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去年冬天贵阳上空的那场雨并不凛冽，也未包藏着死亡的讯息，相反温润得如同早春。我在去机场的路上跟刚结识几天的杭州同行徐聊天，他说起曾去某城的某报考察，该报一位老总的接待规格令人惊诧，从早餐陪到中餐直到晚餐，很是奢靡，最后还一头扎进夜总会，挥金如土气壮山河。我恰巧对那家報馆再熟悉不过，淡淡笑道或许是穷人更喜欢过年吧。徐亦觉不可思议，说这般糟蹋钱不知是什么想法。我说真正的大报搞接待不会铺张浪费，得体即可，反正实力和影响力摆那儿，不怕被小瞧，而内地小报就得靠摆谱来撑脸面，拿年营收的千分之一来搞一次普通接待，也只有他们才干得出。
　　那个一掷万金的老总如果听到我和徐的谈论，一定会气疯，割肉飨客，换来的却是不以为然。不过他亦可放心，徐永远不会再跟我或跟别人说起这事了。
　　我在五月的清晨看到徐自戕的消息，脑壳轰了一下，脸盲症和健忘症瞬间痊愈。徐的面容，以及我们在那个贵阳早晨聊过的许多话，顿时满血复活。他比我小5岁，年纪轻轻就是名报高管，但白发竟然比我这个白头翁还多。据说被抑郁症折磨得不行了，自缢。
　　徐的自尽，网上有人照例说他不负责任，因为抛下了两个儿子和有眼疾的母亲。我早年也认为自杀是不负责任的，但如今却能理解那些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人。平常人一宿没睡好都会蔫一天，何况长年累月的失眠。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她外公在某个年代自绝于人民，留下5个子女，自己落个清静了，家人却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苦苦谋生。这事让她外婆恨了一辈子，临终还在叮嘱，坚决不跟她外公同穴。我回复说多数男人还是有养家糊口的责任感的，既然选了死，定是没法撑了，还是多理解吧，苟活不易，寻死亦不易。
　　徐是复旦毕业的，我想起10年前自杀的前同事郭，也是复旦的，他们年纪相仿，没准是同一级的。郭在那年因为失恋和失业，开了煤气，死在了距离故乡3000公里外的南方。先前我只觉得她傻，现在却理解了，人生本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爽快，痛快。
　　现在想来，新闻行当是名利场，也是绞肉机。多数人混了半辈子依然寂寂无名，被绞成了肉末，偶有冒尖到了塔顶的，也是命运多舛，我所知的许多大腕都有抑郁症。
　　所以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正在离去。我10多年前的几个兄弟，一个抛弃高管高薪，准备读书云游，现在估计正在阿姆斯特丹，但赋闲的他肯定不会要发票了；一个封笔，上峨眉山搞了个几百亩的庄园，如今怕是在逗母猴；还有一个，从日薄西山的纸媒业去了更加奄奄一息的唱片业，看起来很不靠谱，但鉴于他从不上班还领工资，所以其实还是相当靠谱的。这仨哥们虽奇形怪状，但都算偏执狂的奇才，如今他们竟然都闲云野鹤了，闷声读书，闷声发大财，闷声吃空饷，我忽然觉得江湖寂寥了下来。
　　我至今记得去年冬天在贵州肇兴古镇跟一众传媒人厮混的时光，喝酒，沉睡，和苗民烤火发呆，看梯田上的芦花像缟素般挂在斜阳里。我亦记得，我和徐握手道别，我垂下眼皮静静看书，不知道他那背影竟是最后一次倒映在这尘世。那一霎，贵阳的雨停了，有阳光疲倦地流过来，犹如惨淡的末日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