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骗了。
　　早晨10点的时候，她急急忙忙地回来拿钱包。父亲问她做什么，她说：“你别管。”直到午饭时刻，她还没有回来。我们边吃边等。终于，母亲神情恍惚地回来了，进门的第一句话是：“总算到家了。”
　　原來，母亲早晨锻炼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中年妇女，相谈甚欢时，来了另外一个中年妇女，自称会看相，说我家最近有血光之灾。母亲吓坏了，请她指点。她便说自己道行不够，要找师傅。母亲回家拿钱，被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的人，否则就不灵。结果，她们把母亲用车拉到附近的一个小区，一人拿走她的钱与戒指，去跟“师傅”商量，一人陪她在楼下等。不久，陪等的人借故走了，母亲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受了骗。
　　父亲报了警。下午，我去上班，父亲赌气要去医院看病，母亲只好一个人去派出所做笔录。让胆小怕事的母亲一个人面对陌生人，回顾那场梦魇般的骗局，我很不安心。勉强坚持到下午4点，再也坐不住，请假回去看母亲。
　　下了公交车，急匆匆地往家赶。却看到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身边同行的是一个陌生人。我好奇，便悄悄地跟在她们后面。
　　“您一看就是好福气，有儿有女……”
　　“我的大儿子在山东，二儿子在四川……”
　　母亲说话很慢，带着一点东北口音。谈起自己的儿女，总是一脸自豪。
　　到了家门口，母亲与陌生人道别。我走上去，叫了一声“妈”。本想问她做笔录的情况，一出口却是“刚才那人是谁”。母亲说：“半路碰上的，不认识。”我听了便有些生气，责怪她不吸取教训，早晨刚被骗，下午又跟不知底细的人说家里的事。
　　“听口音，是北方人，人挺好的。”母亲小声说。
　　“北方人就没骗子？以后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有话回家说。”或许我的语气过于严厉，母亲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父母退休后便双双来到武汉。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湖北人。在武汉生活，对于父亲来说是叶落归根，对于母亲来说则是嫁鸡随鸡。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听不懂武汉话，也受不了武汉的气候以及老太太们的彪悍与火爆。她在小区里认识的极其有限的几个朋友，都是外地人，老实、木讷，与她一样，在一群本地老太太中间，属于弱势群体。
　　被骗这件事，让母亲几个星期都没睡好觉。我一再告诉她，骗子的同伙一定早就摸清了我家的情况，所以才会“神机妙算”，让她深信不疑。母亲很不喜欢我的说法，在她看来，每一个主动与她说话的人都是好人。
　　“那个小张，不笑不说话。那个做安利的，从没逼我买东西，倒是总教我保健知识。还有水果店的小王，是我们老乡……”母亲说得委屈。父亲却不耐烦地打断她，说：“你怎么就有那么多话要说？”
　　与母亲相比，父亲的性格开朗得多，并且爱好广泛，在小区里有棋友、麻将友、钓鱼友。我曾经建议母亲去跟小区的老太太一起跳健身操或扇子舞，母亲不愿意。母亲一生操持家务，除了看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几乎没有任何爱好。有一次，我问她最喜欢干什么，她想了半天，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不是你喜欢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年轻的时候，喜欢干的事情没机会干，老了，什么也不想干了。”
　　两个月后，公安局打来电话。说在附近抓了一伙骗子，让母亲去认人。
　　被抓住的正是骗母亲的那伙人。可从公安局回来，母亲却一点儿也不高兴。她默默地去厨房准备晚饭，轻手轻脚地洗菜炒菜，仿佛犯了大错似的躲着我们。父亲悄悄告诉我，诈骗团伙里有一个人是经常与母亲一起，在健身器材处锻炼身体的“老朋友”。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惯常的诈骗伎俩，被骗金额不大，何况破了案并找回了一部分钱。母亲却因此而一下子变得苍老起来。父亲说：“她是心里有火，一直没咽下这口气。我却觉得母亲似乎不是这么小心眼儿的人，难道人年纪越大越经不起事？
　　转眼秋天到了，这是武汉最好的季节。母亲却极少出门，连晨炼都放弃了。早晨，她忙完一家人的早餐便坐在桌前，边看我吃早点，边与我说话。母亲喜欢说过去的事，而那些事情，身为女儿的我已经听过多次。偏偏早餐时间又短，我宁愿安静吃点东西，想想当天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对于母亲的唠叨，有时我是不耐烦的。母亲一旦看出来，便会噤声。
　　一天，我的一份文件落在家里。回家取时，家里静悄悄的，我以为没人，却忽然听到母亲在阳台上说话。声音不似平时，倒有几分像梦呓。我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见母亲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在家乡的几个老姐妹，有些已经故去，有些也跟着儿女去了外地。“我大儿子现在在山东，二儿子在四川，你们家小安子还在上海吗？上海话难懂吧，武汉话我都听不太懂……”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窗外，偶尔飞过一两只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凑热闹。下午三四点钟，正是小区里最安静的时刻。母亲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在安静的都市一角，在没有她的朋友的城市里。
　　我终于明白一生慎重的母亲为什么会上当受骗了。孤独的人总是格外贪恋那一点关怀与温暖，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搭讪，总好过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没有回忆的街道上。
　　我悄悄离开，眼晴里不争气地有泪。
　　晚上，我对母亲说：“今天下班回来，有个人问我，你妈是不是回老家了，说很久没看到你，想跟你聊天。”母亲的眼睛里有光，急急地询问我那个人的长相，然后眯起眼睛，认真地听我描述。“妈，你看你，整天不出门，小区里的朋友都想你了。”我说。
　　母亲腼腆地笑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第二早晨起床，没看到母亲。父亲说她去健身器材那儿了。
　　上班的时候，我特意绕到健身器材处，远远地看到母亲一个人在转腰器上百无聊赖地转动着身体，花白的头发在晨风中似江边秋日的芦花。旁边的跑步机上，一个中年妇女在跑步。过了一会儿，中年妇女上了另外一个转腰器，在我母亲的对面。我母亲腼腆地准备走开，中年妇女忽然开口说话了。母亲折过身来，又站上了转腰器。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深秋的日光忽然变得温暖，我快步往小区门口走，再晚就赶不上班车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即使那是一个女骗子也没关系。”
　　世界上最可怕的并不是骗子，而是孤独，当我与父亲将母亲从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城连根拔起，移植到武汉这个大城市，她就成了一株没有养分的树苗。她隐忍，她认命，她努力地不留恋过去，然而，每个人都属于社会，都需要一个尽可能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让她感到自己被需要、被重视，而不仅仅是一台洗衣、做饭、带孩子的机器。
　　（摘自《城市金融报》）（责编 子衿）