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年少时光（1937-1955年）

　　1937年，我出生于长沙一个工商地主家庭，祖辈在长沙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金银首饰店，主要以此维生。1949年后，土地充公，哥哥作为党员，将家里剩下的一点本钱也充公了，我们家里的日子就比较艰难了，只能依靠父亲在搬运公司拉板车来养活家里的10口人。
　　哥哥在外读书，面对体弱的母亲、四个弟弟、两个妹妹以及家中日益艰难的情况，我不得不停学两年，帮助父亲拉板车。一般来说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别的人家不会让女孩子读书，但我父亲算是开明的，坚持让我上学读书，让我复学。我的童年生活就在拉板车和努力复学中度过。

二、我的师范生活（1955-1962年）

　　1.报考江西南昌师范学校①
　　1955年，我没有继续读高中而选择读中专，原本想选择财会，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最后选择了读师范。因为读师范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天冷的时候还可以申请棉衣，甚至如果周末回家不在学校里吃饭，还可以申请退粮票。而且当时急缺老师，学校动员我们去当老师。班主任组织我们听各地优秀教师讲课，听优秀教师做报告，怎么教学生、怎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听了这些优秀教师讲的课，我很感动，觉得当老师好崇高、好高大，想像他们一样，终于下定决心报师范。得知我改报师范，班主任说：“肖佩云你就应该读师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财会。你活泼外向，文体美都比较全面，就应该报师范。”当时师范生报考更加严格，报考师范虽然不需要面试，但是需要各方面比较全面，我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尖子，年年都参加全市的文艺会演，所以可能也比较合适吧。
　　2.短暂的师范生活，有缘分的小学母校
　　在师范学校，我们什么都学，没有分科，学的学科和初中的学科是一样的，而且门门合格才能毕业。1958年，“大跃进”开始，学校急缺老师，于是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这些课程都还没有来得及学，就提前一年毕业了。
　　机缘巧合之下，我被分配到我的母校—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小学任教，遇到了我小学时候的校长万良坤校长。有一次，我们班里一个同学从垃圾桶里捡了一张照片跑过来：“肖老师，你看咯，这好像是你哦。”我一看，真是我小学时候和校长的合影。
　　那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从师范毕业出来的新老师教书都从三年级开始教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当班主任，或教语文或教数学或教全科。后来我才知道，小学三年级是比较难教的，因为从数学来讲，三年级数学是一下子麻梯形①的，学生很难一下子冲上去。另外，三年级学生也开始调皮了，如果这个坎能过去，就能管得住学生。虽然那个时候老师比较少，但是分配到学校里都会有一个老教师带新教师。备课、授课在学校里也学过了，但新教师对重点难点的把握、怎么突破重难点等，还是比较难，所以老教师对新教师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很感谢当时带我的师傅，让我逐步从师范中专进入教师状态。

三、西洞庭的教师生活（1962-1994年）

　　1.初入农场的艰苦生活
　　1962年，在多次申请后，我从江西南昌调到了西洞庭农场任教，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西洞庭农场是1955年从一片芦苇荡开发出来的，教学条件很艰苦。教室是用茅草搭起来的茅草屋，一到下雨天，外面落大雨，教室里面下小雨。等到雨停了，教室里面的茅草还在滴水，滴在我的白衬衫上，像酱油一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白衬衫上课。农场的环境和我在南昌上课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善校舍。放假的时候，我没有休息，给校舍的屋顶铺草、房间补墙，晚上用竹签子绞毛蜡烛，解决教室的用灯问题。
　　农场里只有我是师范毕业的，加上我的教学能力强，带的班级也不错，学校对我比较重视，我也蛮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几乎全农场的老师都来听我的课，视察的老师也是听我的课，我就成了一块“招牌”。
　　2.唯成分论的艰难生活
　　1964年左右，我刚调整好农场里的教学环境，就被下放到农科所劳动。但因为急缺老师，所以没有多久我就又调回来当老师了。据说有一次，老师教老师的“师”和统帅的“帅”，有学生问：“老师，老师的‘师’和统帅的‘帅’有莫子②区别呀？”老师回答：“‘师’就是‘帅’，‘帅’就是‘师’。”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就让我在队里教书，一学期之后，我又被调回场部学校里。调回来以后，主任一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把你搞起来③，这就有戏看了④。”他很激动，每次上公开课，都要让我上。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成分问题，校长将矛头对准我，往我身上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批斗我，如我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拔尖培养地主子弟。我一向胆子挺大，也不服：“校长，我不理解。是不是我以后要这样当教师—出身不好的地主子弟考了100分，我给他们打50分，甚至不及格;贫下中农子弟考不及格，我就给他们打八九十分，甚至100分？是不是这样就不是重点培养地主子弟？”校长被我问得不好意思了：“那不是的，不是的。”我就反問：“那你说我该怎么搞①？我是不晓得我要怎么搞。”校长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可并没有因此减弱对我的批斗，反而在教师大会和大队里变本加厉、声势浩大地批斗我。最严重的时候，谁都不敢跟我讲话，因为跟我讲话就表明他立场不坚定。
　　那段时间，我可以说是“运动员”，哪场运动都少不了我，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影响我的教学以及和家长的关系。学校把烂班②交给我，我最后都会把它变成先进班，甚至有一些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分到我班上，高兴起跳③。无论怎么评选，我的班都是先进班，无论怎么统考，我班上的成绩都是全农场第一。学校里的老师常说：“就算‘文化大革命’那么乱，学生那么不读书，肖老师班上都是正儿八经读书的。” 　　3.柳暗花明的教师生活
　　1977年邓小平同志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以突出的教学教育能力以及中专文凭被选为教导主任，又从教导主任升为校长，后来入党成为学校的支部书记。1980年左右，我主张将场部学校的小学部独立分出来，在学校附近独立建小学校舍，后来和七分场的小学合并。我带的学校，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运动会比赛等，都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
　　（1）严格抓教学
　　我对学生老师④要求十分严格，比如语文作文，每一篇基础训练有一篇大作文，我就要求老师每个星期要有一篇小作文。另外，我一个学期要检查两次备课、作业和作业批改的情况、学期计划等。有一些老师受不了，抱怨“搞不了，搞不了”⑤。老教师了解我的教学风格：“怎么搞不了？肖老师就是这样把教学搞出来的。”我检查一位周老师的作文，并且把他作文的题目一一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里，但他在大会上讲：“肖老师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我一本作文你都没有看，就讲我只有几篇。”我就应声：“好，周老师，你明天把你的作文本收上来，我看看。”第二天我拿来作文本一本本地对，和我抄在工作本里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你的第一篇作文是……你的第二篇作文是……在你的计划内作文没完成是事实！”说完，他哑口无言。还有老师跟我女儿说：“你妈妈当时工作就蛮认真了，当时我备课没有那么多，甚至有些课没有备，你妈妈发现了，就把我喊到办公室狠些地刮了一餐⑥，并且跟我讲下不为例。之后，我就再也不敢马虎，备课每次都是认认真真的。”
　　（2）严格抓作息
　　我是一个活的打卡机，每次准点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和老师，放学要求老师按时离开教室、离开学校，不准留学生，发现没有学生了，我才回家。
　　一个体育老师是下午第一节上课，但是他到点了还在睡觉，我就让其他老师帮忙喊他上课，然后我就走了，第一次犯错误我是要给老师面子的。第二次，这位体育老师又睡过了，没有起来上课，我又让老师敲门叫他起来，但我没有走，在门边等着，体育老师一出来看见我，就马上去上课了。因为要管着年轻教师，白天出去开会的时候，我都不能声张，走之前还要到学校里巡视一番，开完会马上回来赶到教室。由此，老师和学生都养成良好的作息。
　　（3）严格抓教学
　　当时没有提倡“师徒制”，我只能手把手地教教师们怎么上课，怎么备课，帮助他们反复修改教案。有些教师刚讲完就不记得怎么讲的了，我就一遍一遍地听上课，一遍一遍地陪着他们训练。我鼓励教师多上公开课，甚至让全农场的教师都来听我学校的教师上公开课，一些教师听完课之后就说：“老师上得这么好，学生配合得这么好，肯定上的第二次。”
　　一是我自己喜欢听课，听各种老师上课，到后来做了领导，我仍坚持听课。二是我听完课之后会评课，一针见血地评价老师的课。有时老师的脸一下子血红血红①，我解释：“对不起哦，这是屋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我不会讲太多优点，只指出缺点。将来外面老师也来听我们的课，要人家讲缺点不如自己讲。”当时有的教研组组长评课讲优点，我直言不讳：“你这样对她没有好处，她还老以为自己课上得好。将来派别的学校老师来听课，人家肯定会讲闲话，说你们完小就这么个水平，我们还是要对老师严格一点。”我要求教研组组长敢于讲真话。后来，老师们就慢慢习惯了这种听课评课方式。导致后来我带的学校老师都喜欢听课，且互相评课。

四、我的退休生活（1992年至今）

　　1990年，我申请到教研室工作，两年后退休，结束了35年的教师生活。
　　我感谢这些学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有了他们这些色彩斑斓的笑脸，才让我的教师生活累并快乐着，即使在那段比较艰难的时期都灿烂着。访谈后记
　　本可以在自己熟悉的母校，带着自己已经教过三年的学生走向小学毕业，却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陌生的学校，从头开始教一波什么也不会的农村娃;本可以理所当然地依靠并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师傅学习教学方法，却独自勇敢地一点一点摸索“如何教”，且扛起“教学”的旗帜;本可以享受城市里一隅恬静的时光，却在刚开发不久的“芦苇荡”农场为校舍操劳。瘦小如她，在当时的环境下，理应被生活的苦难压弯了腰，陷入荒芜的泥淖里，可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继续在“芦苇荡”的农场里教学？当她拿出80周岁和学生们的合影，指着照片里一个又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笑着谈论一件件任教时的小事时，我知道，她享受著做教师的乐趣;当她平静地讲出艰难岁月里被打压却依旧被家长信任时，我知道，她早已对教育怀着一颗虔敬之心;当她让女儿继续做教师，并鼓励孙女成为教师时，我知道，她以做教师而自豪。
　　离开城市里的优秀学校来到农场里的“茅草”学校，从城市穿着白衬衫上课的教师转为在农村穿着塑料雨鞋上课的教师，巨大的落差丝毫没有影响肖佩云老师教书育人的决心，她甚至决心要把“茅草”学校办得更好。尽管几度辗转，历经艰难岁月，但肖老师初心不改，依旧以绝对的热情，深耕农场的教育。终于，在农场里创办了第一所中心小学。面对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师，肖老师锲而不舍地抓教学，手把手地教老师们上课，让教师成为教师，让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相加，而是透着温暖的给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肖老师不仅为教师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而且让一批批农场里的孩子受益，笔者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乡土社会，有千千万万肖佩云老师这样的乡村教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甘之如饴。愿有更多的人乃至全社会关注乡村教育，支持乡村教育，让更多的后来者受益。十分感谢肖佩云老师的家人对多次访谈的支持与理解，更感谢肖佩云老师将自己的教师经历及其人生经历倾囊而出。
　　肖佩云
　　女，1937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南昌，中专学历。1958年任教于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阁小学，1962年转到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任教;1982年为集中师资和学生资源，主张联合附近分厂学校创办西洞庭中心完小，并担任校长;1990年申请到区教研室工作，1992年退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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