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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老子之“道”，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就此而言，道家乃是探寻规律亦即“求道”之学;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即纯净的意识），就此而言，道家乃是认识自己亦即“悟道”之学。老子之“道”在本质上乃是人类对自我的反思与探索，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在老子那里，“认识自己”意味着，识别并放下“自我”，最终消融“自我”，回到意识本身之纯净状态。可以说，人们对“道”的探索在根本意义上是在找寻他自己。《道德经》五千言，以凝练至简的语言、玄妙空灵的风格、正言若反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你自己”，这是老子之“道”的终极指向，也是老子撰写《道德经》的真正用意。
关键词 老子 《道德经》 道 意识 认识自己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4—0025—08
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范畴，“道”在《道德经》中总共出现了七十余次，学术界关于老子之“道”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从《道德经》文本来看，老子所说的“道”显然具有多重涵义。陈鼓应在《老子今注今译》中指出：有些地方，“道”是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种规律;有些地方，“道”是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刘笑敢更多地将其理解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和万物存在之意义的根源”;任法融则从道教的角度论述说，“《道德经》所谓‘道’，实为阴阳未判之前的混元无极，宇宙之起源，天地之本始，万物之根蒂，造化之枢机”;黄克剑则认为，老子之“道”乃是“从终极处对世道人心作某种诱导”。综上可见，学术界对老子之“道”的解读，主要侧重于规律、存在、价值等三个维度。本文借助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将老子之“道”理解为人类对自我的反思与探索，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你自己”乃是对人类自身困境的一种焦虑与深省。黑格尔曾指出，“认识你自己，这乃是精神的法则。苏格拉底实践了这条诫命，他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他是提出原则来代替德尔斐的神的英雄：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应当向自身中观看。”笔者认为，在老子那里，“道”主要有两层涵义：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近似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就此而言，道家乃是探寻规律亦即“求道”之学;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即纯净的意识），就此而言，道家乃是认识自己亦即“悟道”之学。总体而言，《道德经》五千言，就是通过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演进之客观规律的把握，从不同角度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你自己”。
探讨老子之“道”可否言说，其前提在于老子之“道”可否被“理解”。言说旨在达致理解，理解往往借助言说。理解老子的最大困难在于，人们总是试图通过理智和思维去“理解”老子的文本，而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显然他排斥理智层面的知见;理解往往借助言说，而老子宣称“道可道，非常道”，显然，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关于老子的“解读”，大多乃是“盲人摸象”。一个人除非体验到与老子相同或相近的境界，否则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此看来，要真正理解老子，唯有透过生命体验。
从相关史料来看，老子虽然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但他一生并不关心世俗的事务，甚至连“立言”的意愿也算不上强烈。在隐退之时，路过函谷关，关令尹喜再三恳求：“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这才写下五千言，然后西出函谷关而去。即便勉强写书，也不忘在开篇时申明“道可道，非常道”。吕岩解释说：“可道，心可道其妙，而口难道其微，谓之可道。道不可须臾离，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可道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如此之玄，非空于玄，而实有玄之之妙。如此光景，岂是口可道？只可心领会而心可道。”吕岩所说的“心”相当于现代语境下的“意识”，它主要通过“领会”也就是体悟来发挥其功能，而“口”则是指语言文字，它是理智和思维之载体。对于道家来说，“道”是唯一的“真知”，它只可体悟（此为意识之功能）而不可言说（此为理智和思维之功能）。释迦牟尼也说过：“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凡是能够用文字表达的，都不是真正的佛法。所谓的经典，只不过是权宜方便之说，指月之指、指路之标而已。如果有人将手指当月亮，将指路之标当目的地，那就违背了言说者的本意。
作为“众妙之门”的“道”看上去空无所傍，玄之又玄，难以把握。从《道德经》文本来看，“道”是“无”和“有”的统一，它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惚恍境界，但如果超越日常经验，它又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可以说，“无”显示了道的超越性，“有”显示了道的实存性。老子如此描述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正是由于道具有原始、混沌、质朴、空灵、玄妙之品格，远远超越了语言的力量，故而无法用规定性的表述来指称它。古人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也宣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五十六章》。事实上，言语所能描述的，只是粗浅的、有形的事物之末，而非微妙玄通之“道”。真正了悟大道的人，明明知“道”，但难以用语言把“道”说清楚。恰如视力正常者与盲人谈论世间美景，只能借助于语言，但其交流实际上甚为困难。盲人一旦恢复了视力，则无需再借助语言。在老子看来，世人的意识处在昏昧乃至沉睡状态，只有意识从昏昧和沉睡当中清醒过来，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那个大道。
在老子那里，大道“玄之又玄”，绝非语言所能表达，唯有同样的“悟道者”方能真正知“道”，如同佛教宣说的真理，“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根据佛教典籍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就意味着，真正的佛法是离开一切相（语言、文字、圖像、思维、记忆等）的，唯有离开一切相，做到“心无所住”，方能体悟到佛法的真谛。 大道不可言说，但又不得不说。那么，误读就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老子早就预知自己将被世人误读，除了申明大道“不可言说”，他在《道德经》中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四十一章》）在他看来，“士”分上中下三等，“士”皆有可能听闻大道，但境界却千差万别，关键在于是否“信”与“行”。上士闻道，深信不疑，身体力行，践道行道;中士闻道，且信且疑，若有若无，偶尔行道;下士闻道，以为虚无飘渺，荒诞不经，于是大加嘲笑。老子是说，大道至简，但知易行难，必须通过信任（“信”）和践行（“行”）才有可能被体悟到，如果只是通过理智去思索它，那只会离道越来越远。就此而言，《道德经》五千言，乃是为“上士”而作，使其闻道并勤而行之的，实乃不得已而言之，退而求其次之举也。可以说，《道德经》一书相当于为“上士”也就是上根利器者指明了求道悟道的基本蓝图。正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总之，大道“不可言说”，是客观的事实，“强为之言”，是老子的慈悲。
从《道德经》文本来看，老子之“道”，其核心要义有二：
1.老子之“道”，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就此而言，道家乃是探寻规律亦即“求道”之学。
宇宙万物的运行、发展和演进有其客观规律。老子所说的“一生二”，指的就是现象世界之二元性法则，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道德经》中，老子系统揭示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除了众所周知的阴阳对立法则，“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阴阳转化法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老子还重点阐述了阴阳平衡法则。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七十七章》）天道的特征是公平、高下、有余和不足，随时都有可能调整，它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保持能量之平衡状态。在老子看来，世间的祸福得失亦非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运动变化，祸福相依，得失相伴，悲喜交替，此消彼长。因此，凡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九章》），倘若刻意执求，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阴阳平衡法则在自然界和生活当中的体现，就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二十三章》），就是“跛者不立，跨者不行”（《道德经·二十四章》），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二十二章》），就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二十九章》，就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道德经·七十八章》）。老子坚信，“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真正的得道者，知道事物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洞悉生命的本质和真相，因此能够坦然地面对并接受世间的祸福吉凶、得失成败、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始终保持一颗平常之心。
2.老子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就此而言，道家乃是认识自己亦即“悟道”之学。
老子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这也是人的意识发展的最大潜能。老子强调，“道生一”，所谓“一”者，道也。这个“一”乃是道之本体，它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大无小，无贵无贱，浑然一体，“混而为一”（《道德经·十四章》）。所谓“道生一”，是指“道”乃是整体的、一元性的;所谓“抱一”，就是“抱朴”“抱道”;所谓“守朴”，就是“守一”“守道”;所謂“返朴”，就是复归于朴（“一”），复归于道，“复归于婴儿”。推而言之，老子所说的“得一”，就是“得道”，合乎于道，如此，它们将恢复自己的本性而成为自身，这就是“道法自然”，亦即大道效法它本应如此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道”就是认识自己，所谓“成道”就是成为自己，这意味着一个人在意识层面超越了个体性，回到意识的普遍性、整体性、纯净性之本来状态，如同波浪回归于海洋，这也是人的意识发展的最终可能性。在老子那里，“道”，就是意识本身的状态。经过长期的修炼，人的意识将发生变化，其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萌芽-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的固化-自我意识的弱化-自我意识的消融。这实际上是“自我”（“我执”）的形成、发展、固化、弱化和消融的过程。换言之，“道”即“我”，“我”即“道”。这个“我”——“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先于这个现象世界而存在，遍及整个虚空世界。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易不变。只有通过“神秘的体验”（如“致虚极，守静笃”），才有可能证悟其存在。
为了引导世人体悟这个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描述，通过阐述它“不是什么”（不是身体、思想、情绪、行为等等“假我”“小我”），进而展现其“所是为何”（“本来的自己”，也就是纯净之意识）。笔者将老子之“道”的基本特征解读为无心、无为、无用。
其一，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老子看来，“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圣人，亦即得“道”者，没有“自我”之心，而是以“百姓”和“众人”之心为心，显然，这是一种自我消融的状态。无自我之心，便无分别之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所谓“不仁”，实乃无心之仁，它顺其自然，当为则为，当止则止。在“道”的视野中，没有自我之心，没有分别之心。老子认定，唯有去除分别妄想执著，方能保持自然质朴、与道冥合、与道玄同。质言之，“无心”即道，“有心”则离道。无自我之心，自然无执取之心，懂得知足知止，可以长久。
其二，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那里，“无为”既是达致大道的方法，也是修炼之后的境界。作为修道方法，“无为”就是放下执著，安住当下，保持观照。作为一种修道境界，则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指出，“圣人处无为之事”，有道之人处无为之事，循道而行，做事不刻意、不强求。在生活中，“无为”意味着懂得做减法，亦即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二十二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对于道的求取也应采取无为的态度。“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四十七章》）老子甚至否认了知识在悟道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绝圣弃智”，减少知识，抛弃成见，祛除心灵的遮蔽，以达到清静无为的体道之境。 其三，无用：无用之妙用。老子推崇“无”。《道德经》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十一章》）正如车轮的空无令其得以运行，器皿的空无使其得以盛物，房屋的空无让其可以居住，“有”给事物提供了实利，“无”让事物发挥了作用。在老子那里，“虚”“无”，皆有无用之义。老子还主张以下为美，以愚为美，以朴实为美，以无知为美，以虚静为美，以不争为美，以守柔为美等等，其指向都是“无用”。老子将“有”消解于“无”，返璞归真，达到大圣大愚、大智大拙、大勇大缺、大明大微，与天地万物合一，此即为最终之“大用”。然而，世人缺乏智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顺应事物的本性，因循事物的内在法则，让万物各有归属，各得其性。事实上，“道”本身并不体现也不囿于某一具体之用，但当它作用于“器”，便能体现其“大用”。
老子的无心、无为、无用，其本质是“无我”，其目的是“无欲”。无我是“自我”的消融，无欲是“欲望”被超越。“无我”则无欲，“有我”则有欲。换言之，老子就是“以恒久之道升华人过多的欲望”，（进而净化自己的意识。在道家看来，欲望，既无法被满足，也无法被消除，而是只能被升华、被超越。世间种种欲望，皆可以划分为两类：世俗的欲望（亦即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等佛教所说的“五欲六尘”）和求道（认识自己，回归意识本身之纯净状态）的欲望。对于“不知足”“欲得”的世俗欲望，老子提倡知足知止，“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求道的欲望，是更深更本质的欲望，对于道家来说，“唯有纯粹、素朴、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虽淡而无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它的功能及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是任何事物都达不到的。”当然，随着求道之路的走向深入，连求道的欲望最终也会消融。在老子那里，所谓“成道者”，就是达到了“无我”“无欲”的境界。
总而言之，“道”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的客觀规律和基本法则，在根本意义上则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求道”，就是找寻自己;“悟道”，就是追问“我是谁”。换言之，人们对“道”的探索，在根本意义上是在找寻他自己。事实上，老子之“道”就是通过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和演进之客观规律的探寻，进而“认识你自己”，也就是那个“本来的自己”，这是老子之“道”的终极指向，也是老子撰写《道德经》的真正用意。
老子终其一生致力于“道”的探索和体悟，其著述以凝练至简的语言、玄妙空灵的风格、正言若反的方式，揭示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旨在劝诫世人止息向外求取之妄念，转向对内在生命奥秘的探索，以期归复人之淳朴本性，“复归于婴儿”，亦即“认识你自己”，显现那个“本来的自己”。关于“我”，老子如此描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飕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二十章》）这实际上是老子对于理想中“成道者”的描述。老子坚称，大道至简。在他看来，自己的核心教义其实很简单：“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七十章》）在老子那里，达致“道”的方法就是“无为”，其主要内涵如下：
1.放下执著：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在老子看来，“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人生中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对“我”（在本质上是“我的”）的认同与执著。只有通过对宇宙、社会、人生之客观规律的探寻，逐渐放下对“我的”（包括知识、名利和身体等）执著，才能够转迷成悟、返归本性，进而获得精神上真正的自由和超越。
一是放下对知识之执著。老子有意识地区分了“知识”与“智慧”，将对知识的追求称作“为学”，将对智慧的追求称作“为道”。老子劝勉世人，不要将妄见当真知，不要将知识当智慧，而是要放下对知识的执著，以探求大道为人生之要务。在老子看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四十八章》），为学功夫是每天在知见上求其增益，而为道功夫则是每天在知见上求其减损。事实上，对于一个缺乏自觉意识的人来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只会进一步固化“自我”，加重生命的负荷。因此，唯有放下对知识的执著，保持心胸的开阔，通过“损之又损”，减损知见和欲求，祛除心灵的遮蔽，最终达至“无为”的状态，真正的智慧才能够升起，也才有可能体悟到那个玄妙的大道，获得最终的真知。
二是放下对名利之执著。道家对于名利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庄子曾指出：“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其中，“重利”和“重名”，是外在的欲望，它们最易耗散人的精神。老子也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老子告诫人们不要贪慕外在的功名富贵，不要因小失大、因假失真。只有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著，做到知足知止、知进知退、贵精全神、抱朴守一，才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免遭屈辱或者祸殃，保持内心的宁静恬淡，进而回到意识本来的纯净状态。
三是放下对身体之执著。道家尊重生命、注重养生。但同时提倡放下对身体的执著，更为重要的是，洞察生命的真相，了解死亡的本质，坦然面对死亡。老子曾对此展开追问：“何谓贵大患若身？”为何人们重视身体好像重视大患一样呢？在他看来，“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十三章》）老子所说的“无身”，并非让人们放弃身体，而是要放下对身体的执著，知道身体只是生命运作的载体。一旦放下对身体的执著，则宠辱荣枯，祸福得失，生死寿夭，皆不动于心。倘若“无身”，则超越自我，超越世俗，超然物外，而返于自然，凡事皆合于大道矣。 总之，在老子看来，对知识、名利和身体的认同与执著，乃是人生痛苦之根源所在。对于它们，要始终保持觉察，不为之所惑，不执著于其中，不陷溺其中，倘能如此，则无论是知识、名利抑或身体，皆可为人生所用，为求道所用。只有放下对知识、名利、身体以及头脑和情绪的认同与执著，忘却过去、智力、礼乐、仁义，甚至形骸，做到庄子所说的“无己”“丧我”，才能够做到“外天下”（遗弃世故）、“外物”（心不为物役），乃至“外生”（忘我），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开启智慧，转迷成悟，进而体悟大道，回归真正的自己。
2.安住当下：无为不争，贵柔守拙
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并非是指放弃行动，而是放弃刻意行动，放弃追求目的之动机，也就是“无心”而为。无心而为，意味着遵循规律，避免妄为;保持接受，安住当下;顺应本性，柔顺不争。
一是遵循规律，避免妄为。在老子看来，真正通达大道者，懂得循道而行，不会胡作妄为。老子揭示自然界的规律，“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不会持续吹一早晨，暴雨也不会持续下一整天。“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自然界的运动，皆有其客观规律，凡是变化激烈、施为猛烈的现象，都是暂时的，难以持久，比如飘风骤雨，都是一阵而过。人若轻举妄动，超越常规、私欲过甚、悖戾多端、胡作妄为，亦如暴风与骤雨一般不可长久。老子还指出，“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人站立时脚跟着地，平稳中正，虽久立而不疲;人行走时步伐适中，自然而然，虽久行而不怠，这是站立和行走的自然之道。“跛者”本来想要站得高、看得远，却反而站不稳;“跨者”本来想要走得快一点、走得远一点，却反而走不远，因为他们违背了自然之道。与之相应，“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举动都是违反自然的，故而均难以持久。在老子看来，“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倘若不依循自然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容易出乱子。
二是保持接受，安住当下。无为的本质是接受，接受的核心是接受当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当下（此时此刻）。当下并不属于时间范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下乃是永恒。这就意味着，“无为”就是放弃对当下的抗拒，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当下，安住当下。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其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描述的就是“有道者”安住当下的状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是描述一种“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可见在老子看来，唯有“意识”处在此时此刻，方能体验到生命的本质和美好。
三是顺应本性，柔顺不争。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复归于婴儿”，都是强调要柔软，只有保持柔软的状态，生命才有生机。在老子看来，天下最柔软的事物从来不去抗争，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流动，这就意味着顺应并流向自己的生命本质;而天下最坚硬的事物始终会去抗拒，它意味着对生命本质的对抗，那恰恰是违背本性、趋于死亡的特征。在老子那里，“不争”乃是“天之道”，它在根本意义上是不与当下抗争，不与内心抗争。在生活当中，柔顺不争意味着懂得“接受”，接受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成败得失。老子还从世间万物的生存现象中得出结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可见，柔弱象征着生命力，与坚强相比，它是最终的胜利者。
3.保持观照：致虚守静，涤除玄览
在老子那里，“无为”并非止于一种哲学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求道方法。无为意味着，对“道”的了解，并不需要刻意地采取行动，而是消极被动地保持观照。在老子看来，静观玄览，保持观照，是窥知宇宙万物之奥妙的法宝。所谓观照，就是意识“反观”到意识自身，如此，则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消失了，也就是二元性消失了，只剩下“觉知”本身，这就意味着回到了“一”，回到了普遍性和整体性当中，而那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大道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它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心物一元，故曰“混成”，这是意识本身的状态。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指出求道重在身体力行的实证功夫，贵在静观玄鉴的玄妙功夫。
一是致虚守静。老子强调宁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静”是主宰和根本，“动”是现象或表象。“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厚重是轻率的根本，宁静是躁动的主宰。“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四十五章》）疾走可以克制寒冷，安静可以化解炎热，清静无为乃是天下的正道。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十六章》）在老子看来，虚则心无污染，玄鉴清明;静则心无躁动，渊深含蓄。虚静乃是生命万物之根柢，它是万物的本来状态，也是大道的根本所在。致虚守静必须彻底，方能让意识达到完全的虚静状态。事实上，人之所以渴望宁静，是因为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就是宁静。在现实当中，人的意识被外物所惑，其本性被遮蔽，杂念纷飞，于是不再宁静。意识一旦被遮蔽，既无法看清自身的本性，也无法看清万物的本性。只有让意识回到本来的宁静状态，才能够照鉴世间万物。老子所说的致虚守静就是这样一个去蔽存真、复归于本性的过程。
二是涤除玄览。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德经·十章》）所谓玄览，指的是意识觉知到意识本身，这实际上是对意识的净化过程。王弼注云：“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亦即通过清除内心污垢，使之清澈如镜，做到没有瑕疵，当私欲净化，妄念全消，意识必然复归于本来之纯净状态。如庄子所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水平静下来尚且清澄明澈，何况是人的精神！圣人的心境是如此虚空宁静，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镜，可以作为万物的明镜。在老子看来，只有保持玄览，大道方能得以显现。在静观玄览当中，意识将回到本来就宁静的状态。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四十七章》），大道无所不在，求道者不必盲目向外追逐，通过自省，通过内观，不必远行，不必窥牖，只要心虚静明照，即可照现天下，体现天道，让一切自行显现。 上述可见，老子并不关心世俗层面的道德规范，而是重点教导人们放下执著、安住当下，静观玄览，进而认识那个“本来的自己”。在老子那里，所谓道德，指的是循道而行，即为有德。真正的良知（道德）并非来自于外在的社会规范，而是源自于内在的纯净意识。刻意培养道德并不会创造真正的道德，反而会让人变得更加虚伪，变得更加“自我”。老子坚信，“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如同水一般，无心而为，自然而然。从根本意义上说，道德是意识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会刻意维护名誉，而是时时保持警觉（觉知）。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觉知，内在世界的纯净意识将逐渐显现出来，它会让一个人成为自己行为乃至生命的主人。意识一旦从昏沉当中清醒过来，那么，就无需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具有觉知的意识会自行判断，做出恰当的反应，其行为必然是符合道德的。换言之，一个有觉知的人能够根据当下的状况来行动，而非参照那个固定的道德规范。在老子看来，一个“求道者”并不担心道德，而是顾虑觉知，因为，那份觉知会引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走向道德，而一个意识处在昏沉状态的人，即便刻意为善，也是出于对“自我”的维护，并无“功德”可言。正是在此意义上，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三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失去道之后才出现德，失去德之后才出现仁，失去仁之后才出现义，失去义之后才出现礼。礼标志着忠信的不足和混乱的开端。道、德、仁、义、礼五者，逐层下降，每况愈下，离大道越来越远。所以，老子认为“绝仁弃义”，反而“民复孝慈”（《道德经·十九章》）。在老子那里，结束自己意识的沉睡和昏昧状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纯净意识，进而“认识自己”，最终“复归于婴儿”，这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
综上可见，老子所有的言说，都指向那个“自我”。老子提倡無心、无为、无用，都是旨在消融“自我”。而事实上，“自我”极为顽固、强大和狡猾，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老子看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三十三章》），“知人者”固然有“智”，但“自知者”方为“明”，若不“自知”，即为“无明”。老子认定，最终的“知”，乃是知“道”，也就是“认识自己”，这是最终的智慧。“认识自己”意味着，识别并放下“自我”，最终消融“自我”，回到意识之本来状态，那是“自我”彻底消融的状态，是对个体性的彻底超越，换言之，“有我”就离道，“无我”则近道。可以说，整部《道德经》五千言，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自己。需要强调的是，苏格拉底强调“认识自己”，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智慧，在他看来，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不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什么对自己合适，而且还拥有鉴别别人的能力，可以劝导他人以获得幸福，因而获得人们的赞扬和尊敬。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人们，他们选择错误，所尝试的事尽归失败，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遭受损失和责难，而且还因此名誉扫地、遭人嘲笑、过着一种受人蔑视和揶揄的生活”。而老子则将“认识自己”视为一种生命智慧。老子坚信，一旦真正认识了自己，亦即了悟大道，将揭开整个生命的奥秘，打开“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道德经·一章》）。在老子看来，“道”是不生不灭、恒常不变的，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认识自己、融入大道（一元性、普遍性、整体性的纯净意识之海洋），也就意味着超越了生死，获得了生命的永恒。
责任编辑：王晓洁
关键词 老子 《道德经》 道 意识 认识自己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4—0025—08
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范畴，“道”在《道德经》中总共出现了七十余次，学术界关于老子之“道”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从《道德经》文本来看，老子所说的“道”显然具有多重涵义。陈鼓应在《老子今注今译》中指出：有些地方，“道”是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种规律;有些地方，“道”是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刘笑敢更多地将其理解为“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和万物存在之意义的根源”;任法融则从道教的角度论述说，“《道德经》所谓‘道’，实为阴阳未判之前的混元无极，宇宙之起源，天地之本始，万物之根蒂，造化之枢机”;黄克剑则认为，老子之“道”乃是“从终极处对世道人心作某种诱导”。综上可见，学术界对老子之“道”的解读，主要侧重于规律、存在、价值等三个维度。本文借助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将老子之“道”理解为人类对自我的反思与探索，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在苏格拉底那里，“认识你自己”乃是对人类自身困境的一种焦虑与深省。黑格尔曾指出，“认识你自己，这乃是精神的法则。苏格拉底实践了这条诫命，他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他是提出原则来代替德尔斐的神的英雄：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应当向自身中观看。”笔者认为，在老子那里，“道”主要有两层涵义：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近似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就此而言，道家乃是探寻规律亦即“求道”之学;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即纯净的意识），就此而言，道家乃是认识自己亦即“悟道”之学。总体而言，《道德经》五千言，就是通过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演进之客观规律的把握，从不同角度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你自己”。
一、老子之“道”可否言说？
探讨老子之“道”可否言说，其前提在于老子之“道”可否被“理解”。言说旨在达致理解，理解往往借助言说。理解老子的最大困难在于，人们总是试图通过理智和思维去“理解”老子的文本，而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显然他排斥理智层面的知见;理解往往借助言说，而老子宣称“道可道，非常道”，显然，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关于老子的“解读”，大多乃是“盲人摸象”。一个人除非体验到与老子相同或相近的境界，否则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此看来，要真正理解老子，唯有透过生命体验。
从相关史料来看，老子虽然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但他一生并不关心世俗的事务，甚至连“立言”的意愿也算不上强烈。在隐退之时，路过函谷关，关令尹喜再三恳求：“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这才写下五千言，然后西出函谷关而去。即便勉强写书，也不忘在开篇时申明“道可道，非常道”。吕岩解释说：“可道，心可道其妙，而口难道其微，谓之可道。道不可须臾离，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可道底。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如此之玄，非空于玄，而实有玄之之妙。如此光景，岂是口可道？只可心领会而心可道。”吕岩所说的“心”相当于现代语境下的“意识”，它主要通过“领会”也就是体悟来发挥其功能，而“口”则是指语言文字，它是理智和思维之载体。对于道家来说，“道”是唯一的“真知”，它只可体悟（此为意识之功能）而不可言说（此为理智和思维之功能）。释迦牟尼也说过：“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真正的佛法，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凡是能够用文字表达的，都不是真正的佛法。所谓的经典，只不过是权宜方便之说，指月之指、指路之标而已。如果有人将手指当月亮，将指路之标当目的地，那就违背了言说者的本意。
作为“众妙之门”的“道”看上去空无所傍，玄之又玄，难以把握。从《道德经》文本来看，“道”是“无”和“有”的统一，它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惚恍境界，但如果超越日常经验，它又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可以说，“无”显示了道的超越性，“有”显示了道的实存性。老子如此描述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正是由于道具有原始、混沌、质朴、空灵、玄妙之品格，远远超越了语言的力量，故而无法用规定性的表述来指称它。古人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也宣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五十六章》。事实上，言语所能描述的，只是粗浅的、有形的事物之末，而非微妙玄通之“道”。真正了悟大道的人，明明知“道”，但难以用语言把“道”说清楚。恰如视力正常者与盲人谈论世间美景，只能借助于语言，但其交流实际上甚为困难。盲人一旦恢复了视力，则无需再借助语言。在老子看来，世人的意识处在昏昧乃至沉睡状态，只有意识从昏昧和沉睡当中清醒过来，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那个大道。
在老子那里，大道“玄之又玄”，绝非语言所能表达，唯有同样的“悟道者”方能真正知“道”，如同佛教宣说的真理，“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根据佛教典籍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就意味着，真正的佛法是离开一切相（语言、文字、圖像、思维、记忆等）的，唯有离开一切相，做到“心无所住”，方能体悟到佛法的真谛。 大道不可言说，但又不得不说。那么，误读就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老子早就预知自己将被世人误读，除了申明大道“不可言说”，他在《道德经》中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四十一章》）在他看来，“士”分上中下三等，“士”皆有可能听闻大道，但境界却千差万别，关键在于是否“信”与“行”。上士闻道，深信不疑，身体力行，践道行道;中士闻道，且信且疑，若有若无，偶尔行道;下士闻道，以为虚无飘渺，荒诞不经，于是大加嘲笑。老子是说，大道至简，但知易行难，必须通过信任（“信”）和践行（“行”）才有可能被体悟到，如果只是通过理智去思索它，那只会离道越来越远。就此而言，《道德经》五千言，乃是为“上士”而作，使其闻道并勤而行之的，实乃不得已而言之，退而求其次之举也。可以说，《道德经》一书相当于为“上士”也就是上根利器者指明了求道悟道的基本蓝图。正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总之，大道“不可言说”，是客观的事实，“强为之言”，是老子的慈悲。
二、老子之“道”究竟何义？
从《道德经》文本来看，老子之“道”，其核心要义有二：
1.老子之“道”，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就此而言，道家乃是探寻规律亦即“求道”之学。
宇宙万物的运行、发展和演进有其客观规律。老子所说的“一生二”，指的就是现象世界之二元性法则，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道德经》中，老子系统揭示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除了众所周知的阴阳对立法则，“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阴阳转化法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老子还重点阐述了阴阳平衡法则。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七十七章》）天道的特征是公平、高下、有余和不足，随时都有可能调整，它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保持能量之平衡状态。在老子看来，世间的祸福得失亦非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运动变化，祸福相依，得失相伴，悲喜交替，此消彼长。因此，凡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九章》），倘若刻意执求，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阴阳平衡法则在自然界和生活当中的体现，就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二十三章》），就是“跛者不立，跨者不行”（《道德经·二十四章》），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二十二章》），就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二十九章》，就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道德经·七十八章》）。老子坚信，“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真正的得道者，知道事物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洞悉生命的本质和真相，因此能够坦然地面对并接受世间的祸福吉凶、得失成败、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始终保持一颗平常之心。
2.老子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就此而言，道家乃是认识自己亦即“悟道”之学。
老子之“道”，在根本意义上，指的是“本来的自己”，也就是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这也是人的意识发展的最大潜能。老子强调，“道生一”，所谓“一”者，道也。这个“一”乃是道之本体，它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大无小，无贵无贱，浑然一体，“混而为一”（《道德经·十四章》）。所谓“道生一”，是指“道”乃是整体的、一元性的;所谓“抱一”，就是“抱朴”“抱道”;所谓“守朴”，就是“守一”“守道”;所謂“返朴”，就是复归于朴（“一”），复归于道，“复归于婴儿”。推而言之，老子所说的“得一”，就是“得道”，合乎于道，如此，它们将恢复自己的本性而成为自身，这就是“道法自然”，亦即大道效法它本应如此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道”就是认识自己，所谓“成道”就是成为自己，这意味着一个人在意识层面超越了个体性，回到意识的普遍性、整体性、纯净性之本来状态，如同波浪回归于海洋，这也是人的意识发展的最终可能性。在老子那里，“道”，就是意识本身的状态。经过长期的修炼，人的意识将发生变化，其过程就是：自我意识的萌芽-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的固化-自我意识的弱化-自我意识的消融。这实际上是“自我”（“我执”）的形成、发展、固化、弱化和消融的过程。换言之，“道”即“我”，“我”即“道”。这个“我”——“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先于这个现象世界而存在，遍及整个虚空世界。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易不变。只有通过“神秘的体验”（如“致虚极，守静笃”），才有可能证悟其存在。
为了引导世人体悟这个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描述，通过阐述它“不是什么”（不是身体、思想、情绪、行为等等“假我”“小我”），进而展现其“所是为何”（“本来的自己”，也就是纯净之意识）。笔者将老子之“道”的基本特征解读为无心、无为、无用。
其一，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在老子看来，“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圣人，亦即得“道”者，没有“自我”之心，而是以“百姓”和“众人”之心为心，显然，这是一种自我消融的状态。无自我之心，便无分别之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所谓“不仁”，实乃无心之仁，它顺其自然，当为则为，当止则止。在“道”的视野中，没有自我之心，没有分别之心。老子认定，唯有去除分别妄想执著，方能保持自然质朴、与道冥合、与道玄同。质言之，“无心”即道，“有心”则离道。无自我之心，自然无执取之心，懂得知足知止，可以长久。
其二，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老子那里，“无为”既是达致大道的方法，也是修炼之后的境界。作为修道方法，“无为”就是放下执著，安住当下，保持观照。作为一种修道境界，则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指出，“圣人处无为之事”，有道之人处无为之事，循道而行，做事不刻意、不强求。在生活中，“无为”意味着懂得做减法，亦即老子所说的，“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二十二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对于道的求取也应采取无为的态度。“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四十七章》）老子甚至否认了知识在悟道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绝圣弃智”，减少知识，抛弃成见，祛除心灵的遮蔽，以达到清静无为的体道之境。 其三，无用：无用之妙用。老子推崇“无”。《道德经》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十一章》）正如车轮的空无令其得以运行，器皿的空无使其得以盛物，房屋的空无让其可以居住，“有”给事物提供了实利，“无”让事物发挥了作用。在老子那里，“虚”“无”，皆有无用之义。老子还主张以下为美，以愚为美，以朴实为美，以无知为美，以虚静为美，以不争为美，以守柔为美等等，其指向都是“无用”。老子将“有”消解于“无”，返璞归真，达到大圣大愚、大智大拙、大勇大缺、大明大微，与天地万物合一，此即为最终之“大用”。然而，世人缺乏智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顺应事物的本性，因循事物的内在法则，让万物各有归属，各得其性。事实上，“道”本身并不体现也不囿于某一具体之用，但当它作用于“器”，便能体现其“大用”。
老子的无心、无为、无用，其本质是“无我”，其目的是“无欲”。无我是“自我”的消融，无欲是“欲望”被超越。“无我”则无欲，“有我”则有欲。换言之，老子就是“以恒久之道升华人过多的欲望”，（进而净化自己的意识。在道家看来，欲望，既无法被满足，也无法被消除，而是只能被升华、被超越。世间种种欲望，皆可以划分为两类：世俗的欲望（亦即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等佛教所说的“五欲六尘”）和求道（认识自己，回归意识本身之纯净状态）的欲望。对于“不知足”“欲得”的世俗欲望，老子提倡知足知止，“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求道的欲望，是更深更本质的欲望，对于道家来说，“唯有纯粹、素朴、清静、无为的自然之道，虽淡而无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它的功能及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是任何事物都达不到的。”当然，随着求道之路的走向深入，连求道的欲望最终也会消融。在老子那里，所谓“成道者”，就是达到了“无我”“无欲”的境界。
总而言之，“道”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天、地、人的客觀规律和基本法则，在根本意义上则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求道”，就是找寻自己;“悟道”，就是追问“我是谁”。换言之，人们对“道”的探索，在根本意义上是在找寻他自己。事实上，老子之“道”就是通过对宇宙万物运行、发展和演进之客观规律的探寻，进而“认识你自己”，也就是那个“本来的自己”，这是老子之“道”的终极指向，也是老子撰写《道德经》的真正用意。
三、如何达致老子之“道”？
老子终其一生致力于“道”的探索和体悟，其著述以凝练至简的语言、玄妙空灵的风格、正言若反的方式，揭示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旨在劝诫世人止息向外求取之妄念，转向对内在生命奥秘的探索，以期归复人之淳朴本性，“复归于婴儿”，亦即“认识你自己”，显现那个“本来的自己”。关于“我”，老子如此描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飕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道德经·二十章》）这实际上是老子对于理想中“成道者”的描述。老子坚称，大道至简。在他看来，自己的核心教义其实很简单：“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七十章》）在老子那里，达致“道”的方法就是“无为”，其主要内涵如下：
1.放下执著：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在老子看来，“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道德经·十三章》），人生中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对“我”（在本质上是“我的”）的认同与执著。只有通过对宇宙、社会、人生之客观规律的探寻，逐渐放下对“我的”（包括知识、名利和身体等）执著，才能够转迷成悟、返归本性，进而获得精神上真正的自由和超越。
一是放下对知识之执著。老子有意识地区分了“知识”与“智慧”，将对知识的追求称作“为学”，将对智慧的追求称作“为道”。老子劝勉世人，不要将妄见当真知，不要将知识当智慧，而是要放下对知识的执著，以探求大道为人生之要务。在老子看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四十八章》），为学功夫是每天在知见上求其增益，而为道功夫则是每天在知见上求其减损。事实上，对于一个缺乏自觉意识的人来说，越来越多的知识只会进一步固化“自我”，加重生命的负荷。因此，唯有放下对知识的执著，保持心胸的开阔，通过“损之又损”，减损知见和欲求，祛除心灵的遮蔽，最终达至“无为”的状态，真正的智慧才能够升起，也才有可能体悟到那个玄妙的大道，获得最终的真知。
二是放下对名利之执著。道家对于名利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庄子曾指出：“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其中，“重利”和“重名”，是外在的欲望，它们最易耗散人的精神。老子也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老子告诫人们不要贪慕外在的功名富贵，不要因小失大、因假失真。只有放下对功名利禄的执著，做到知足知止、知进知退、贵精全神、抱朴守一，才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免遭屈辱或者祸殃，保持内心的宁静恬淡，进而回到意识本来的纯净状态。
三是放下对身体之执著。道家尊重生命、注重养生。但同时提倡放下对身体的执著，更为重要的是，洞察生命的真相，了解死亡的本质，坦然面对死亡。老子曾对此展开追问：“何谓贵大患若身？”为何人们重视身体好像重视大患一样呢？在他看来，“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十三章》）老子所说的“无身”，并非让人们放弃身体，而是要放下对身体的执著，知道身体只是生命运作的载体。一旦放下对身体的执著，则宠辱荣枯，祸福得失，生死寿夭，皆不动于心。倘若“无身”，则超越自我，超越世俗，超然物外，而返于自然，凡事皆合于大道矣。 总之，在老子看来，对知识、名利和身体的认同与执著，乃是人生痛苦之根源所在。对于它们，要始终保持觉察，不为之所惑，不执著于其中，不陷溺其中，倘能如此，则无论是知识、名利抑或身体，皆可为人生所用，为求道所用。只有放下对知识、名利、身体以及头脑和情绪的认同与执著，忘却过去、智力、礼乐、仁义，甚至形骸，做到庄子所说的“无己”“丧我”，才能够做到“外天下”（遗弃世故）、“外物”（心不为物役），乃至“外生”（忘我），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开启智慧，转迷成悟，进而体悟大道，回归真正的自己。
2.安住当下：无为不争，贵柔守拙
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并非是指放弃行动，而是放弃刻意行动，放弃追求目的之动机，也就是“无心”而为。无心而为，意味着遵循规律，避免妄为;保持接受，安住当下;顺应本性，柔顺不争。
一是遵循规律，避免妄为。在老子看来，真正通达大道者，懂得循道而行，不会胡作妄为。老子揭示自然界的规律，“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狂风不会持续吹一早晨，暴雨也不会持续下一整天。“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自然界的运动，皆有其客观规律，凡是变化激烈、施为猛烈的现象，都是暂时的，难以持久，比如飘风骤雨，都是一阵而过。人若轻举妄动，超越常规、私欲过甚、悖戾多端、胡作妄为，亦如暴风与骤雨一般不可长久。老子还指出，“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人站立时脚跟着地，平稳中正，虽久立而不疲;人行走时步伐适中，自然而然，虽久行而不怠，这是站立和行走的自然之道。“跛者”本来想要站得高、看得远，却反而站不稳;“跨者”本来想要走得快一点、走得远一点，却反而走不远，因为他们违背了自然之道。与之相应，“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举动都是违反自然的，故而均难以持久。在老子看来，“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倘若不依循自然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容易出乱子。
二是保持接受，安住当下。无为的本质是接受，接受的核心是接受当下。老子的“无为”是一种随顺生命流动，不逆流而上的简单而深刻的智慧。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唯一能够体会到生命流动的地方就是当下（此时此刻）。当下并不属于时间范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下乃是永恒。这就意味着，“无为”就是放弃对当下的抗拒，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当下，安住当下。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其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描述的就是“有道者”安住当下的状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是描述一种“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可见在老子看来，唯有“意识”处在此时此刻，方能体验到生命的本质和美好。
三是顺应本性，柔顺不争。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复归于婴儿”，都是强调要柔软，只有保持柔软的状态，生命才有生机。在老子看来，天下最柔软的事物从来不去抗争，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流动，这就意味着顺应并流向自己的生命本质;而天下最坚硬的事物始终会去抗拒，它意味着对生命本质的对抗，那恰恰是违背本性、趋于死亡的特征。在老子那里，“不争”乃是“天之道”，它在根本意义上是不与当下抗争，不与内心抗争。在生活当中，柔顺不争意味着懂得“接受”，接受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成败得失。老子还从世间万物的生存现象中得出结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可见，柔弱象征着生命力，与坚强相比，它是最终的胜利者。
3.保持观照：致虚守静，涤除玄览
在老子那里，“无为”并非止于一种哲学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求道方法。无为意味着，对“道”的了解，并不需要刻意地采取行动，而是消极被动地保持观照。在老子看来，静观玄览，保持观照，是窥知宇宙万物之奥妙的法宝。所谓观照，就是意识“反观”到意识自身，如此，则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消失了，也就是二元性消失了，只剩下“觉知”本身，这就意味着回到了“一”，回到了普遍性和整体性当中，而那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大道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它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心物一元，故曰“混成”，这是意识本身的状态。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指出求道重在身体力行的实证功夫，贵在静观玄鉴的玄妙功夫。
一是致虚守静。老子强调宁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静”是主宰和根本，“动”是现象或表象。“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厚重是轻率的根本，宁静是躁动的主宰。“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道德经·四十五章》）疾走可以克制寒冷，安静可以化解炎热，清静无为乃是天下的正道。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十六章》）在老子看来，虚则心无污染，玄鉴清明;静则心无躁动，渊深含蓄。虚静乃是生命万物之根柢，它是万物的本来状态，也是大道的根本所在。致虚守静必须彻底，方能让意识达到完全的虚静状态。事实上，人之所以渴望宁静，是因为人的意识之本来状态就是宁静。在现实当中，人的意识被外物所惑，其本性被遮蔽，杂念纷飞，于是不再宁静。意识一旦被遮蔽，既无法看清自身的本性，也无法看清万物的本性。只有让意识回到本来的宁静状态，才能够照鉴世间万物。老子所说的致虚守静就是这样一个去蔽存真、复归于本性的过程。
二是涤除玄览。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道德经·十章》）所谓玄览，指的是意识觉知到意识本身，这实际上是对意识的净化过程。王弼注云：“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亦即通过清除内心污垢，使之清澈如镜，做到没有瑕疵，当私欲净化，妄念全消，意识必然复归于本来之纯净状态。如庄子所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水平静下来尚且清澄明澈，何况是人的精神！圣人的心境是如此虚空宁静，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镜，可以作为万物的明镜。在老子看来，只有保持玄览，大道方能得以显现。在静观玄览当中，意识将回到本来就宁静的状态。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四十七章》），大道无所不在，求道者不必盲目向外追逐，通过自省，通过内观，不必远行，不必窥牖，只要心虚静明照，即可照现天下，体现天道，让一切自行显现。 上述可见，老子并不关心世俗层面的道德规范，而是重点教导人们放下执著、安住当下，静观玄览，进而认识那个“本来的自己”。在老子那里，所谓道德，指的是循道而行，即为有德。真正的良知（道德）并非来自于外在的社会规范，而是源自于内在的纯净意识。刻意培养道德并不会创造真正的道德，反而会让人变得更加虚伪，变得更加“自我”。老子坚信，“上善若水”，最高的“善”如同水一般，无心而为，自然而然。从根本意义上说，道德是意识的副产品，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不会刻意维护名誉，而是时时保持警觉（觉知）。当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觉知，内在世界的纯净意识将逐渐显现出来，它会让一个人成为自己行为乃至生命的主人。意识一旦从昏沉当中清醒过来，那么，就无需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具有觉知的意识会自行判断，做出恰当的反应，其行为必然是符合道德的。换言之，一个有觉知的人能够根据当下的状况来行动，而非参照那个固定的道德规范。在老子看来，一个“求道者”并不担心道德，而是顾虑觉知，因为，那份觉知会引领一个人所有的行为走向道德，而一个意识处在昏沉状态的人，即便刻意为善，也是出于对“自我”的维护，并无“功德”可言。正是在此意义上，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三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失去道之后才出现德，失去德之后才出现仁，失去仁之后才出现义，失去义之后才出现礼。礼标志着忠信的不足和混乱的开端。道、德、仁、义、礼五者，逐层下降，每况愈下，离大道越来越远。所以，老子认为“绝仁弃义”，反而“民复孝慈”（《道德经·十九章》）。在老子那里，结束自己意识的沉睡和昏昧状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纯净意识，进而“认识自己”，最终“复归于婴儿”，这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
综上可见，老子所有的言说，都指向那个“自我”。老子提倡無心、无为、无用，都是旨在消融“自我”。而事实上，“自我”极为顽固、强大和狡猾，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老子看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三十三章》），“知人者”固然有“智”，但“自知者”方为“明”，若不“自知”，即为“无明”。老子认定，最终的“知”，乃是知“道”，也就是“认识自己”，这是最终的智慧。“认识自己”意味着，识别并放下“自我”，最终消融“自我”，回到意识之本来状态，那是“自我”彻底消融的状态，是对个体性的彻底超越，换言之，“有我”就离道，“无我”则近道。可以说，整部《道德经》五千言，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自己。需要强调的是，苏格拉底强调“认识自己”，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智慧，在他看来，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不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什么对自己合适，而且还拥有鉴别别人的能力，可以劝导他人以获得幸福，因而获得人们的赞扬和尊敬。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人们，他们选择错误，所尝试的事尽归失败，不仅在他们自己的事务中遭受损失和责难，而且还因此名誉扫地、遭人嘲笑、过着一种受人蔑视和揶揄的生活”。而老子则将“认识自己”视为一种生命智慧。老子坚信，一旦真正认识了自己，亦即了悟大道，将揭开整个生命的奥秘，打开“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道德经·一章》）。在老子看来，“道”是不生不灭、恒常不变的，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认识自己、融入大道（一元性、普遍性、整体性的纯净意识之海洋），也就意味着超越了生死，获得了生命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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