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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述经”和“叙理”是刘勰论体观的两个重要方面。“述经”不能离开“叙理”单独存在；“叙理”立论须依据包括“述经”在内的各种学说。另外，观点新颖、论证周密的论文能够得到刘勰的高度评价。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依傍儒家学说立论，说理缜密，富有创见性，因此颇受刘勰好评。
关键词： 论体观 述经 叙理 《声无哀乐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这一写作原则。他对“论”体的阐述基本上也是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的。《论说》发端提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的概念，而后却对“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文大为赞赏，称为“论之英也”。前后看似不一，如若仔细分析，则矛盾迎刃而解。结合嵇康《声无哀乐论》，以此深入探究刘勰的评价准确与否，对把握刘勰的论体观亦至关重要。
一、论体观含义初探
《论说》开篇指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圣人的常训叫做经，阐述经义述说道理叫做论。刘勰认为“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述经”，解释儒家的经典著作；一是“叙理”，述说“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的道理。他分“论”体为八类：“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盖传注与叙引为述经，议说与赞评为叙理。刘勰对“论”体的阐述比前人或同代人都高出一筹。莫恒全曾在《刘勰论说文理论述略》中指出：“曹丕曾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典论·论文》）的见解，但只是一鳞半爪；陆机也提出‘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以谲狂’（《文赋》）的论断，但并非论述的重点；挚虞《文章流别论》较系统地考察了文体源流、类别，但举古衡今、黜今扬古，‘精而少功’（《序志》）；萧统《文选》专列‘论’为一类，但排除诸子，而且过分着眼于文章形式的歧异，把史论和论分开，显得繁琐。相比之下，刘勰较准确地看到论说文的最初形态，能抓住论说文体具有‘一揆宗论’的共同特点，又能看到论说文‘条流多品’的现象极为可贵。”[2]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伦，条理。论文有条有理，则在解释儒家经典时，圣人的原意就不会丢失。此处的“圣”和“经”是否专指儒家圣人和儒家经典，笔者基于以下考虑给出肯定回答：首先，刘勰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盖因为他“原道”、“宗经”、“征圣”的指导思想所为的结果，但可略窥其对“论”的重视，攀经接圣的目的是突出“论”体的高贵血缘传统和重要地位。其次，刘勰认为“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艺，指经典。汉人称六经为六艺。《史记·孔子世家》曰：“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汉宣帝在石渠阁诏诸儒生讨论五经异同；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大臣诸儒讲论经典，阐述圣人的思想，贯通经书的道理。因《乐》不存，所以他们仅讨论五经异同。刘勰强调作文以六经为宗主，故以石渠、白虎讲论五经之论文为正体。再次，《宗经》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不仅指出“论”体的源头，而且说明“论”与儒家经典的密切关系。“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3]刘勰所谓“宗经”，则是以儒家之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宗。同时，刘勰也认识到，“论”并不是纯粹的述经，它离不开叙理。例如，《议奏》和《白虎通》是以儒家思想立论来说明道理，且被刘勰认为是论的正宗体质。如若离开叙理，则就不叫做“论”。但“论”的支流并不是每条都能和其等同。如若等同，刘勰则不会在“论文叙笔”中再分别设《赞颂》、《史传》和《议对》。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中指出：“这八个名目中，议、传、赞等自然与《议对》、《史传》、《颂赞》等有横向联系。”[4]原因在于，只有叙理的赞、传和议，才是刘勰所谓的“论”。
二、论体观在《声无哀乐论》中的体现和具体实践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者。”论，就是综合概括各种有关的言论见解，精密地研究某一道理。如研究某一问题，若单是依傍某种说法立论，则得出的观点必定片面，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故须先搜集这一问题的各种说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成为“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基于这样的考虑，刘勰反对“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赞成“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滞有者”和“贵无者”皆偏执一词，不如佛家教义那么全面，故不可能“弥纶群言”，得出的结论会有所偏颇。另外，刘勰对叙理尤为看重。始而说“述经叙理曰论”；继而说“论”必“研精一理”、“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论如析薪，贵能颇理”、“必使心与理合”；终则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诸子》曰：“适辨一理为论。”范文澜先生对刘勰重视“叙理”这一特征颇有深刻认识，他在《文心雕龙注》中说道：“彦和此篇，分论为二类；一为述经，传注之属；二为叙理，议说之属。八名虽区，总要则二。二者之中，又侧重叙理一边，所谓‘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5]总之，“理”是论的支柱。失去“理”，论就无从谈起。刘勰认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先秦各学派的著作多是深入研究哲理，表达志趣的。故此处的“理”，不仅仅限于以儒家学说立论，而是各家学说均可立论，只要弥纶群言，言之成理即可。但刘勰并不满足于此，他对优秀的论文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不但要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更重要的是不因袭前人，富于创见，笔力锋锐，立论精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对刘勰这一论体观的最好阐释。
“叙理”可以依据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各家思想立论，那么，刘勰为何单单强调述经叙理？当然，这与《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的指导思想相关。但纵观《论说》发现，刘勰名为复古实为革新。如若死板地依经宗圣，则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就不会赢得“论之英”的评价。另外，《论说》谈到傅嘏的循名责实，王粲的《去伐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其中，循名责实属于玄学思潮；《去伐论》要除去自夸，属于儒家的理论；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属于道家的说法。这些论文同样得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殊荣。可以认为，刘勰虽然依傍儒家学说立论，但同时他也认为诸子学说也是入道见志的，也可以进行立论，并不一味地苛求，只要言之成理，富有独创性，就可以称得上杰作。实际上，“叙理”侧重于从论者自身的内部需要出发立论，而“述经”则侧重于从社会的外部需要出发立论。但两者并不分离抑或对立。下面结合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深入分析，以企充实和完善刘勰的论体观。 《声无哀乐论》未依儒家学说立论，是嵇康富有独创性的一篇音乐著作。此论的创新之处主要是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传统的音乐立论大异其趣，故有必要对先秦到汉魏的传统儒家乐论进行梳理。童强《嵇康评传》中如是说，《乐记》讨论声、音、乐三者的区别，又着重论述礼乐关系及音乐的社会功能，以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其中“礼乐刑政”在于“同民心而出治道”的观点始终影响着后代。《荀子》第二十篇为《乐论》，其文字与《乐记》多有类同，其思想大体不出此范围。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也有不少篇幅讨论音乐，其基本的原则与《乐记》一致，正如清代学者所说“论音则引《乐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汉代《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等都不同程度谈到音乐及音乐与政教风俗的关系，总体上都继承了《乐记》的传统。《声无哀乐论》以独立的创见和精密的立论打破了此传统[6]。
《声无哀乐论》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问八答，着重讨论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和音乐的功能等三个问题，展现了嵇康与众不同的音乐观，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音乐理论。嵇康立论未依附于儒家学说，这一点符合刘勰的论体观；依从自己的内心提出新颖的观点，符合刘勰所谓的“师心谴论”。论文开端，秦客发问，“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针对这一连串发问，东野主人一一予以批驳。东野主人认为，声音是一种绝对的客体存在，就像气味一样，它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作出任何变化，不会因为人的爱憎而改变本质；由于殊方异俗，在此处，歌唱代表快乐，而在另一处，歌唱却代表悲伤，同是歌唱，却代表不同的内容，说明声音并没有确定的感情色彩；声无哀乐，但是悲哀的心灵却有主导，这种悲哀的感情是因为本来蕴藏在心里，所以遇到和谐的乐声被诱发出来，而音乐本身是没有哀乐的。东野主人从这三个方面对“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7]的传统音乐观念予以反驳。对于秦客所说的“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东野主人认为，孔子听《韶》乐，惊讶它与道德的一致，而不是因为通过声音了解虞舜的高尚才发出赞叹；对于“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他反驳，是因为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观摩礼仪，而不是仅仅靠听音乐；对于“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他批判说，风俗的流变反映政教的得失，所以在政治腐败时期，史官内心凄惨，吟咏出悲哀的音乐，用以讽喻他的国君，所以亡国之音悲哀忧思。论文中的秦客为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言者，东野主人的反驳实际反映了嵇康的乐论思想。嵇康所设的一问一答，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基本上确立了嵇康所谓声乐的本质，也是《声无哀乐论》所要论述的“理”，即声乐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声与心，实为二物，不相经纬。在之后的几次驳难中，嵇康多次强调“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的观点。且不说嵇康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它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儒家音乐学说，是嵇康依着自己的内心所发表的独立见解。从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嵇康论文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反驳相当有针对性。故刘勰给予该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之英也”的高度评价。另外，刘勰对嵇康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他在《才略》篇中说：“嵇康师心以谴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这种评价是从嵇康作论角度出发的，可见，刘勰对嵇康论文相当看重。
三、结语
从理论上讲，“述经”和“叙理”是刘勰论体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刘勰虽然宗经，但主张文章立论应多样化，不必局限于儒家学说。这是刘勰的进步之处，于复古中求得革新。比较而言，刘勰更偏重“叙理”方面，对于具有“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特色的论文尤为欣赏。刘勰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就具有这一特色，与其论体观切实吻合。舍弃“叙理”单论“述经”，论不成论；舍弃“述经”虽然还能依据其他学说立论，但不是刘勰本义。他认为石渠白虎论艺乃论之正体，但同时他不反对依据它说立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名为复古，实求革新。他还强调叙理为论文的重中之重，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并提出优秀论文的标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对《声无哀乐论》给出了比较切实的评价。对《声无哀乐论》的细致分析，从作品诠释角度再次充实了刘勰的论体观。
参考文献：
[1][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5，18.
[2]莫恒全.刘勰论说文理论述略[J].学术论坛，1988，4（62/66）.
[4]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78.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30.
[6]童强.嵇康评传（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1.
[7]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96.
关键词： 论体观 述经 叙理 《声无哀乐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这一写作原则。他对“论”体的阐述基本上也是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的。《论说》发端提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的概念，而后却对“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文大为赞赏，称为“论之英也”。前后看似不一，如若仔细分析，则矛盾迎刃而解。结合嵇康《声无哀乐论》，以此深入探究刘勰的评价准确与否，对把握刘勰的论体观亦至关重要。
一、论体观含义初探
《论说》开篇指出“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圣人的常训叫做经，阐述经义述说道理叫做论。刘勰认为“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述经”，解释儒家的经典著作；一是“叙理”，述说“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的道理。他分“论”体为八类：“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盖传注与叙引为述经，议说与赞评为叙理。刘勰对“论”体的阐述比前人或同代人都高出一筹。莫恒全曾在《刘勰论说文理论述略》中指出：“曹丕曾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典论·论文》）的见解，但只是一鳞半爪；陆机也提出‘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以谲狂’（《文赋》）的论断，但并非论述的重点；挚虞《文章流别论》较系统地考察了文体源流、类别，但举古衡今、黜今扬古，‘精而少功’（《序志》）；萧统《文选》专列‘论’为一类，但排除诸子，而且过分着眼于文章形式的歧异，把史论和论分开，显得繁琐。相比之下，刘勰较准确地看到论说文的最初形态，能抓住论说文体具有‘一揆宗论’的共同特点，又能看到论说文‘条流多品’的现象极为可贵。”[2]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伦，条理。论文有条有理，则在解释儒家经典时，圣人的原意就不会丢失。此处的“圣”和“经”是否专指儒家圣人和儒家经典，笔者基于以下考虑给出肯定回答：首先，刘勰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盖因为他“原道”、“宗经”、“征圣”的指导思想所为的结果，但可略窥其对“论”的重视，攀经接圣的目的是突出“论”体的高贵血缘传统和重要地位。其次，刘勰认为“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艺，指经典。汉人称六经为六艺。《史记·孔子世家》曰：“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汉宣帝在石渠阁诏诸儒生讨论五经异同；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大臣诸儒讲论经典，阐述圣人的思想，贯通经书的道理。因《乐》不存，所以他们仅讨论五经异同。刘勰强调作文以六经为宗主，故以石渠、白虎讲论五经之论文为正体。再次，《宗经》曰：“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不仅指出“论”体的源头，而且说明“论”与儒家经典的密切关系。“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3]刘勰所谓“宗经”，则是以儒家之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宗。同时，刘勰也认识到，“论”并不是纯粹的述经，它离不开叙理。例如，《议奏》和《白虎通》是以儒家思想立论来说明道理，且被刘勰认为是论的正宗体质。如若离开叙理，则就不叫做“论”。但“论”的支流并不是每条都能和其等同。如若等同，刘勰则不会在“论文叙笔”中再分别设《赞颂》、《史传》和《议对》。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中指出：“这八个名目中，议、传、赞等自然与《议对》、《史传》、《颂赞》等有横向联系。”[4]原因在于，只有叙理的赞、传和议，才是刘勰所谓的“论”。
二、论体观在《声无哀乐论》中的体现和具体实践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者。”论，就是综合概括各种有关的言论见解，精密地研究某一道理。如研究某一问题，若单是依傍某种说法立论，则得出的观点必定片面，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故须先搜集这一问题的各种说法，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成为“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基于这样的考虑，刘勰反对“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赞成“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滞有者”和“贵无者”皆偏执一词，不如佛家教义那么全面，故不可能“弥纶群言”，得出的结论会有所偏颇。另外，刘勰对叙理尤为看重。始而说“述经叙理曰论”；继而说“论”必“研精一理”、“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论如析薪，贵能颇理”、“必使心与理合”；终则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诸子》曰：“适辨一理为论。”范文澜先生对刘勰重视“叙理”这一特征颇有深刻认识，他在《文心雕龙注》中说道：“彦和此篇，分论为二类；一为述经，传注之属；二为叙理，议说之属。八名虽区，总要则二。二者之中，又侧重叙理一边，所谓‘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5]总之，“理”是论的支柱。失去“理”，论就无从谈起。刘勰认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先秦各学派的著作多是深入研究哲理，表达志趣的。故此处的“理”，不仅仅限于以儒家学说立论，而是各家学说均可立论，只要弥纶群言，言之成理即可。但刘勰并不满足于此，他对优秀的论文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不但要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更重要的是不因袭前人，富于创见，笔力锋锐，立论精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对刘勰这一论体观的最好阐释。
“叙理”可以依据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各家思想立论，那么，刘勰为何单单强调述经叙理？当然，这与《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的指导思想相关。但纵观《论说》发现，刘勰名为复古实为革新。如若死板地依经宗圣，则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就不会赢得“论之英”的评价。另外，《论说》谈到傅嘏的循名责实，王粲的《去伐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其中，循名责实属于玄学思潮；《去伐论》要除去自夸，属于儒家的理论；何晏的《无为论》、《无名论》属于道家的说法。这些论文同样得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殊荣。可以认为，刘勰虽然依傍儒家学说立论，但同时他也认为诸子学说也是入道见志的，也可以进行立论，并不一味地苛求，只要言之成理，富有独创性，就可以称得上杰作。实际上，“叙理”侧重于从论者自身的内部需要出发立论，而“述经”则侧重于从社会的外部需要出发立论。但两者并不分离抑或对立。下面结合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深入分析，以企充实和完善刘勰的论体观。 《声无哀乐论》未依儒家学说立论，是嵇康富有独创性的一篇音乐著作。此论的创新之处主要是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传统的音乐立论大异其趣，故有必要对先秦到汉魏的传统儒家乐论进行梳理。童强《嵇康评传》中如是说，《乐记》讨论声、音、乐三者的区别，又着重论述礼乐关系及音乐的社会功能，以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其中“礼乐刑政”在于“同民心而出治道”的观点始终影响着后代。《荀子》第二十篇为《乐论》，其文字与《乐记》多有类同，其思想大体不出此范围。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也有不少篇幅讨论音乐，其基本的原则与《乐记》一致，正如清代学者所说“论音则引《乐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汉代《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等都不同程度谈到音乐及音乐与政教风俗的关系，总体上都继承了《乐记》的传统。《声无哀乐论》以独立的创见和精密的立论打破了此传统[6]。
《声无哀乐论》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的八问八答，着重讨论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和音乐的功能等三个问题，展现了嵇康与众不同的音乐观，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音乐理论。嵇康立论未依附于儒家学说，这一点符合刘勰的论体观；依从自己的内心提出新颖的观点，符合刘勰所谓的“师心谴论”。论文开端，秦客发问，“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针对这一连串发问，东野主人一一予以批驳。东野主人认为，声音是一种绝对的客体存在，就像气味一样，它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作出任何变化，不会因为人的爱憎而改变本质；由于殊方异俗，在此处，歌唱代表快乐，而在另一处，歌唱却代表悲伤，同是歌唱，却代表不同的内容，说明声音并没有确定的感情色彩；声无哀乐，但是悲哀的心灵却有主导，这种悲哀的感情是因为本来蕴藏在心里，所以遇到和谐的乐声被诱发出来，而音乐本身是没有哀乐的。东野主人从这三个方面对“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7]的传统音乐观念予以反驳。对于秦客所说的“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东野主人认为，孔子听《韶》乐，惊讶它与道德的一致，而不是因为通过声音了解虞舜的高尚才发出赞叹；对于“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他反驳，是因为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观摩礼仪，而不是仅仅靠听音乐；对于“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他批判说，风俗的流变反映政教的得失，所以在政治腐败时期，史官内心凄惨，吟咏出悲哀的音乐，用以讽喻他的国君，所以亡国之音悲哀忧思。论文中的秦客为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言者，东野主人的反驳实际反映了嵇康的乐论思想。嵇康所设的一问一答，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基本上确立了嵇康所谓声乐的本质，也是《声无哀乐论》所要论述的“理”，即声乐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声与心，实为二物，不相经纬。在之后的几次驳难中，嵇康多次强调“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的观点。且不说嵇康观点的正确与否，但它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儒家音乐学说，是嵇康依着自己的内心所发表的独立见解。从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嵇康论文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反驳相当有针对性。故刘勰给予该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之英也”的高度评价。另外，刘勰对嵇康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他在《才略》篇中说：“嵇康师心以谴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这种评价是从嵇康作论角度出发的，可见，刘勰对嵇康论文相当看重。
三、结语
从理论上讲，“述经”和“叙理”是刘勰论体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刘勰虽然宗经，但主张文章立论应多样化，不必局限于儒家学说。这是刘勰的进步之处，于复古中求得革新。比较而言，刘勰更偏重“叙理”方面，对于具有“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特色的论文尤为欣赏。刘勰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就具有这一特色，与其论体观切实吻合。舍弃“叙理”单论“述经”，论不成论；舍弃“述经”虽然还能依据其他学说立论，但不是刘勰本义。他认为石渠白虎论艺乃论之正体，但同时他不反对依据它说立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名为复古，实求革新。他还强调叙理为论文的重中之重，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并提出优秀论文的标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对《声无哀乐论》给出了比较切实的评价。对《声无哀乐论》的细致分析，从作品诠释角度再次充实了刘勰的论体观。
参考文献：
[1][3]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5，18.
[2]莫恒全.刘勰论说文理论述略[J].学术论坛，1988，4（62/66）.
[4]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78.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30.
[6]童强.嵇康评传（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1.
[7]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