作，分赴闽北九个县进行督导。最终圆满完成了历史特别赋予福建省立农学院的这项使命，为支援前方抗战、促进后方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
　　严家显曾给福建省立农学院毕业生题写“自反自强”四字，他认为每一位公民无论在何位谋何职，都要懂得自反自强，这样一个国家才有可能自反自强。此语出自《礼记·学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反观当下，我们知道了我国农业与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能夠反省自己，也就能加强自己。

贰

　　人物传记，作为“人的专史”（梁启超语），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为谁立传 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作者对于传主的选择与评判：“这个人”是否值得写 或者写什么样的人 梁启超认为，“作专史的主要对象”是“伟大人物”，因为“人物要伟大作起来才精彩”。他具体表述为以下七种人：一是“思想及行为的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人；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的人；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人；四是因为偏见而“被诬”的人；五是记载简略的历代皇帝、政治家；六是“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外国人；七是“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近代人。梁氏观点对于如何选择传主，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套用在严家显身上，他无疑属于第七类“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人。当然，对于传主的选择，也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与目的。既写过知名作家徐志摩，也写过冷门学者张颔的传记作家韩石山说过：“选择一个传主是非常重要的，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传主几乎就定下来你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不管选什么样的传主，眼光总要放远些，格局总要大些。”比如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希望通过表彰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起拯救民族的力量”；吴其昌应出版社之邀撰《梁启超传》，“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钟兆云先生为严家显立传，虽是受福建农林大学之托，更是“知农事之艰”，对这位矢志农业报国（也是教育报国、科技报国）的先辈的敬重。 　　有人曾对近几十年来的传记创作进行梳理统计，传主大致有中共要人、近现代历史人物、反帝反封建烈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杰出学者、杰出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著名的爱国人物及国民党领袖、古代帝王宰相等历史人物、古往今来的反面人物及外国名人等九大类。通过多年观察，笔者则发现传记领域有两大现象：一种是“马太现象”，即越是热门的军政人物文化名家，其传记越多（如周恩來、鲁迅、凌叔华等），越是冷门人物小众专家（如张颔、严家显等），其传记越少甚至没有。严家显显然属于不为大众所熟悉，更不为传记作家所青睐的后者。
　　传记界还一种是“快餐现象”，即一些公众人物，特别是演艺娱乐圈的名角大腕传记，写的快、出的快、印数多、宣传猛，同时也冷的快，很快被遗忘。可见一味地从商业上迎合大众，结果是迅速地被大众抛弃。真正的有识之士，势必会从长远考量。所以说，《一片初心能对月》这样一部农学专家、教育专家的传记横空出世，在时下颇显另类不群，十分难能可贵。它对今天的传记作家来说，也不无启迪：到底为什么人立传
　　梁启超在谈“人的专史”时也指出，有历史影响、有研究价值，但无翔实的专记资料的话，是“不能作亦不应作”的。梁氏观点是以庄重、严谨、求实的学术研究精神贯穿始终的。由于社会动荡、时代变迁等原因，严家显的各种文字存世极少，一些人生片断确实难以寻到确切的资料。这就给后人写传带来极大的困难。这在梁启超看来，严家显传记是“不能作亦不应作”的。可是，真要作，怎么办 作者“没办法无中生有，大多只能按照人物的性格与生活经历，进行合理的想象与推测”。比如，依据他小时就喜欢蝴蝶的信息，想象他孩提时代在自家花园里四处捕捉糊蝶的场景，而这之于他，又确实“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不过极少的地方，比如第二章“第一只由中国人命名的‘天牛’”一节，写严家显“继续穷追不舍，终于有了新发现，给出了新命名”，则太过简略，推测不足。
　　更多的时候，是在传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上卡壳，该书作者坦承，现成的资料太过零碎、简单，有时候仅是交代一句话，如某某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获理学硕士学位；某某年继赴美留学，获明尼苏达大学昆虫学博士。简单的话里藏着不简单的雄心斗志。如果作者也如此一笔带过，岂不是显得太亏待传主自强不息的求学经历了 所以，作者“要给他的经历和人生赋予鲜活的生命，涂上壮观的色彩，就要尽量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赋予他波动的情感、细醎的情节，某一个念头，某一个举动，某一件小事，某一个朋友，某一番心绪，某一种壮志……一件件地，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如此呈现出了一个立体丰满、有厚度和温度的农学家形象。
　　总之，作者以“推重车上峻坡”之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史不够，文来凑”，终成四五十万字的大著。可以说作者通过创作实践，在传记文学历史性和虚构性问题上，即历史性和虚构性融合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学者赵白生曾经指出，“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顾此失彼或重彼轻此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诚哉此言。
　　在国家重视“三农”工作，重视科技创新的今天，这部农教先驱人物传记的诞生，显得恰逢其时。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需要成千上万个严家显。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