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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1926年-2015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学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等行政职务。曾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分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学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战火中的求学之路
齐世荣1926年生于江苏连云港，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他上学的时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齐世荣，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毅然从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学校。齐世荣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1945年，他顺利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
齐世荣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时，给学生上课的有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历史学大家，每一位先生的名字都如雷贯耳。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术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视野开阔。例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先生当时讲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清华大学的雷海宗先生也是如此，在中国史方面教“中国通史”“商周史”“秦汉史”，在外国史方面则教“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学贯中西，不仅是这些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而且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的学风。齐世荣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与戊戌变法有关，他认为指导教师一定是上中国近代史课的邵循正先生，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却指定教“英国史”“美国史”的刘崇鋐先生来指导。这让他大感意外。后来，雷先生告诉他，刘崇鋐先生对戊戌变法有专门的研究，指导他更合适。
大学时期中西贯通的学风，在齐世荣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终身受益。读大学时，他就对中国史和外国史都有兴趣，毕业后进入中学任教，中外历史故事都是他讲课的生动素材。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他更觉得历史研究虽然最后要给自己确定一个范围，但是不能对这个范围之外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眼界宽、思维广，才能有更高的成就。齐世荣不仅自己以老师们为榜样，读书涉猎广泛，研究兼顾中西，同时他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他常谦虚地说，自己距离这个标准还差得很远，希望学生向“太老师”（也就是他的老师）学习，取法乎上。
战火中的求学路不仅奠定了齐世荣扎实的史学基础，而且还塑造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齐世荣求学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剧烈变革时代，国家与民族所經历的内忧与外患、危机与革命，不仅培育了他的赤诚爱国之情，而且也赋予了他一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激励着他在日后的世界史研究中注重学以致用，每逢历史的关键年头都会提起手中的笔，以史为鉴，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那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更推动他毕生致力于世界通史的教育和教材的编写，将正确的历史观传递给下一代。
历史系四大台柱
1954年，北京市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启动筹建北京师范学院，抽调一批优秀中学教师做师资，培养自己的中学教师。28岁的齐世荣，当时已经担任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的教务主任，被抽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1955年才建立历史系），担任世界现代史教师。
这批首都师范大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从各中学抽调上来的优秀教师，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当时全院没有一名正教授，只有六名副教授，其他人都是讲师和助教，被叫作“没有教授的大学”。师资力量如此，图书、仪器也很贫乏、简陋，很多仪器是教师们自己动手，用土法子做成的。这样一所白手起家的高校，不仅社会上有人怀疑它能否办好，入学的新生也有不少人觉得“脸上无光”。很多学生在学校戴校牌，出校门就悄悄摘下来。虽然办学条件很简陋，但这批年轻的创业者们坚信学校能够办好。他们都是各中学舍不得放走的拔尖人才，大多数出身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名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东风楼里两个文史专业的教师尤其朝气蓬勃，他们明白学问本无捷径可走，当他们站在四楼北望不远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时，觉得无需仰视。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教师中，后来走出了不少著名的学者。
历史科的情况和学院的整体状况类似，当时只有一名副教授，七名讲师和三四名助教。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大部分人吃、住都在学校，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各自回宿舍休息。图书资料也很缺乏，教师们上课往往到家里藏书比较丰富的成庆华老师那里去借。齐世荣当时任历史科副主任，没有秘书等办事人员，也没有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些职务都由他和科主任戚国淦兼任。1955年历史系建立后，他又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属于“双肩挑”的干部。在这样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齐世荣基本做到了“两不误”，还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并在1958年-1959年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由于学问扎实，课又上得好，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齐世荣和另外三位教师被称为历史系的“四大台柱”，受到系主任的特别重视。
齐世荣晚年曾说，时光如果可以倒流，他最想回到的就是1954年，与当年的老友重新聚首。当年，这批年轻教师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谋划历史系的发展，团结协作的氛围特别好。齐世荣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从历史科建立之初就长期担任系领导的他，尤其注意团结同志，建立科研团队，培养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仅是台柱子，更是领航人。在历史系积累的成功管理经验，为他日后担任院长和校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在担任校长期间，以极大的魄力推动科学研究，奖励优秀成果，培养教学骨干，推进学科建设，大大提高了首都师范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水平。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国争光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外交流日趋活跃。此时，齐世荣已从讲师直升为教授，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齐世荣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改革开放为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他，创造了较为优越的科研环境，让他焕发了学术的青春。
齐世荣是一个眼光很远大、视野很开阔的人。早在历史系建立之初，他和当时的系领导们就确立了一致的办系理念，即教学和科研应当并重。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随时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改革开放后，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同时选定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英国史（以都铎王朝为重点）、国际关系史（以20世纪为重点）为科研的重点方向。齐世荣本人就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尤侧重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他治学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理论和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首先，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能够写出真正有创建的文章。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坚持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他在指导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时，强调不仅要注意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方面，而且要注意研究其经济与文化方面，并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同时，他还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第一手史料的运用方面，齐世荣是当时国内世界史学界少有的、最先运用国外档案材料的几个人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逐渐解冻，获取国外历史文献的渠道慢慢打开。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齐世荣，就积极向校领导申请经费，购买国外历史著作和文献资料。注重一手史料的运用，是齐世荣史学研究的鲜明特点，也成了首都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首师大）世界史学科立足和发展的根本。如今，首师大世界史学科，位列国内六家世界史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研究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这与齐世荣奠定的理论与史料并重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1989年，齐世荣担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后，他又积极推动学校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希望通过中外学术交流，开拓师生们的眼界，掌握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
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普遍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时至今日，西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仍以欧洲战场为主，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略过不提。因此，中国史学家对阐明这一重大问题，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1985年，齐世荣在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向大会提交了《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这篇文章，充分利用战后出版的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考察，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推迟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形成，避免苏联两线作战，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在太平洋战场牵制日本百万大军等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对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和各主要交战国战略部署的深远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齐世荣在大会上的报告，获得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他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展现了齐世荣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鲜明的研究风格，而且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采，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也为国家争了光。
为中央政治局讲历史课
2012年，齐世荣在与参加“国培计划”的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座谈时曾说，能成为一名历史老师是他一生最高兴的事情。从1949年进入北京育英中学任历史和政治教员算起，齐世荣从事教育事业60余年，最早的学生也已80多岁了，可谓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都成了所处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多次在路上偶遇早年教过的学生，这些五十多年前的学生见到他时，仍能想起当年课堂上齐老师为他们讲法国大革命、讲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生动情形。这让齐世荣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五十多年前给学生们讲的历史，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
常常会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齐世荣认为，历史是将过去、现在、未来串联起来的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现实中蕴含着历史，历史也昭示了未来，每个人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他曾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历史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如果有人要请你到某饭馆吃饭，你往往会问那个饭馆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吃过几次还不错，吃过几次这就是历史”。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重理轻文”的风气，齐世荣曾特别撰文《认真地读一点历史》，指出看待历史的作用，不能着眼于“立竿见影”，而要更深远、更广泛地理解，希望不论干哪一行工作的，都认真地读一点历史。
齐世荣一直特别注意学习和研究世界史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作用。他曾在《求是》等杂志上发表《学习世界史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文章，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希望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规避西方发达国家失败的做法。1997年，他曾经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2003年，齐世荣再次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题目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次讲课的内容反映在他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中。他还参与主编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等著作。齐世荣思考的问题，已经走出了校园，直面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关心国家命运，竭力奉献自己绵薄之力的传统与风骨。
该罢休时不罢休
“该罢休时不罢休”，是臧克家先生写给白寿彝先生一首诗里的一句话。2009年，83岁的齐世荣曾撰写《学习白先生“该罢休时不罢休”的精神》一文，表示要向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学习。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齐世荣晚年坚持每天看书，虽然精力不济，但仍笔耕不辍。2010年，84岁的他发表了《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一文，此后《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等文章相继发表，平均一年一篇。2014年，辑录这些文章的《史料五讲》一书问世。这些文章展示了齐世荣在史学理论和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功底，是他几十年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史學理论教学的经验总结与升华。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专家的高度好评。
齐世荣生前始终挂念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世界史教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他与吴于廑合编的六卷本 《世界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国大多数高校至今仍采用的教材，影响至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又用了30多年的时间多方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世界历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和《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为学科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性的资源库。与此同时，齐世荣在去世前，一直担任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教育部编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教材的编写工作繁杂，需要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但齐世荣一丝不苟，事必躬亲，逐字逐句地阅读和修订教材书稿。
直到2015年下半年，齐世荣仍陆续让历史学院的教师帮他在图书馆借书，所借书目既有世界史的，也有中国近现代史的。据他女儿回忆，他在病发前还在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看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的清样，病重入院后也经常要他的书稿。齐世荣去世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读史见微录》的未完稿，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充满趣味但又很有启发意义。2016年，人民出版社再版《史料五讲》时，将他的这些最后的文字收录了进去，这是对他“该罢休时不罢休”精神的最好纪念。
“将相无种，事在人为”，是齐世荣在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对学校创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总结。这更是他个人长期治学、管理的经验总结，相对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来说尤为贴切。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今天在国内位居前列，与齐世荣等奠基前辈的这种自信和努力进取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事业的开拓者，也是灵魂的塑造者。这种开创事业的精神，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战火中的求学之路
齐世荣1926年生于江苏连云港，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他上学的时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齐世荣，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毅然从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学校。齐世荣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1945年，他顺利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
齐世荣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时，给学生上课的有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历史学大家，每一位先生的名字都如雷贯耳。这些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术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视野开阔。例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先生当时讲两门课，一门是“战国史”，一门是“西洋现代史”，一中一西，一古一今；清华大学的雷海宗先生也是如此，在中国史方面教“中国通史”“商周史”“秦汉史”，在外国史方面则教“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学贯中西，不仅是这些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而且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的学风。齐世荣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与戊戌变法有关，他认为指导教师一定是上中国近代史课的邵循正先生，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却指定教“英国史”“美国史”的刘崇鋐先生来指导。这让他大感意外。后来，雷先生告诉他，刘崇鋐先生对戊戌变法有专门的研究，指导他更合适。
大学时期中西贯通的学风，在齐世荣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他终身受益。读大学时，他就对中国史和外国史都有兴趣，毕业后进入中学任教，中外历史故事都是他讲课的生动素材。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他更觉得历史研究虽然最后要给自己确定一个范围，但是不能对这个范围之外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眼界宽、思维广，才能有更高的成就。齐世荣不仅自己以老师们为榜样，读书涉猎广泛，研究兼顾中西，同时他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他常谦虚地说，自己距离这个标准还差得很远，希望学生向“太老师”（也就是他的老师）学习，取法乎上。
战火中的求学路不仅奠定了齐世荣扎实的史学基础，而且还塑造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齐世荣求学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剧烈变革时代，国家与民族所經历的内忧与外患、危机与革命，不仅培育了他的赤诚爱国之情，而且也赋予了他一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激励着他在日后的世界史研究中注重学以致用，每逢历史的关键年头都会提起手中的笔，以史为鉴，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那些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更推动他毕生致力于世界通史的教育和教材的编写，将正确的历史观传递给下一代。
历史系四大台柱
1954年，北京市为了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启动筹建北京师范学院，抽调一批优秀中学教师做师资，培养自己的中学教师。28岁的齐世荣，当时已经担任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的教务主任，被抽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1955年才建立历史系），担任世界现代史教师。
这批首都师范大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从各中学抽调上来的优秀教师，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当时全院没有一名正教授，只有六名副教授，其他人都是讲师和助教，被叫作“没有教授的大学”。师资力量如此，图书、仪器也很贫乏、简陋，很多仪器是教师们自己动手，用土法子做成的。这样一所白手起家的高校，不仅社会上有人怀疑它能否办好，入学的新生也有不少人觉得“脸上无光”。很多学生在学校戴校牌，出校门就悄悄摘下来。虽然办学条件很简陋，但这批年轻的创业者们坚信学校能够办好。他们都是各中学舍不得放走的拔尖人才，大多数出身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名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东风楼里两个文史专业的教师尤其朝气蓬勃，他们明白学问本无捷径可走，当他们站在四楼北望不远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时，觉得无需仰视。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教师中，后来走出了不少著名的学者。
历史科的情况和学院的整体状况类似，当时只有一名副教授，七名讲师和三四名助教。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大部分人吃、住都在学校，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各自回宿舍休息。图书资料也很缺乏，教师们上课往往到家里藏书比较丰富的成庆华老师那里去借。齐世荣当时任历史科副主任，没有秘书等办事人员，也没有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些职务都由他和科主任戚国淦兼任。1955年历史系建立后，他又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属于“双肩挑”的干部。在这样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齐世荣基本做到了“两不误”，还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并在1958年-1959年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由于学问扎实，课又上得好，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齐世荣和另外三位教师被称为历史系的“四大台柱”，受到系主任的特别重视。
齐世荣晚年曾说，时光如果可以倒流，他最想回到的就是1954年，与当年的老友重新聚首。当年，这批年轻教师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谋划历史系的发展，团结协作的氛围特别好。齐世荣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从历史科建立之初就长期担任系领导的他，尤其注意团结同志，建立科研团队，培养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仅是台柱子，更是领航人。在历史系积累的成功管理经验，为他日后担任院长和校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在担任校长期间，以极大的魄力推动科学研究，奖励优秀成果，培养教学骨干，推进学科建设，大大提高了首都师范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水平。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国争光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外交流日趋活跃。此时，齐世荣已从讲师直升为教授，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齐世荣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改革开放为从事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他，创造了较为优越的科研环境，让他焕发了学术的青春。
齐世荣是一个眼光很远大、视野很开阔的人。早在历史系建立之初，他和当时的系领导们就确立了一致的办系理念，即教学和科研应当并重。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随时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改革开放后，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同时选定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英国史（以都铎王朝为重点）、国际关系史（以20世纪为重点）为科研的重点方向。齐世荣本人就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尤侧重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他治学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理论和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首先，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能够写出真正有创建的文章。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坚持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他在指导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时，强调不仅要注意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方面，而且要注意研究其经济与文化方面，并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同时，他还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第一手史料的运用方面，齐世荣是当时国内世界史学界少有的、最先运用国外档案材料的几个人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逐渐解冻，获取国外历史文献的渠道慢慢打开。当时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齐世荣，就积极向校领导申请经费，购买国外历史著作和文献资料。注重一手史料的运用，是齐世荣史学研究的鲜明特点，也成了首都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首师大）世界史学科立足和发展的根本。如今，首师大世界史学科，位列国内六家世界史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研究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这与齐世荣奠定的理论与史料并重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1989年，齐世荣担任北京师范学院院长后，他又积极推动学校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希望通过中外学术交流，开拓师生们的眼界，掌握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
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普遍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时至今日，西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仍以欧洲战场为主，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略过不提。因此，中国史学家对阐明这一重大问题，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1985年，齐世荣在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向大会提交了《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这篇文章，充分利用战后出版的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考察，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推迟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形成，避免苏联两线作战，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在太平洋战场牵制日本百万大军等方面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对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和各主要交战国战略部署的深远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齐世荣在大会上的报告，获得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他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展现了齐世荣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鲜明的研究风格，而且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采，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也为国家争了光。
为中央政治局讲历史课
2012年，齐世荣在与参加“国培计划”的中学历史骨干教师座谈时曾说，能成为一名历史老师是他一生最高兴的事情。从1949年进入北京育英中学任历史和政治教员算起，齐世荣从事教育事业60余年，最早的学生也已80多岁了，可谓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都成了所处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多次在路上偶遇早年教过的学生，这些五十多年前的学生见到他时，仍能想起当年课堂上齐老师为他们讲法国大革命、讲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生动情形。这让齐世荣感到十分欣慰和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五十多年前给学生们讲的历史，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
常常会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齐世荣认为，历史是将过去、现在、未来串联起来的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现实中蕴含着历史，历史也昭示了未来，每个人都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他曾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历史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如果有人要请你到某饭馆吃饭，你往往会问那个饭馆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吃过几次还不错，吃过几次这就是历史”。对于社会上出现的“重理轻文”的风气，齐世荣曾特别撰文《认真地读一点历史》，指出看待历史的作用，不能着眼于“立竿见影”，而要更深远、更广泛地理解，希望不论干哪一行工作的，都认真地读一点历史。
齐世荣一直特别注意学习和研究世界史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作用。他曾在《求是》等杂志上发表《学习世界史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文章，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希望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规避西方发达国家失败的做法。1997年，他曾经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2003年，齐世荣再次应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课，题目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次讲课的内容反映在他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中。他还参与主编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等著作。齐世荣思考的问题，已经走出了校园，直面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关心国家命运，竭力奉献自己绵薄之力的传统与风骨。
该罢休时不罢休
“该罢休时不罢休”，是臧克家先生写给白寿彝先生一首诗里的一句话。2009年，83岁的齐世荣曾撰写《学习白先生“该罢休时不罢休”的精神》一文，表示要向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学习。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齐世荣晚年坚持每天看书，虽然精力不济，但仍笔耕不辍。2010年，84岁的他发表了《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一文，此后《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等文章相继发表，平均一年一篇。2014年，辑录这些文章的《史料五讲》一书问世。这些文章展示了齐世荣在史学理论和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功底，是他几十年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史學理论教学的经验总结与升华。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专家的高度好评。
齐世荣生前始终挂念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世界史教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他与吴于廑合编的六卷本 《世界史》，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国大多数高校至今仍采用的教材，影响至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又用了30多年的时间多方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世界历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和《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为学科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性的资源库。与此同时，齐世荣在去世前，一直担任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教育部编初中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教材的编写工作繁杂，需要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但齐世荣一丝不苟，事必躬亲，逐字逐句地阅读和修订教材书稿。
直到2015年下半年，齐世荣仍陆续让历史学院的教师帮他在图书馆借书，所借书目既有世界史的，也有中国近现代史的。据他女儿回忆，他在病发前还在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看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的清样，病重入院后也经常要他的书稿。齐世荣去世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读史见微录》的未完稿，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充满趣味但又很有启发意义。2016年，人民出版社再版《史料五讲》时，将他的这些最后的文字收录了进去，这是对他“该罢休时不罢休”精神的最好纪念。
“将相无种，事在人为”，是齐世荣在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对学校创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总结。这更是他个人长期治学、管理的经验总结，相对于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来说尤为贴切。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今天在国内位居前列，与齐世荣等奠基前辈的这种自信和努力进取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事业的开拓者，也是灵魂的塑造者。这种开创事业的精神，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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