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姆，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传说，有些是他自己在有生之年制造的，比如，19世纪末年轻女子求偶的唯一条件是，对方喜欢毛姆的作品；有些是书商、剧场和好莱坞炮制的，比如，1908年，看到他的戏同时在伦敦四家剧院上演，萧伯纳身心抓狂；有些呢，是他的狂热读者投票的，1956年，BBC调查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见到的人，毛姆！
　　不过，真也好，假也好，发生在毛姆身上的事情够他再活十个世纪，尽管皇家宴会上，连女王都想躲着他吃饭，知道他写不出好话来，除非你是小男童。哎呀，毛姆真是欢喜小男童，他老婆因为他身边的小混蛋杰拉尔德丢了夫人席位，而小杰的后任艾伦则忌妒从仰光一路到海防的那些小混蛋，说毛姆把他的心撒在远东了。
　　且慢，艾伦的醋言倒是恰到好处地说出了《客厅里的绅士》的好。说此书是毛姆的游记，那绝对不会错，而且他自己也证实，“它是一册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不过呢，如果把毛姆视为“在路上”的先驱作家进行阅读，把他那既精神又物质、既灵魂又肉身的路线纳入英美文学地图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在当代依然引起我们强烈八卦兴趣的作家，掩藏在游记中的这些个毛姆分身，随着时间流逝，似乎开启出了越来越广阔的传记空间和文本价值。呵呵，让我们数一数《客厅里的绅士》中，出现了多少个男童，而在《西班牙主题变奏》中，他又是如此罕见正面切入了同性恋问题，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老男人情不自禁的时候实在有看头啊！
　　当然，如果只在同性恋问题上纠缠毛姆，那是王八看绿豆，虽然我也不特别愿意用“想象的异邦”这样的后现代理论来理解他笔下的远东和西班牙，但当艾伦凄凉地说出，毛姆把他的心撒在远东了，我们完全可以把欧洲客厅看成远东卧室的一个镜像。
　　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很多出入两个世界，也描写两个世界，比如亨利?詹姆斯，但毛姆明确表示看不上大作家詹姆斯，认为他是“连土语和客厅用语都分不清的拙劣写字匠”。对詹姆斯的评价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但毛姆对“土语”和“客厅用语”的区分显然出自他的意识形态，而从这种区分出发，他对景栋对暹罗的感情，的确是由衷的表白：“令我有兴趣形诸文字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它们予我的感情。”这种感情，在《西班牙主题变奏》的尾声，几乎就是激情的最高级表达：在西班牙，人就是诗歌，是绘画，是建筑。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哲学。
　　《西班牙主题变奏》像是一部艺术史和文学史的示范之作，毛姆悠游小说林，出入大剧院，上得厅堂，入得厨房，阳春白雪到九个高音Ｃ，然后笔锋一转回到肉菜饭、烤乳猪，完全是眼下时髦的文化研究写法，但又完全没有文化研究的习气，因为毛姆笔底有人。而当他用人的笔墨描述欧洲男和远东女的故事时，我简直想掩住这些章节不让李银河看到，因为故事主人公会赤裸地撞在现代枪口上。
　　故事很简单，驻缅甸的一个英国男人爱上了一个缅甸女子，男人非常爱女人，女人爱不爱男人，我们不是很清楚，反正女人要求和男人结婚，但是男人不愿意，因为娶她的话，他就得在缅甸呆一辈子。他还是想回英国，回老家，想埋在英国的教堂墓地。书中有这样一段：“我想脚下踩着英国乡镇的灰色人行道，我想可以走去跟屠户吵一架，我想逛逛旧书店。我想小时候就认识我的人在街上跟我打招呼。”
　　看到这里，真是有保护毛姆的冲动，如此政治不正确的感情太经不起女权经不起殖民理论的体检，但我保证，如果我们光顾着当批评家，那小说最深处的精神意义就会和我们擦肩而过。
　　1941年，衣修午德遇到毛姆，后来在给福斯特的信中，他说，毛姆让他想到贴满标签的旅行箱，只有上帝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虽然衣修午德搞不清他的旅行箱里是什么，但作为上帝的读者很清楚：要理解爱情必须是个情人。
　　于是，毛姆毫不犹豫地上路，他的风格既是极简派，又很巴洛克，而两者又彼此说明互相拆解。反正，对于聪明绝顶的毛姆而言，关于写作，根本没有灵感这回事，你必须上路，必须是个情人，这个，也可算他对读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