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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庄君，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讲师，上海大学电影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影视剧作研究。【基金项目】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体制改革，非公有制资金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多种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资本逐渐参与到中国电影行业中来。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对于市场和盈利增值的敏锐嗅觉，资本的行动远远早于政策上的“被允许”或“被鼓励”。
一、港台民营公司通过合拍先期参与电影制片的启发 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制作环境，要从港台民营资本谈起。其参与大陆电影制作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均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值得单独提出和讨论。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寻求与大陆国有电影制作机构合拍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到90年代初。《垂帘听政》（1983年）、《火烧圆明园》（1983年）、《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东邪西毒》（1994）、《大话西游系列》（1994年第一部）等一大批合拍片热闹地出现，香港汤臣影业、泽东电影公司等港台民营电影企业为内地电影界所熟知，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国营电影机构也进入港台电影业界的视野。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行业，港台民营资本是比较早迈出这一步的，也是对大陆民营资本有所启示的一步。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因政策上不能具有制片身份，因而采取了与有指标有身份的大陆国营机构合作的方式。
根据规定，港台与大陆合拍的影片均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作。大陆的民营资本很快从中获得启发，1993年成立的“金英马影视”就是从与港台合拍商业电影开始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挚爱情缘》均是以投资方式参与到香港公司与大陆国有制片机构的合作中，这是第一波采取这种方式参与到电影制片的民营经济力量的代表。[1]
二、大陆民营资本的厂标之路
民营资本有意进入到电影生产的行业，但因政策原因，取道“暗渡陈仓”：借用国有制片厂“国有指标”之名行拍电影的变通之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影视公司大部分没有涉及电影行业，主要从事电视剧、电视节目等制作。比如1985年在陕西渭南成立的华山影视公司等。相对于电视，摄制影片的成本过高，资金门槛难入，同时，电影作品政治文化风险未知、电视行业初兴对电影市场的挤压等都是民营资金最开始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政府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和探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所突破，这给包括民营影视公司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资本逐利的特性也决定了它的冒险精神。虽然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市场环境不成熟，却并不能阻止民营资本对于电影行业经济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经济上断奶的电影制片厂也希望找到弥补拍摄资金缺口的方式。
当市场经济逐渐起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行，影片生产仍然以指标的形式掌握在电影制片厂手中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中渐趋活跃的民营资本和电影行业中逐渐断奶的国营机构达成了一种权宜的合作形式：民营资本投资，电影制片厂出用厂标和人员。
新的变化发生在1993年。1月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通称“3号文件”①①2003年12月17日失效。。这一文件开启了中国电影行业的改革之路。政策上虽不允许民营资本成立电影企业，但是使用了“原则上”这一概念，民营资本对电影行业的兴趣已被政策关注。民营资金与国营制片厂关系暧昧又博弈，经济关系中处于优势，政策地位上处于弱势。但此一时期国有电影制片机构背着沉重的包袱和陈旧的思路不断衰落，投资电影制片行业的民营资本颇为活跃，制片厂的厂标成为一种商品，取道与制片厂合作的形式，挂厂标中也有买厂标的现象。
·博士论坛庄君：资本嗅觉，暗渡陈仓 1996年尚处于电影行业之外的张伟平投资拍摄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影片字幕厂标“广西电影制片厂”。1993年成立的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拍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挂牌的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挚爱情缘》则由“深圳影业公司”②②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于1985年，1998年改为深圳电影制片厂，开始企业化管理。摄制，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但90年代后半期，电影行业和市场瞬息万变，不论对转型中的电影厂还是新兴的民营电影力量，亦包括他们之间刚刚形成的一种合作默契——“厂标96年不够挂，97年就挂不完了”。[2]
三、“长沙会议”的影响
前后相继的两年，挂厂标的情况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市场和观众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沙会议”的召开。
1996年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继续深化电影改革，特别提出要“鼓励部门和企业投资拍片”，尽管并没有给予身份，但对于民营电影力量这是一次具有实际引导意义的放开。
因政策逐渐松动，民营电影企业纷纷成立。后来发展成为重量级民营电影企业的机构这一时期基本成立。1995年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成立，1996年北大华亿影视文化责任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出现了大量的规模不一的影视公司，后来通过并购、重组或融资发展壮大，均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流砥柱之力量。因政策松动，厂标之路也变成了联合投资。
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资金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大部分并不具有电影企业的身份，只是投入产出的单纯盈利行为，同时由于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资本本身并没有将电影认定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民营资金对于电影行业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民营电影力量处于一種半地下、半合法、半介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海水中，政策尚未对其验明正身；火焰中，资本的欲望在迅速膨胀。
参考文献：
[1]腾站.雄关漫步从头越——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之路[M]//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51.
[2]赵绍义.挂厂标絮语[J].电影创作，1997（3）：74.
一、港台民营公司通过合拍先期参与电影制片的启发 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制作环境，要从港台民营资本谈起。其参与大陆电影制作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均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值得单独提出和讨论。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寻求与大陆国有电影制作机构合拍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到90年代初。《垂帘听政》（1983年）、《火烧圆明园》（1983年）、《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菊豆》（1990年）、《霸王别姬》（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东邪西毒》（1994）、《大话西游系列》（1994年第一部）等一大批合拍片热闹地出现，香港汤臣影业、泽东电影公司等港台民营电影企业为内地电影界所熟知，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等国营电影机构也进入港台电影业界的视野。民营资本进入国有电影行业，港台民营资本是比较早迈出这一步的，也是对大陆民营资本有所启示的一步。港台民营电影企业因政策上不能具有制片身份，因而采取了与有指标有身份的大陆国营机构合作的方式。
根据规定，港台与大陆合拍的影片均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作。大陆的民营资本很快从中获得启发，1993年成立的“金英马影视”就是从与港台合拍商业电影开始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挚爱情缘》均是以投资方式参与到香港公司与大陆国有制片机构的合作中，这是第一波采取这种方式参与到电影制片的民营经济力量的代表。[1]
二、大陆民营资本的厂标之路
民营资本有意进入到电影生产的行业，但因政策原因，取道“暗渡陈仓”：借用国有制片厂“国有指标”之名行拍电影的变通之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影视公司大部分没有涉及电影行业，主要从事电视剧、电视节目等制作。比如1985年在陕西渭南成立的华山影视公司等。相对于电视，摄制影片的成本过高，资金门槛难入，同时，电影作品政治文化风险未知、电视行业初兴对电影市场的挤压等都是民营资金最开始并没有进入电影行业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政府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和探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所突破，这给包括民营影视公司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资本逐利的特性也决定了它的冒险精神。虽然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市场环境不成熟，却并不能阻止民营资本对于电影行业经济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经济上断奶的电影制片厂也希望找到弥补拍摄资金缺口的方式。
当市场经济逐渐起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推行，影片生产仍然以指标的形式掌握在电影制片厂手中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中渐趋活跃的民营资本和电影行业中逐渐断奶的国营机构达成了一种权宜的合作形式：民营资本投资，电影制片厂出用厂标和人员。
新的变化发生在1993年。1月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通称“3号文件”①①2003年12月17日失效。。这一文件开启了中国电影行业的改革之路。政策上虽不允许民营资本成立电影企业，但是使用了“原则上”这一概念，民营资本对电影行业的兴趣已被政策关注。民营资金与国营制片厂关系暧昧又博弈，经济关系中处于优势，政策地位上处于弱势。但此一时期国有电影制片机构背着沉重的包袱和陈旧的思路不断衰落，投资电影制片行业的民营资本颇为活跃，制片厂的厂标成为一种商品，取道与制片厂合作的形式，挂厂标中也有买厂标的现象。
·博士论坛庄君：资本嗅觉，暗渡陈仓 1996年尚处于电影行业之外的张伟平投资拍摄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影片字幕厂标“广西电影制片厂”。1993年成立的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拍的《欲霸天下》、《铁血壮士》，挂牌的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挚爱情缘》则由“深圳影业公司”②②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于1985年，1998年改为深圳电影制片厂，开始企业化管理。摄制，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但90年代后半期，电影行业和市场瞬息万变，不论对转型中的电影厂还是新兴的民营电影力量，亦包括他们之间刚刚形成的一种合作默契——“厂标96年不够挂，97年就挂不完了”。[2]
三、“长沙会议”的影响
前后相继的两年，挂厂标的情况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市场和观众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沙会议”的召开。
1996年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提出继续深化电影改革，特别提出要“鼓励部门和企业投资拍片”，尽管并没有给予身份，但对于民营电影力量这是一次具有实际引导意义的放开。
因政策逐渐松动，民营电影企业纷纷成立。后来发展成为重量级民营电影企业的机构这一时期基本成立。1995年华谊兄弟广告公司成立，1996年北大华亿影视文化责任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出现了大量的规模不一的影视公司，后来通过并购、重组或融资发展壮大，均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流砥柱之力量。因政策松动，厂标之路也变成了联合投资。
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资金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大部分并不具有电影企业的身份，只是投入产出的单纯盈利行为，同时由于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资本本身并没有将电影认定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民营资金对于电影行业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民营电影力量处于一種半地下、半合法、半介入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态，海水中，政策尚未对其验明正身；火焰中，资本的欲望在迅速膨胀。
参考文献：
[1]腾站.雄关漫步从头越——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之路[M]//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51.
[2]赵绍义.挂厂标絮语[J].电影创作，199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