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网上新闻，近年来不少高校师生、校友都在县域学校捐建了书屋。清华大学2010年在广西横县建立了清华书屋。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校友会在云南景东县一中捐建了“浙江大学求是书屋”。2011年以来南开大学师生在甘肃灵台、湖南龙山、山西繁峙等县的学校捐建了“南开书屋”，地方南开校友会也在跟进，预计几年内会建到一百个。
　　高校师生校友捐建书屋，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有助于当地教育发展，也有助于在当地宣传该高校，建立美誉度，以后该高校师生、校友无论是开展公益活动还是作社会实践、学术调查都可以以此书屋为依托（据网上资料，有些书屋也正是这样做的）。不过结合南开大学的实际情况，个人以为这样的书屋也可以根据学校的“公能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命名为“公能书屋”。（据张伯苓先生的解释，“公能校训”的“公”指“爱国爱群之公德”，“能”指“服务社会之能力”。）“公能书屋”和“南开书屋”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其命名可能更值得推广。
　　首先，“南开”是个教育实体，“公能”是教育理念，两者一实一虚。正因为“南开”较实，命名除宣传该校以外，其他外延内涵可能不太多。命名“南开”标示了南开人捐书的具体善举，却未必能让受捐学校师生对南开大学产生全面的认同。即以高考报考而言，南开大学是一流高校但并非最顶尖，恐怕最出色的毕业生还是会以清华、北大等为首选。对南开会有好感，但未必会影响他们报考。
　　其次，命名“南开书屋”，主要为宣传南开大学，在受捐学校师生心里，可能感觉这是在宣传“你”，是“你”的事，和“我”的教育、成长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再次，命名“南开”也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果以后开展社会性的公益及社会实践活动，其他高校的师生、校友也就不是很方便参与。
　　最后，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考虑，高校或校友团体在县域学校捐建书屋，以后会越来越常见，南开书屋的新闻效应会递减。
　　命名“公能”，立意和命名“南开”就有区别了。重点不在宣传南开大学，而在传播“公能校训”所承载的“公能”教育思想。以“公能”命名，产生的客观效果也会有很大不同。
　　首先，公能教育思想是虚的，具有丰富的外延内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可认同度。“公能”教育思想渊源于张伯苓先生和老南开的独立创造，特色非常鲜明，在近代教育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民国时期的南开学校由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南开大学等系列学校组成，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和其他任何一所著名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公能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民国时期整个南开学校办学的成就以及杰出校友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恐怕也超过今天南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和认可度。是以命名“公能书屋”，传递公能教育理念，比仅仅传递南开大学的知名度也许更加实际。受捐学校的学生未必将来都想做南开校友，但恐怕很少人不会愿意做一个“公能兼备”的人，不愿意以严修、张伯苓、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钱思亮、陈省身、朱光亚等南开先贤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
　　其次，正因为“公能书屋”意在传播教育理念，和师生的个人发展是关联的。命名“公能书屋”，当然要解释公能教育思想的内涵，如爱国、敬业、乐群、提倡体育美育、培养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团体建设、鼓励创新等，而借鉴公能教育思想，对当下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正如南开校友、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先生指出的，“‘公能’实际是全面素质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张伯苓的解释全面反映了素质教育的要求。”特别难得的是，“公能校训不是单纯的理论，它有一套把理念用于教学实践的训练方式和训练计划，……把培养学生公能品质贯彻于整个学校生活之中。”（黄楠森语）公能教育思想适用于个人修养、课程讲授、第二课堂、社团组织、行政后勤、校园建设、对外交流、校友活动开展等方方面面，张伯苓时代南开中学部办学尤其出色，也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能给今天的基础教育提供全方位的启示。这些方法和经验为受捐学校所了解，未必不会被他们采纳、践行。如果許多学校都能践行公能教育，那么这些学校就可以视为不挂名的南开学校。
　　再次，“公能书屋”的命名没有排他性。公能教育旨在“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张伯苓语），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 “服务社会之能力”，其核心价值观是任何学校都是可以认同的。公能教育理念，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也借鉴了近代西方的教育理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推广价值，远不仅属于南开系列学校。其他高校及校友未必会特别认同南开大学，但很可能认同公能教育理念。公能思想强调社会合作，其他高校师生、校友在“公能书屋”开展公益和社会实践活动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他高校及校友捐建书屋，只要认同公能思想，当然都可叫公能书屋。
　　最后，在新闻效应上，以校训命名书屋的做法还不多见，“公能书屋”的传播效应也应较“南开书屋”为佳。
　　命名“公能”，没有“南开”字样，会不会影响对南开的宣传呢？肯定不会。因为 “公能”教育思想是张伯苓先生和南开学校的原创，提到公能必然想到南开。
　　以校训命名书屋其实已有先例，如以上所列浙江大学求是书屋，“求是”就是浙大的校训。但南开人以“公能”命名书屋，比较其他高校还特有优势。因为南开校训并非象其他许多校训那样直接取自古籍，而是张伯苓先生和南开的原创。比如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是湖北自强学堂，现有校训前两个字也是“自强”，捐建书屋或可称“自强书屋”，但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校训都有“自强不息”字样，“自强精神”非武大所独有。类似地，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天津大学校训是“实事求是”，“求是精神”也非某一校所专有。故他们以校训命名书屋先天条件都不如南开。
　　命名“公能书屋”，实际上为书屋的未来发展划定了更高的标准。命名“公能书屋”，必然要求超越慈善捐赠，做成深度的教育项目、文化项目，表现出南开人善于组织团体、能深入基层一线、善于开展社会合作的“公”的素养，学术、智慧和公益专业技能层面的“能”的素养，以及“日新月异”的创新能力。既称公能书屋，对藏书的品质也自然提出了较高较特殊的要求。阐释公能思想、介绍南开校史及代表性人物的书籍肯定是要有的，其他书籍也应有助于提升学生“公”与“能”的具体素养。公能教育思想是重实践的，根据公、能的精神，书屋未来可以组织很多的课外活动和兴趣团体。
　　已经建设的这些“南开书屋”，命名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全国一百个“南开书屋”，也绝不算多。未来“南开书屋”与“公能书屋”并行不悖，应是较为理想的。其实不仅中小学可以建“公能书屋”，企业事业单位、义工团体等，不也都可以建“公能书屋”吗？公能思想、公能精神广为传播，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作者简介：叔孙仲通， 1975年出生，男，湖北武汉人，民间公益研究者，科教扶贫网管理员。自2006年起在秦巴山区、汉水流域从事公益活动，所涉项目包括助学助贫、文化遗产保护、农家书屋建设等，曾策划2007年鄂陕助学志愿者“三千里汉江行”活动。近年致力于现代公益理念和公益发展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